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了、法国还了，唯独日本，揣着数十万件中国文物装糊涂

从清帝废勘、民国初立，一直到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的年月里，四九城里日本的古玩商们到处踅摸我们的古董。最出名的就是位于北平崇文门内东单牌楼一带的三井洋行，以及东单麻线胡同的山中商会，这两家日商专门从事搜罗中国古玩文物倒卖回国的生意。

1922年前后，在北京城扎堆的日本古玩商，眼神跟饿狼差不多。汉魏六朝石刻造像、大同云冈凿下来的佛头、河南、陕西地下挖出来的唐三彩，甭管是瓷器、铜器、玉器、漆器，没有他们不下手的玩意。

当时有一种以绢为纸，在手绢上绘画的明代绢画，俗称“黑绢地画”。日商收购之件以明代绢画居多，如名家吴小仙、张路的真迹，不论落款有无题字，无论山水人物，统统以普通画的低价强行购入。

那年头，做古玩生意的，大多跟“蓝半张”一个德行。只要日本人给钱，什么国宝不国宝的，全不当回事。

再加上那些只顾着抢地盘的大帅、督军、买办们，只知争权夺利，谁有闲心管这些小事？这就给了日商抢购可乘之机。

三井洋行趁政局动荡之际，经营低息抵押古画文物的生意，物主如到期无力赎回，就把文物扣押。

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北洋断供之后，就让弟弟溥杰往外卖了不少文物。其中，清宫养心殿“三希堂”压箱底的宝贝---晋代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贴》，就送进了三井洋行的大门。

直到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京城，这两幅珍宝也没能赎回来。

解放后，这两幅珍宝在香港出现，周总理派人以12万高价赎回原件，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

收藏家陶北溟曾有武则天印玺一方，镌刻有“大周国宝”四个字。陶先生手头紧，将其抵押给三井洋行，宝物流落到了东瀛。

山中商会更是常年在南城琉璃厂、东四荣兴祥，灯市口、天和斋、敦华斋四处探宝，北京大小古玩店以及豪门大户，都是它们的搜购目标。该会在京中交际场十分活跃，常年驻京负责收购人员南船，就是出名的交易能手。

在当时有着“一时京中珍玩古物，悉被南船罗致而去”的说法。

刚才说的那些，仅仅是日本民间散兵游勇。从1921年起，日本人就换了更隐秘、更庞大的打法。他们搭架子、建机构，打着考古机构的幌子，干着明挖盗掘的事。

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做研究，实际上就是伪满洲考古学会掠夺文物的仓库和中转站。大批不计其数的中国珍宝，在这里一过手，顺着海路就流进了日本。

1931年7月，曾是满铁会员的八木炭三郎等人提议，由在中国东北从事历史、考古、风俗、宗教等研究的学者或研究机构创立“满洲学会”，开始对中国各地进行系统性的文物考察、发掘和文物掠夺。

1935年6月，伪满建立了所谓“国立博物馆”，藏品资料达到了3.7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张玉麟的家藏。

按照日本《敌国学士院会员白鸟库吉昭和六年九月》中的记载：在这些藏品中，有辽金时代的300件完整陶瓷器，有原收藏于热河行宫的乾隆的工艺品，其中以缂丝制无量寿佛净土曼陀罗为第一珍宝，大量书画多为张学良家的旧藏。

1933年3月日军侵占承德后，“中日文化协会”委托日本特务机关清理行宫文物，竭尽搜刮、掠夺之能事。日寇在外八庙设“监视员”，不断将文物劫送日本，包括大小金铜佛，各种镀金、镀银佛，各庙的丹珠经、甘珠经等等。

1944年，“满洲学会”将雕刻精美、制作精巧、装卸自如的珠源寺铜殿宗镜阁，劫运至日本。

同时，满铁沿线及附属地也设立了大量古物保存馆。旅顺博物馆、金州乡土馆、辽阳古物保存馆、抚顺古物保存馆、辑安高句丽博物馆等。这部掩人耳目的博物馆，既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的体现，也是日本妄图实行奴化教育的实物工具。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仗越打越打，日本的财政储备已岌岌可危。偏偏日本陆军、海军有个老传统，走到哪，抢到哪。

日本天蝗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文化战利品”，从而失去对有价值文物的控制。于是，日本皇室也开始正式加入对中国文物的洗劫行列。这就是由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的“金百合”计划。

“金百合计划”，是日本皇室专门成立的执行机构，由日本军队负责执行具体任务。日本皇室发起此计划的目的在于防止侵华日军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同时也为了能让最有价值的古物和财富全部进入日本皇室的口袋。

“金百合”计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正式启动。头一批到达南京的“专家”是日本佛教日莲宗的和尚。

这些假慈悲的和尚，是文化的真盗贼，他们按照秩父宫的指使，组成了特别行动队。这帮贼秃利用自身文物辨别搜集能力，在中国的官方文化机构以及私人藏所中，搜寻古迹所在地和文物，并将所得文物运到东京。

秩父宫率领日本皇室成员，为抢劫到的文物编制详细目录。为保证行动顺利推进，日本皇室还利用军队及雇佣黑帮充当“打手”和“强盗”，对民间所藏文物进行搜刮，并派日本学者前往中国，充当“鉴宝人”，队伍规模可谓十分庞大。在南京大屠杀前后，前后一千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并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

“金百合”计划掠夺的对象，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掠夺的文物包括金石、瓷器、字画、书籍、货币等等，凡是有价值的古物几乎都被列为首要掠夺对象。

在完成劫掠之后，秩父宫派人将文物装上铁路客车和货车厢内，由执行“金百合”计划的军队贴封守护，运往上海。沿途的日军指挥官们对冒犯皇室的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

尽管当时的南京在战火的冲击下已破败不堪，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日军严密周全的保护下，其中最珍贵的文物被挑出，以便其献于日本天蝗。

除了专门的搜购组织外，在北京还聚集着一帮日本古玩商贩和日本浪人。北平失陷以后，日本人开设的三井洋行、山中商会，趁机大量侵吞文物。

更有一些日本浪人，流窜于琉璃厂店铺，名义上指明购买，实则趁店家不注意进行偷窃，许多古玩店都深受其害。

还有一帮专门进行中国文物搜集的日本古玩商贩，小泽、茧山等人。有的专门收集印章，有的专门收集佛像，有的专门收集甲骨，有的专门收集铜镜，有的专门收集官窑瓷器，如金石，宋、元陶器等文物，中国大量古玩珍品似流水一般汇入日本。

直到今天，流散在日本各地的文物有多少？美国人曾经进行过统计：大约有数十万件中国文物。

美国人确认：日本就有17处地方存放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宫内厅（Imperial Household Ministry）、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

这还是仅仅书籍一项，其他珍宝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寺庙、财团、社会团体，甚至是私人收藏家手中。

日本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与中国文物定级标准不同，日本将文物分为国宝、重要文化财、文化财等标准，其中国宝是文物之中的“重中之重”。

光是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的中国文物，就有100多件，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则多达万件。红山文化的玉器、战国的青铜器、西汉帛画、北宋的汝窑，北魏的石雕佛像，这些珍贵的文物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从周代的铜印到清朝的玉玺，可谓应有尽有。

这些金石、字画、古籍，现在依然沉睡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大仓集古馆、根津美术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等，1000多座日本博物馆、宝物馆、美术馆中。

文化的返还，是对历史的还原。2025年3月，美国返还我国35件文物。这几天法国也开始将文化返还我国，日本显然在“礼义廉”上缺重要的部分。

这种回避历史、漠视正义的态度，暴露出日本对于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历史的拒不反思。这些通过侵略战争抢掠中国的文物，至今仍是中日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等待历史的最终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