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从798里抢救历史的广告狂人

*本文为「世界博览」原创内容 *

在北京，胡同和798曾长期被视为“问题空间”：前者是城市被避开的背景，陈旧、低效、亟待消失；后者是被遗忘的厂房，废弃、失序、看似无用。如今它们成为世界认识北京的两个入口，最具国际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这并非历史的自然演进，也非城市规划的必然结果，而是一次次个人判断在现实中留下的痕迹。艺术家徐勇，正是这些痕迹的制造者之一——并且可以说，他留下了最深刻的痕迹。

徐勇改建空间时从垃圾车里抢回的老厂牌

2026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当我踏进徐勇的家门，这个陈列着各种画作与艺术品的家，最吸引目光的是客厅里那幅一米多高的现场人像摄影。照片中，一位扎着头带、张开双臂、目光坚定的年轻女性，宛若德拉克洛瓦笔下引导人民的自由女神。72岁的他，坦然地坐在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摄影作品前，自如、随性，毫不在意。

但当我称他为摄影家时，徐勇迅速而直接地表达了“不满”：“今天的艺术已经不是传统认知的那样，摄影、绘画都介入了很多观念，审美变成审思想。现在再分摄影家、画家，就比较保守了。”

钢铁废墟里的艺术拓荒

作为798艺术区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徐勇从2002年到2012年，在这里待了整整10年。他认为自己正是在798，完成了艺术创作的蜕变。“798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徐勇说，798是他进入当代艺术的“转向”，也是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探索。从那之后，他完全进入了当代艺术的创作、操作与运作的流程中。

2002年，当徐勇租下798厂陶瓷零件车间厂房时，那里是一片即将被拆除的工业废墟。巨大的厂房、斑驳的砖墙和天窗，堆满垃圾和废弃物的车间，在世纪之交显得既陈旧又陌生。

在当时的规划里，这片区域将在三年后被拆除，打造成中关村电子城东区，只能短暂租用。更何况，六毛五一平方米的租金，在当时艺术家眼中已是天价。无论如何，不宜入驻。

但徐勇却从这片钢铁废墟里，看到了珍贵的价值——798是1952年东欧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见证，“是新中国的古迹，不但包豪斯风格建筑有价值，本身也是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这份独有的工业人文资源，拆了太可惜。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大尺度空间对当代艺术意味着什么：传统画廊无法容纳的装置，在这里可以展开；绘画可以突破尺寸限制；展览可以摆脱商业橱窗式的陈列。于是，继美国人罗伯特·伯纳尔创办东八时区、日本人田畑幸人创办东京画廊之后，徐勇的时态空间第三个入驻798。而且他一租就租了最大的空间——1200平方米，打造成集当代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平台。另租下200平方米空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摄影画廊——“百年印象摄影画廊”。

装修过程中，徐勇保留用高压水枪清洗后显露出来的、贯穿于拱形水泥大梁上的“毛主席万岁”等大型红色标语，与若干台东德的机床一同保留在展示空间，使其成为艺术区的标志性景观。彼时中国当代艺术活动还处于半地下的边缘状态，游离于社会大众，媒体也不敢报道，一公开就可能被封禁。徐勇却坚持认为，要让当代艺术走出边缘，必须让它走向公共、走向市场。

2003年4月，由徐勇出资，与黄锐联合发起、组织的“再造798”艺术活动，成为新世纪伊始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重要事件。这场活动迎来了3000多位艺术界人士——北京城区、宋庄乃至外地的艺术家齐聚一堂。这是“89现代艺术展”后，第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开的当代艺术大展。但“再造798”这个标题激怒了工厂。“什么叫再造？798是我们的番号，军工厂还在，只不过衰落了，”工人们说，“你们要把我们赶走是怎么着？”海报一贴出，物业就把徐勇、黄锐几个艺术家叫去拍了桌子。徐勇没有退缩。他为这场活动倾注了全部心血，从策划、组织到资金投入，全程运作，让这场艺术活动成为现实。

之后，他又策划了一场又一场活动：非典期间的“蓝天不设防”艺术行动，由徐勇提议并出资，以放风筝的形式在亦庄草坪上拉起无数个V字形风筝，印着“我们能战胜”的标语。100多位艺术家在空旷的草地上展示各类对抗非典的作品，进行器乐表演，让艺术的能量驱散疫情阴霾。紧接着，徐勇继续主办了“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与黄锐共同发起“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等一系列公开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艺术家共同参与，798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

这些活动都非常纯粹，没有直接的利益驱动。徐勇发起时并不设想回报，他意识到“作为新兴文化力量的当代艺术，有面向社会开拓的责任”。一个真正的艺术场域，不仅需要作品，还需要空间秩序与交流网络。

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们组织独立的活动、展览，往往在尚未修缮的车间里发生，艺术家之间的讨论在工作室和咖啡吧延续。以往无法完全公开的实验性艺术活动，成为798公开的日常。随着越来越多画廊入驻，国际媒体报道频繁，798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象征性地点。它不再只是工作室聚集地，而是一个可被访问、讨论、纳入全球艺术版图的现场。

这么多年过去，徐勇很少对外标榜，甚至很少主动提及自己在“再造798”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汗马功劳。但他在这个园区发起、组织的那些开创性活动，已经实实在在地留存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里。

《胡同壹佰零壹像》：消失之前的文化觉醒

2003年4月，改造完成后的时态空间，成为798地标性的空间。

1985年，为美国世界华人电视台拍摄中国画纪录片的契机，让徐勇重新走进儿时居住的胡同。他透过摄像机看见徐悲鸿、齐白石的故居藏在烟火里；不同的门墩、门楼、石阶的高低，暗合着主人的身份与历史。他读懂了胡同与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弄堂的本质差异：“胡同是老北京人生活历史的博物馆，不进胡同，不知北京。”

2002年9月，改造中的原798厂陶瓷零件加工车间。

20世纪80年代，徐勇辞去了国营广告公司摄影师的职务，下海单干。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拍摄无人在意、自己却一直心心念念的胡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徐勇在拍摄北京的胡同时，他的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一种越界：镜头对准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被忽视的日常；不是“应当被展示的北京”，而是正在被掩盖的北京。

前井胡同，1989年。

他以一种冷静、客观、平实的视角，用长时间曝光的技术让胡同里的行人消隐，只留下空寂的街巷、斑驳的墙垣、错落的院落。“我不想夸张什么，也不想压抑什么。”这种平静而真实的记录方式，最终凝结成《胡同壹佰零壹像》——中国第一本专题性胡同摄影集。

王府仓胡同，1989年。

令徐勇意外的是，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非常喜欢这本摄影集。他们不断请徐勇去做讲座，介绍北京胡同。由此，他又将这类纪实影像以“艺术作品”方式售卖给外国藏家与使馆系统，还是美国驻北京准大使的老布什，也被这部作品吸引。随后，徐勇的胡同作品被收录进美国内奥米·罗森布拉姆主编的《世界摄影史》。《胡同壹佰零壹像》先后出版了八个版本，还出版了日语版和德国语版。

纱络胡同，1989年。

“胡同游”：精心设计的空间叙事

徐勇并未止步于镜头。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外国友人找到了徐勇，他们请他去讲解胡同，请他带路参观。“他们就听我讲胡同，完了就要求我带他们去胡同里参观，”徐勇回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约定的参观时间来了很多老外，曲曲弯弯走得两腿灌铅。”徐勇突然想道：为什么不可以用人力脚踏三轮车带他们游览胡同呢？这个念头，催生了一个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获批、但一诞生即闻名世界的项目——“胡同游”：用老北京三轮车，带“老外”深入胡同。

1997年比尔·盖茨夫妇游胡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轮车，在北京已是落伍的交通工具。徐勇提出要办100辆三轮车的胡同游项目，“没有一个部门敢批，我根本是在做梦。”但他毫不气馁。从1992年到1993年底，他持续写了两年报告，不断呼吁：“不进胡同，不知北京。胡同是老北京人生活历史的博物馆，要让外国人了解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北京，必须了解老北京。”最终，北京市政府批准胡同游作为“特许经营”旅游项目。

外国游客游览后海南宫房胡同

“胡同游”的三轮车夫穿着黄马褂、戴着乌毡帽、蹬着老头鞋，骑着黑红相间的三轮车，成为北京街头一道独特风景——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项目，更是文化开放的象征。希拉里、桥本龙太郎、比尔·盖茨等全球政商要客，都曾是“胡同游”的访客。

离开798：空间的时间差

徐勇将广告公司的创意策划思维、“胡同游”的政企合作经验，全部融入798的运营上。在一次次的策划活动里，他与早年入驻798的艺术家们一起，让这里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聚集地。

2003年底，美国《新闻周刊》将北京评为世界12个先锋城市之一；2004年，《时代周刊》将798评为世界22个艺术聚落之一。2006年，798被北京市政府正式确定为北京市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但798的发展，终究逃不开商业与艺术的博弈。与当初比，房租提高10倍、20倍。2012年后，早期入驻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大部分已经撤离了这里。徐勇作为798的拓荒者，租下的时态空间是园区的标志性空间，却也因房租纠纷与物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园区经营陷入低迷，画廊纷纷关闭。2011年底物业突然将徐勇的房租翻了近3倍，面对不合理涨幅，他选择抗争直到诉诸法庭。这场纠纷最终以私下和解收场，但为798付出10年心血的徐勇，在2012年底选择离开。

如今回望，徐勇对798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商业化、流行化、潮玩化，其实是更安全化。”“不会有人再较劲了，798的环境跟生态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早期投入其中的艺术家大部分10年前就撤离了，除了老朋友展览和聚会，都不再关注798的活动。”

但他也深知，798的意义，不在于它如今的模样，而在于它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的开创性——让当代艺术从地下走到地上，从边缘走向公共，走向市场，为后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提供了最珍贵的范本。

扫描二维码 ，订阅最新一期世界博览杂志

鲜花树下的日军坦克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