尹程起 | 风雨沧桑四十载_丹心一片照汗青——读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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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钫先生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风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出身豫西名门，少年立志报国，投身辛亥革命，亲历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武昌起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他半生戎马，官至高位，却始终心怀百姓、清廉自守；他酷爱金石，倾尽家财搜集唐代墓志，建成举世闻名的千唐志斋，守护中华文脉；他晚年幡然醒悟，率部起义，走向人民，成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典范。他就是被毛泽东同志亲切称为“中原老军事家”的张钫先生。

前不久，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将领张钫先生的儿子张广平大伯委托朋友，从台湾给我捎来四本书，其中一本张钫先生亲笔撰写《风雨漫漫四十年》。

近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通读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回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著作，是先生以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的身份，对自己从1906年投身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余年间人生轨迹与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更没有虚妄的拔高，唯有朴实无华的叙述、冷静客观的反思、真挚深沉的情感，将一段风雨如晦、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徐徐展开。

通读全书，仿佛跟随先生穿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沉沦与觉醒、战乱与苦难、抗争与新生。先生以个人命运映照国家命运，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真相，字里行间既有对家国苍生的悲悯，对革命初心的坚守，对历史得失的反思，更有对光明道路的追寻与抉择。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一部珍贵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鲜活的近代史料、一部厚重的人生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精神价值。掩卷长思，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遂作此札记，以记所思所感。

一、少年立壮志热血赴国难：辛亥革命浪潮中的觉醒与担当

张钫先生生于1886年，河南新安铁门镇人，字伯英，号友石。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末世。西方列强入侵，清廷腐朽无能，割地赔款，百姓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少年时代的张钫，虽家境尚可，却早已在耳闻目睹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与民族的屈辱，心中早早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风雨漫漫四十年》开篇，先生便以平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求学经历。他自幼聪慧，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随着新学兴起，转入新式学堂读书。在读书过程中，他广泛接触新思想、新知识，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反对帝制、倡导共和的书籍报刊，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坚定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先生在书中写道，彼时的中国，“如久病之躯，沉疴难起，非大破大立，无以救亡图存”，这正是一代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

1907年，张钫毅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这一选择，奠定了他一生戎马生涯的起点。在当时，投笔从戎、学习军事，是无数热血青年救国的直接路径。保定军校作为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汇聚了大批有志之士。在校期间，张钫不仅刻苦学习军事理论与作战技能，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河南、陕西一带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他利用学生身份，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为日后武装起义积蓄力量。

先生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与秘密活动。彼时的清廷，已是强弩之末，各地革命起义此起彼伏，武昌起义更是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燎原之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钫受同盟会指示，在陕西西安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他联络新军、会党、进步学生，于10月22日发动西安起义，一举光复西安城，打响了北方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士气。

起义成功后，张钫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率部出潼关，与清军主力展开激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以劣势兵力牵制数万清军，有效减轻了武昌革命军的压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段记述中，先生没有渲染自己的功绩，而是客观叙述战争的残酷、将士的英勇、百姓的支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初心的坚守。

读至此处，我深深感受到，青年张钫身上所展现出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担当。他本可以凭借家世安逸度日，却选择了最危险、最艰难的革命道路；他本可以置身事外，却毅然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这种少年壮志、热血报国的精神，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塑造了张钫的人生品格——爱国、勇敢、坚毅、担当，成为他一生不变的底色。

二、乱世守初心仁心济苍生：军阀混战岁月里的坚守与悲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并未因此走向和平与统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复辟帝制，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百姓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之中。这一段岁月，正是《风雨漫漫四十年》中篇幅最长、情感最沉、反思最深的部分，也是张钫先生人生中最艰难、最挣扎、最能体现人格光辉的阶段。

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二十余年间，中国大地战火不息，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张钫作为陕西、河南一带极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先后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战事，历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代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要职。身处乱世漩涡之中，他也曾迷茫、也曾困惑、也曾身不由己，但始终坚守着三条底线：不残害百姓、不割据称雄、不卖国求荣。

先生在书中毫不避讳地回忆了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兵连祸结，田园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所谓共和，徒有虚名，所谓统一，分崩离析。”他亲眼目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内心充满痛苦与自责。与那些横征暴敛、烧杀抢掠的军阀截然不同，张钫始终坚持“治军以仁，爱民为本”。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严禁扰民，不抢粮、不抓丁、不欺民，在当时的军队中堪称一股清流。

在主政河南期间，张钫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灾难深重的局面：匪患横行、旱灾蝗灾频发、水利失修、教育凋敝。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与财富，而是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解危难。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记述。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导致河南全省饿死百姓超过百万，逃荒者不计其数，惨绝人寰。面对饥民遍野的景象，张钫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呼吁救济，变卖家产，设立粥厂，安置流民，竭尽全力拯救百姓于水火。

他在书中写道：“身为地方长官，眼见百姓饿死道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乃我之奇耻大辱，虽万死难辞其咎！”这种发自内心的悲悯与自责，正是一位真正爱民者的真情流露。在那个高官只顾自保、发国难财的年代，张钫的仁心善举，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温暖了无数苦难百姓的心，也因此被河南父老亲切地称为“老乡长”。这一称呼，不是官职，却是百姓给予的最高荣誉。

此外，先生在乱世之中，始终重视教育与文化。他深知，国家要复兴，民族要自强，根本在教育。无论战事多么紧张，他都坚持兴办学校，保护师生，资助贫寒学子，甚至在战火中迁徙学校，保护教育火种不被熄灭。他重修古迹，整理文献，保护文物，为中原文化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读这一部分，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英雄，不是在顺境中建功立业，而是在乱世中坚守良知；真正的将领，不是攻城略地杀人无数，而是心怀苍生护佑百姓。张钫在军阀混战的浊流中，没有同流合污，没有随波逐流，始终以良知立身，以仁心行事，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守住了为官的本分，这种品格，在任何时代都弥足珍贵。

三、上马击狂胡下马护文脉：抗战烽火中的家国大义与文化坚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这是近代中国最危险、最悲壮的历史阶段，也是检验每一个中国人气节与灵魂的试金石。在《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张钫先生以沉重而坚定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与抉择，展现了一位中国军人宁死不屈、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年过半百的张钫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他历任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虽不再直接指挥一线作战，却始终奔走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组织军民抗战，筹集抗战物资，稳定后方秩序，鼓舞军民士气。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日寇入侵，亡国灭种在即，凡我中华儿女，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官民贫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与威逼利诱，张钫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当时，日军妄图利用他在中原的声望，拉拢其出任伪职，建立傀儡政权。先生断然拒绝，痛斥日寇暴行，明确宣告：“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做汉奸，绝不卖国求荣！”这种铮铮铁骨，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

抗战岁月，不仅是张钫践行军人使命的时期，更是他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关键阶段。先生一生酷爱金石书画、碑帖墓志，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便目睹洛阳邙山一带古墓被盗掘，大量唐代墓志文物流失海外，痛心不已。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他下定决心，倾尽半生财力、物力、精力，四处搜集流散的唐代墓志，运回故乡新安铁门镇。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即便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他依然没有放弃保护文物的事业。他组织工匠，开凿窑洞，将搜集到的千余方唐代墓志镶嵌于窑壁之上，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千唐志斋。这座中国唯一的唐代墓志博物馆，被誉为“石刻唐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唐代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社会风俗资料，填补了唐代历史研究的空白，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

先生在书中写道：“武力可以亡国，绝不能灭史。文化是民族之魂，只要文脉不断，中华就不会亡。”在他看来，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民族的记忆，守护文化的根脉，这种坚守，与战场上杀敌报国同样重要。上马能击狂胡，下马能护文脉，文韬武略，兼备一身，这正是“儒将”二字的最好诠释。

在抗战的记述中，先生还写下了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识。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英勇抗战，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他看到无数普通百姓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他在书中反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变之真理。”这一认识，为他日后最终选择走向人民、率部起义埋下了重要的思想伏笔。

四、迷途知返路丹心向光明：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与新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与统一。然而，国民党当局执意发动内战，再次将中国拖入战火之中。此时的张钫，已年逾花甲，历经四十年风雨沧桑，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独裁、脱离人民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

在《风雨漫漫四十年》的最后篇章，先生以极其坦诚的态度，回顾了自己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路历程与最终抉择。他写道：“抗战八年，生灵涂炭，百姓再经不起战乱。国民党内部腐败不堪，官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早已失去民心。这样的政权，注定不能长久。”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兵败如山倒。1949年，张钫受命前往四川，负责整编部队。此时，蒋介石多次命令其率部顽抗，妄图割据西南。面对历史的抉择，是负隅顽抗，还是顺应潮流、投向光明？张钫在痛苦而清醒的思考后，毅然作出了正确选择：率部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四川和平解放贡献力量。

1949年12月，张钫在成都率部通电起义，正式宣告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这一抉择，不仅避免了战火对成都百姓的摧残，保护了大量文物与城市建筑，更让他自己的人生完成了最光荣的蜕变--从一位旧军队将领，转变为一名爱国民主人士。

先生在书中深情写道：“四十余年风雨漫漫，走过弯路，历经坎坷，今日终于找到正确的道路。投向人民，投向光明，此乃我一生最正确、最光荣之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张钫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与信任。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国家建设，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他将毕生收藏的千唐志斋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让文化瑰宝真正属于人民。他晚年潜心撰写回忆录，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启迪后人。

读到此处，我深深敬佩张钫先生迷途知返、顺应潮流的大智慧与大勇气。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因执念、权势、利益而选错道路，最终被历史抛弃；而张钫却能抛开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毅然选择光明，这种清醒与勇气，远比战场上的胜利更加可贵。他的人生轨迹证明：无论走过多少弯路，只要心怀正义，心系人民，最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

五、人格昭日月家风传千古：《风雨漫漫四十年》中的精神品格与当代价值

一部好的回忆录，不仅记录历史，更塑造人格；不仅讲述故事，更传递精神。通读《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高大、立体。他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过迷茫、有过挣扎、却始终坚守良知与底线的人。他身上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穿越百年时光，依然熠熠生辉，成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张钫的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民族安危为己任。从青年投身辛亥革命，到中年抗战救国，到晚年投向光明，爱国二字，贯穿始终。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无论身居高位还是遭遇挫折，他从未改变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这种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是乱世中的护佑苍生，是危难时的坚贞不屈，是抉择时的顾全大局。

第二，心怀苍生的仁政思想。先生一生为官，始终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不贪权、不贪财、不徇私，心中装的是百姓疾苦，念的是民间冷暖。在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年代，他能做到清廉自守、赈济灾民、爱护百姓，实属难能可贵。他用一生践行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诠释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

第三，坚守道义的人格风骨。身处乱世，张钫始终坚守道德底线，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不做汉奸，不谋私利。面对利诱不动心，面对威胁不畏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格风骨，如青松般挺拔，如翠竹般高洁，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四，珍视文脉的文化自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张钫以一己之力保护千余方唐代墓志，为中华文明守住了一段珍贵历史。他深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根基。这种对文化的敬畏与守护，体现了一位中国人最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千唐志斋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先生精神世界的象征--沉静、厚重、不朽。

第五，知错能改的自省精神。先生在回忆录中，从不回避自己的不足与失误，对自己在军阀混战中的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不文过饰非，不夸大功绩，以极其坦诚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自己。这种自省与坦荡，正是君子之风。

在今天这个和平繁荣的时代，重读《风雨漫漫四十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我们生活在没有战火、没有饥荒的年代，不必再像先生一样在乱世中挣扎求生，但先生身上的爱国情怀、为民初心、人格风骨、文化担当，依然是我们必须传承与坚守的精神品质。

对于个人而言，先生的人生告诉我们：做人要坚守良知，做事要坚守道义，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不能丢失初心与底线；对于社会而言，先生的事迹启示我们：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关爱他人，心怀家国；对于国家而言，先生的一生证明：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人民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族才能伟大复兴。

六、风雨已过精神永存

合上书卷，《风雨漫漫四十年》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悲壮的历史、深沉的情感，依然在脑海中回荡。张钫先生以四十年风雨人生，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与抗争，书写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坚守与抉择，留下了一部厚重而真实的历史绝唱。

他是辛亥革命的志士，是乱世中的仁者，是抗战中的英雄，是文化的守护者，是走向光明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坎坷曲折，却始终光明磊落，丹心一片。正如千唐志斋中那些沉默的碑刻，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字迹清晰，精神不朽。

风雨漫漫四十载，岁月匆匆已百年。

先生虽逝，风骨长存；

精神如炬，照亮后人。

读《风雨漫漫四十年》，是读一段历史，是读一位伟人，更是读一种精神，读一种力量。愿我们以先生为榜样，铭记历史，坚守初心，胸怀家国，心系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简介：尹程起，河南鹿邑人，中共党员，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1981年10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舟桥团89131部队，1984年1月转业铁道战备舟桥处。1992年3月,调到家乡“羲皇故都、老子故里”--河南省周口市工作，历任记者、秘书、科长，周口市招商引资局局长，周口市商务局副局长、一级调研员；周口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技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大众日报》《香港大公文汇网》《香港紫荆网》《中华时报》等媒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