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乱伦引发血案，六颗头颅丢失，上世纪悬案至今仍是谜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巴伐利亚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晚一些。
辛德凯菲克村的三位邻居站在格鲁伯农庄的门前，面面相觑。他们已经四天没有看到这家人出没了，没有炊烟，没有牲畜的叫声，没有人影。

这对于一个每天天不亮就劳作的农庄来说，太过反常了。
“格鲁伯先生？维多利亚？”领头的邻居洛伦兹·施利滕鲍尔推开虚掩的院门，大声喊道。
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他们先查看了主屋，空的，然后走向谷仓。谷仓的门半开着，里面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洛伦兹划亮一根火柴，微弱的火光摇曳着照亮了干草堆。
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
四具尸体叠在干草堆上，血液已经干涸成黑褐色，将稻草黏成一团暗红色的毯子。老格鲁伯夫妇、他们的女儿维多利亚、七岁的孙女小凯西莉亚全都死了。
洛伦兹跌跌撞撞跑出谷仓，趴在泥地里呕吐。

另外两人冲进主屋，在卧室里发现了新来的女佣玛丽亚的尸体，接着又在婴儿床上看到了两岁的约瑟夫。
六条人命，一夜之间，一个家族从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去。
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小凯西莉亚的尸体。

她不是直接被杀的，而是在被袭击后存活了一段时间，在那段不知多久的黑暗里，这个七岁的女孩，把自己的头发一绺一绺地从头皮上扯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时间倒回半年前。
一九二一年秋天，格鲁伯农庄的女佣突然辞职了，她收拾包袱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

邻居问她为什么要走，她压低声音说：“那房子里有东西。阁楼晚上有人走路，我听得清清楚楚。可阁楼根本没人住。”
老格鲁伯不信邪。他是个固执的巴伐利亚老头，干了一辈子农活，不信鬼不信神。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农庄确实不太对劲。
首先是七岁的小凯西莉亚，有一天放学时，老师悄悄把老格鲁伯拉到一边：“你孙女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她跟我说，半夜看见她妈妈尖叫着跑进了森林里，她吓得睡不着觉。”
老格鲁伯皱起眉头，维多利亚——他的女儿、小凯西莉亚的母亲——明明每晚都睡在自己房间里。
没过几天，老格鲁伯自己也碰上了一件怪事。

那天夜里下了一整晚雪，第二天清晨他推开房门，发现雪地上有一串脚印。

那脚印从森林深处一路延伸过来，笔直地穿过院子，通向谷仓，然后消失了。
不是从谷仓离开了，而是走到谷仓门前就没了。
老格鲁伯拿着猎枪检查了整个谷仓，什么都没有找到。

但那些只有进没有出的脚印，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
此后怪事越来越多。
阁楼里总传来脚步声。不是老鼠能发出的动静——那是人的步伐，缓慢的、刻意的，像是有人穿着靴子在头顶来回踱步。

老格鲁伯上去看过好几次，阁楼空空荡荡，只有干草和旧农具。
有天早上，他在厨房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份报纸。那不是他们订的，村里也没有人卖这种报纸。

报纸是从哪里来的？
更让他不安的是，谷仓的钥匙少了几把。他翻遍了整个屋子，始终没找到。
老格鲁伯把这些事跟邻居洛伦兹提过。洛伦兹当时笑着说：“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疑神疑鬼？”老格鲁伯没有笑。

他说：“有东西住在我家。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想要什么。”
但他始终没有报警。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这一天，新来的女佣玛丽亚第一天上班。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四十多岁，在附近几个农庄都干过活。

她不知道这栋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怪事，也没人在她来之前告诉她。
她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卧室里，就开始干活了。
那天傍晚，老格鲁伯从田里回来，喂了牲口，关上谷仓的门。

晚饭是老格鲁伯的妻子卡西莉亚做的，一家人围坐在桌边。

维多利亚不太说话，自从丈夫卡尔在一战中失踪后，她就变得沉默寡言。七岁的小凯西莉亚坐在母亲身边，时不时抬头看看窗户，外面已经全黑了。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在饭桌上聊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凶手是什么时候来的。
但事后调查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
凶手似乎非常熟悉这栋房子。他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门锁完好，窗户没有破损。

他要么有钥匙，要么是屋里的人给他开了门。
法医后来推断，凶手先袭击了老格鲁伯。

他可能是在谷仓里被杀的——那里是第一现场。然后是老格鲁伯的妻子，她听到动静过来查看，也被杀害了。接着是维多利亚和小凯西莉亚。

七岁的小凯西莉亚被击倒了，但没有死。

她躺在干草堆上，旁边是她母亲和祖父母的尸体，血流了一地，黑暗笼罩了一切。
她在那片黑暗中醒过来，意识模糊，疼痛难忍。没有人知道她在死前的那段时间里想了什么，她可能试图求救，可能喊了妈妈，也可能只是沉默地、机械地扯着自己的头发。

那种疼痛，也许是她唯一能确认自己还活着的方式。
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
两岁的约瑟夫是最晚被杀的吗？还是最先？他死在婴儿床上，小小的身体上没有太多挣扎的痕迹。也许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女佣玛丽亚倒在卧室里。她可能是在睡梦中被杀的。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在案发之后才显现出来。
三月三十一日夜里，凶杀发生了。但四月一日、二日、三日，格鲁伯农庄依然有炊烟升起。
邻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人路过的时候，看到烟囱里冒出煮饭的烟雾，以为一切如常。
事后警方在厨房里发现，流理台上有处理过食物的痕迹。有人——或者说凶手——在案发后继续住在这栋房子里，做饭，吃饭，甚至可能睡在受害者的床上。

农庄里的动物也被喂过了。鸡、牛、猪都没有饿着。

凶手似乎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像主人一样，在这座沾满六条人命的房子里，安然自在地住了好几天。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是为了销毁证据？还是在享受某种病态的胜利？
四月三日那天夜里，有人从农庄的方向走过，看到二楼有微弱的灯光。
四月四日，灯灭了，烟囱也不冒烟了，一切归于寂静。
也是在这一天，邻居们决定过去看看。
慕尼黑的刑警在四月五日抵达现场。
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刑侦技术，动用了上百名警力，盘查了超过一百名嫌疑人。

但案子从一开始就走入了死胡同。
阁楼上的发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那上面有一处干草堆，被人压出了一个可以躺卧的凹陷。

屋顶的瓦片被移开过几片，从那个缝隙往下看，正好可以看到谷仓的全貌。换句话说，凶手可能在这里住了很久——也许几天，也许几周——在干草堆上睡觉，透过瓦片缝隙观察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

那些怪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阁楼的脚步声是凶手发出的；雪地里只进不出的脚印，是因为凶手根本就没有离开，而是走进了房子；失踪的钥匙是被凶手拿走的；凭空出现的报纸是凶手带进来的。
但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怎么能在一家人眼皮底下藏在阁楼里那么久而不被发现？
更诡异的是，凶手似乎不是为了钱。农庄里的钱一分没少，值钱的物件也没有丢失。也不是仇杀？老格鲁伯为人固执但不与人结仇。也不是情杀？维多利亚的私生活虽然有些复杂，但不至于招来灭门。
那么，动机到底是什么？
警方列出的一份嫌疑人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
卡尔·加布里埃尔——维多利亚失踪的丈夫。
这个家族的秘密，远比表面看到的要深。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多利亚的丈夫卡尔应征入伍，不久后便传来他战死的消息。但奇怪的是，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不算太离奇，但始终是一个悬在家族上空的问题。
卡尔“死”后，维多利亚带着女儿小凯西莉亚回到了父亲老格鲁伯的农庄。接下来的几年里，农庄里发生了一件让整个村庄都议论纷纷的事。
老格鲁伯和他的亲生女儿维多利亚，被起诉了。
罪名是乱伦。
起诉的证人是村里的几个邻居，他们声称看到老格鲁伯和维多利亚之间有超出父女关系的行为。

那场官司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最终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而不了了之，但老格鲁伯和维多利亚的名声已经毁了。
此后，维多利亚的感情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名叫洛伦兹·施利滕鲍尔的邻居——对，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那个人——开始热烈追求维多利亚。

两人一度谈婚论嫁，但老格鲁伯坚决反对。他用尽了手段阻止这段婚事，洛伦兹最终没能娶到维多利亚。
一九二零年，维多利亚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瑟夫。她把孩子登记为洛伦兹的。

但洛伦兹当众否认，并且反过来指控维多利亚——说她父亲老格鲁伯才是这个孩子的生父。
全村哗然。
没有人知道真相。约瑟夫在案发时只有两岁，他无法作证。

但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洛伦兹指控老格鲁伯乱伦，老格鲁伯恨洛伦兹入骨，而维多利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个家庭内部的关系，已经扭曲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结。
洛伦兹·施利滕鲍尔，是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
理由很多。首先，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之一。这意味着他有能力在警方到来之前破坏证据或者伪造现场。

其次，他对农庄非常熟悉，知道钥匙放在哪里，知道谷仓的结构，知道每一扇门怎么开。农庄此前丢失的几把钥匙，恰好能够打开所有被锁的门。
第三，他有强烈的动机。如果约瑟夫真的是他的儿子，他也许想夺回孩子？如果约瑟夫不是他的儿子，他对这个家族怀着怎样的恨意？如果老格鲁伯真的和维多利亚乱伦，作为曾经深爱维多利亚的男人，洛伦兹会不会因爱生恨？
但有一个问题让警方无法定罪：洛伦兹有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吗？实际上，没有。但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把他和凶器联系起来。

案发两年后，新的房主在翻修房子时，在夹层里找到了一把沾血的鹤嘴锄。但那把凶器上什么指纹都没留下，年代久远，证据早已破坏。
洛伦兹最终被释放了。他活到了一九四一年，自然死亡。他到底是不是凶手？没有人知道。
另一个嫌疑人，是卡尔·加布里埃尔。
如果他并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一直藏在暗处，看着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父亲搞在一起，看着自己的女儿在那样一个扭曲的家庭里长大，他会怎么做？复仇，似乎是唯一合理的答案。
但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小凯西莉亚和儿子约瑟夫？为什么要杀死无辜的女佣？这说不通。
除非他已经彻底疯了。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一个临死前的女人。这个女人声称她的两个兄弟——“古姆普兄弟”——才是真正的凶手。

她临终前说出了这段忏悔，但当她说完后，她的兄弟们早已去世多年，死无对证。

案子越查越悬。
到了一九二三年，慕尼黑警方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极其荒唐的决定：请灵媒。
当时欧洲正流行招魂术，警方病急乱投医，决定让灵媒与死者的灵魂对话，看看能不能问出凶手的身份。

而灵媒提出的要求是需要死者的头颅。
于是，六具尸体的头颅被砍了下来，装在袋子里送到了灵媒那里。灵媒在密室里作法，念念有词，最后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

那个名字后来被证实与案件毫无关系。
案子当然没有破。但更离奇的是，那六颗头颅再也没有回来。

灵媒消失在了人群中，头颅不知去向。

一九四四年，存放受害者遗骨的公墓被战火摧毁，遗骨散失。直到一九五三年，残存的几块骨头才被重新安葬在辛德凯菲克村附近。
六个人，最后连头都没有。
一九五五年，警方第一次宣布终止调查。
一九八六年，案件重启，但已经没有任何新的证据。当年的嫌疑人要么死了，要么老得无法作证。

当年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农庄早就被拆毁，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立在路边的草丛里。
二零零七年，德国警察学校的一批学生用现代刑侦技术重新复盘了这个案子。他们查阅了所有档案，分析了所有证据，用最新的犯罪心理学方法进行推演。最后，全班学生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他们锁定了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凶手。
但那个名字，警方最终没有公开。
因为一百年过去了，那个人已经死了。就算他是凶手，也无法审判他了。而公开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名字，可能会伤害到他在世的后代。
于是，真相就这样被埋在了档案室的灰尘里。
如今，如果你去巴伐利亚的辛德凯菲克村，还能看到那块纪念碑，上面刻着六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偶尔会有游客停下来看一看，拍张照片，然后离开。
但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在安静的黄昏里，你会不会也听到一些声音？

也许是风吹过麦田的声音，也许只是你想象出来的。
也许不是。

毕竟，当年那个在阁楼上踱步的脚步声，那个在雪地上留下单向脚印的人，那个在血泊中住了一周又从容离开的幽灵——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最后去了哪里——
也许只有那六颗不知流落何方的头颅，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