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师的两件“桃色事件”：两员高级军官，其一惨死，另一做汉奸

说起抗战时期的115师，大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平型关大捷的赫赫战功，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山东根据地曾出过两件震动上下的桃色相关事件，还牵扯了两位老革命出身的高级干部，下场一个比一个唏嘘。

当年桃裕会议上，朱瑞对着罗荣桓带领的115师直接开炮，话说得非常不客气，说除了卫生工作，115师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进步。这话难听，却不是无的放矢，朱瑞手里握着115师真实发生的“四大案”，每一件都够震动上下。

排在四大案第一位的就是黄励自杀案，这件事性质其实最轻，说它是桃色事件也要打个引号。很多人都听过红军“三黄”的说法，黄克功、黄寿发、黄励，三个人都是1930年前后参加红军的老资历，资历和杨成武差不多。

要是这三个人能坚持到建国，凭着老资历少说也能有不俗的成就，可巧的是三个人全栽在了感情问题上，没一个活到建国。黄克功和黄寿发因感情冲动杀人，最后都是毛主席亲自签字处决，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黄励没走极端，却也选了自我毁灭，他爱上了一位来根据地的女大学生，人家姑娘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上，没接受他的追求，他求而不得，最后直接选择了自杀，两人从头到尾也没发生什么出格的事。

四大案里真正算得上桃色事件的是翟新亚案，这人当上县长之后就和当地地主同流合污，抽大烟玩女人，本质就是一起贪腐腐化案，没什么背后的弯弯绕。黄励自杀案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背后牵扯着当年震惊全山东的湖西肃托事件。

朱瑞把这件事摆在台面上说，本来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冲着肃托的问题来。更讽刺的是，湖西肃托整件事的缘起，居然也和一件欲求不得的桃色纠葛脱不开关系。

1939年8月，湖边地委干校学员临近毕业，几个沛县来的学员不想留在湖边工作，只想回沛县老家，组织调查后发现这些人私下还有同乡会性质的小组织。

当时对敌斗争警惕性高，地委领导者直接就往敌人破坏方向想了，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接了调查的活。王须仁本来来历就模糊，早年被捕后还自首过，他一上来就捕风捉影，把主持干校工作的魏定远抓了起来严刑拷打。

魏定远熬不住酷刑，只好照着王须仁的意思承认自己是托派，还胡乱编出一个湖西地区的大托派组织，供出了一大批无辜干部。王须仁正好靠着逼供坐实了自己的猜想，直接就在湖边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肃托。

当时湖边地区的枪杆子握在115师苏鲁豫支队手里，支队里有个叫王凤鸣的，是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说起来他还是罗荣桓当年的警卫员，从长征一路走过来的老红小鬼，根正苗红没人会怀疑他。

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根正苗红的老革命，偏偏栽在了美人关里。王凤鸣跟着队伍到湖边之后，看上了湖边地委的妇女部部长常俊亭，常俊亭那年才21岁，人长得漂亮，13岁就参加抗日，16岁就做地下党，论条件和王凤鸣也算般配。

可常俊亭早就立志把一切献给抗日事业，根本没接受王凤鸣的示爱。王凤鸣求而不得，居然直接起了杀心，正好王须仁搞肃托，他直接掺了进去，成了肃托实际上的主导者。

第一批处决的79名干部里，王凤鸣特意加上了常俊亭的名字，常俊亭受尽折磨之后，居然被王凤鸣用大刀活活劈死，下场凄惨到让人不敢想。

杀了常俊亭还不算完，王凤鸣杀红了眼，把肃托的范围越扩越大，整个湖西地区都被搅得鸡犬不宁，他甚至敢给冀鲁豫支队的杨得志发电报，让杨得志把自己队伍里的托派交出来。

杨得志一眼就看出这是乱来，根本不可能把自己人交出去，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梁兴初。梁兴初也觉得王凤鸣做得太过分，就找到王凤鸣劝他见好就收。

王凤鸣表面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抓了三个女干部严刑拷打，硬逼着三个姑娘承认用美人计引诱梁兴初，拿到供词之后直接就把梁兴初抓了起来。

这下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急了，亲自过来要人，王凤鸣杀红了眼，连彭明治都想抓，幸好彭明治早有警惕，赶紧脱身跑去找罗荣桓汇报情况。与此同时，不少从牢房逃出来的干部也找到了山东分局，朱瑞对这事早就不满。

罗荣桓知道情况不对，亲自赶到湖西处理，才把这场乱来的肃托停了下来。经过调查，王须仁的身份本来就有问题，很可能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罗荣桓打算把他带回去仔细审问。

押送路上因为要防备日伪扫荡，情况比较乱，看守就没来得及下王须仁的配枪，谁知道这小子直接畏罪自杀了，也算是死有余辜。对王凤鸣，罗荣桓一开始觉得他只是被王须仁忽悠了，只是从轻处理，降职写检查了事。

罗荣桓为人宽厚，可不代表这事就这么翻篇了，当初和王凤鸣一起被降职的苏鲁豫支队吴政委，心里憋着一口气不服。后来刘少奇到山东检查工作，吴政委把王凤鸣的事原原本本汇报了上去。

刘少奇听完大惊，立刻请示中央，要求开除王凤鸣党籍，押送到延安审判。王凤鸣知道这回躲不过去，直接畏罪潜逃，转头就投了伪军当了汉奸。

抗战结束之后，他又转投国民党黄百韬的部队，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总归是逃不过一个恶有恶报的结局。

参考资料：《纵横》 罗荣桓制止湖西“肃托”始末；《党史纵横》 “湖西事件”的真相及其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