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银行大楼建造时，中国泥水匠竟被殴身亡丨阅建筑 · 越金融 ㊱

文│凌悦扬

金融历来被誉为百业之首。中国近代金融业也在历经汇通天下的兴盛、流金岁月的繁荣后，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文化馈赠。

当城市金融遇上历史建筑，又会擦出怎样的故事火花呢？【阅建筑·越金融】用崭新的视角为大家解读上海金融历史建筑，讲述渐渐湮没的金融往昔。

建筑可约，亦可阅；历史可读，更耐品。

原三菱银行大楼

地址：九江路36号

大楼为新古典主义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饰面，坐北朝南，地下1层，地上5层（包含夹层）。大楼底层为营业大厅，夹层有跑马廊，顶部装饰中式藻井天花，中央有玻璃天棚，大厅内以花岗岩方柱支撑。

外滩是近代上海重要金融机构的汇集地，沿黄浦江排列的“万国建筑”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而各色优秀历史建筑自外滩向内陆排布，西至河南中路、北至南苏州路、南至延安东路的这片区域又被称为外滩“第二立面”。九江路36号位于其中的核心区，东接外滩16号台湾银行大楼、18号麦加利银行大楼，不露锋芒矗立于此的是原日商三菱银行大楼。

从三菱到三菱银行

明治时期位于丸之内的三菱银行总部

（图片来源：三菱档案馆)

在近代进入中国的日商银行中，如果说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政府的代言人、金融侵略的执旗手，那么三菱银行、三井银行就是庞大私人工商业集团的金融核心，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抓住一切机会获取利益，并开展资本输出。

三菱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70年，此时倒幕的戊辰战争余波方息，大刀阔斧的维新改革已然开始，出身于土佐藩一个前武士家庭的岩崎弥太郎（Iwasaki Yataro）借着政府废止藩营事业、鼓励私人企业的机会，建立了九十九商会（Tsukumo Shokai），并在1873年更名为三菱商会（Mitsubishi Shokai），主要从事航运业务。岩崎弥太郎将土佐藩藩主山内家族的三柏叶与岩崎家族的三阶菱相结合，创建了三菱商会的标志。

在侵台战役、西南叛乱中，三菱向日本维新政府提供船只运送军队和物资，可谓是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三菱商会由此获得了维新政府的信任，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现代化改革迅速交织在了一起，确立了三菱的政商属性。

三菱银行的设立文件批准申请

（来源：三菱档案馆）

1880年，岩崎弥太郎创立了三菱兑换店，作为金融交易所的同时，还从事仓储业务。1885年，三菱接管了第119国民银行（119th National Bank），正式进入金融服务业。到1895年，以此为基础改组而成三菱合资公司的银行部。三菱的第四代当家人岩崎小弥太推动三菱集团中各个事业部门的独立经营，于是1919年8月独立的三菱银行宣告成立，大致在同一时期，以控股母公司、株式会社子公司为组织架构的三菱财阀最终成型。

三菱银行在上海

1918年《申报》上三菱银行的广告

三菱银行进入中国实际上要早于它的独立，它是三菱集团海外扩张的一部分。1917年11月20日，三菱银行在广东路9号开业，开始在上海金融界崭露头角。从1918年三菱银行发布在《申报》上的广告可以看出，其上海分行从事的业务包括存款、抵押放款、押汇、汇兑、贴现、保管证券票据贵重物品等。银行的分支机构除开设在日本境内的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以外，在伦敦、纽约也已设立分行，积极立足于全球性金融中心也体现出三菱银行相当的野心。

1916-1917年间，日商住友、三井、三菱银行集中进入中国，实是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在华势力消退的空窗期，也是中日之间政治动态的结果。

三菱银行上海支店空白支票本

（银行博物馆藏）

1916年北京政府发生更迭，袁世凯死后，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新的政府班子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落幕后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同年底，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成立，提出所谓经济“援华”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其亲信西原龟三提出以贷款控制中国利权的策略，并于1917-1918年间促成了向段祺瑞政府提供总额1亿4500万日元的“西原借款”。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相呼应，像三菱这样受政府扶植的私人集团开始深入中国内地。

想要跻身世界金融舞台的三菱银行在上海并不满足于租居他人檐下，1921年10月，三菱银行以九十万两白银巨资买下了九江路原祥茂洋行的地皮及房屋，而实际兴建新的上海三菱银行大楼则要迟至1934年。

上海三菱银行大楼

大楼简化装饰的科林斯柱

九江路36号的三菱银行新大楼为新古典主义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饰面，坐北朝南，地下1层，地上5层（包含夹层），占地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454平方米。建筑的南立面由4根高大的立柱支撑，贯通三层，采用了简化的科林斯柱式。大楼底层为营业大厅，夹层有跑马廊，顶部装饰中式藻井天花，中央有玻璃天棚，大厅内以花岗岩方柱支撑。

大楼底层营业大厅顶部

这幢大楼由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建造，它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具竞争力的外籍建筑设计机构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上海的大房地产商。德和洋行在上海出现很早，大致于19世纪70年代，但其作为建筑设计公司的扬名可以追溯至1913年。其重要创办者是开埠之初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国建筑师之一雷士德，他先后在租界工部局与老德和洋行工作。1913年，雷士德联合另两名建筑师约翰逊和马立师，更改了原来的英文名称，重组了德和洋行，并在此后的近二十多年间参与了上海数量庞大的房屋工程。

从左至右：雷士德、约翰逊、马立师

在1934年，上海的新古典主义潮流已成过去，装饰派艺术风格风行一时，但很可能考虑到三菱银行大楼紧邻外滩，且为体现银行建筑的庄重高贵，仍然选择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以壮丽宏伟的建筑特征给顾客以安全、保值的心理暗示。这同时体现出日本财阀系银行资力雄厚，力图在世界金融界争得一席之地的野心。然而诸如柱头、窗扇、装饰纹样等立面处理均经过简化和几何化，也展现出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影响。

军火财阀与战后接收

三菱重工制造的武藏号战列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实行军需膨胀政策，军需生产的增长极大带动了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三菱的重工基地很早就开始生产军舰、飞机等。日本军部和老财阀的重重矛盾在战争机器的加速运行中相对弱化，到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菱也全面向军需生产转向，并在侵略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利润，此时它也超越三井，成为日本第一大财阀。配合对华的军事侵略，三菱同时开展经济上、产业上的侵略，在东北投资电信、石油、机械等，在华北投资棉业、铁路，并参与所谓“华北接收工厂和矿山”的委托经营，其经营范围和资本不断扩大。三菱银行则持续作为三菱系企业的金融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是抵制日货的中心，上海人民与日本侨民、日商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升级。1932年，三菱银行的买办胡筠籁就在《申报》上发表启示，声明脱离与三菱银行的关系。三菱银行大楼在建造之时，更是发生了日本人殴死一名中国泥水匠的案件，讽刺的是当时负责处理案件的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行凶者还要交由日本领事馆侦讯，案件不免草草了之。

九江路靠近外滩段路北立面，右二为原三菱银行大楼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负责接收三菱银行，九江路36号大楼成为邮储局的大本营。解放后，大楼一度成为上海邮政局的办公地，如今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九江路36号大楼虽然并不直接面江而建，周围的马路更在金融业高大建筑重重叠叠的“压迫”下显得十分狭窄，空中的路牌与电线还添加了浓郁的生活感，但这并不掩盖这座大楼门面端庄、体量气派的优秀银行建筑之光彩。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