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忘不了的香港富豪

1977年12月6日，北京城漫起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雾。

邓公的办公室内，暖气正热，窗外的雾却将中南海笼成白茫茫一片。

七十三岁的他早早坐在桌前，等待三机部、五机部、六机部的负责人前来商议国防工业的发展路径。

那是他第三次复出后的冬天，鬓角白发又添了几缕。

会议中，“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思路被层层摊开讲解。老人听得专注，频频点头，临结束时却话锋一转，落到了一个具体的行业上：

“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

这句话让六机部的柴树藩感到沉甸甸的。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能造出一艘像样的船已属不易，打进国际市场，谈何容易？

但邓公早已有了主意。他向柴树藩推荐了一个人——包玉刚。

同一天，香港九龙的一处工地上，另一个身影正独自望着脚手架出神。

他是霍英东，那年五十四岁，主营地产与船务，此时正悄悄为广州的一个酒店项目筹措资金。

他心里藏着一件还没对人说的事：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只是还没想好从何处开始。

此时，包玉刚和霍英东并不相识，也不知对方此刻的行踪。

但历史往往如此——它在这里落下一子，在别处又布一子，相隔数百里，却终究要汇入同一局棋。

1918年，包玉刚生于浙江宁波钟包村，是家中第三个孩子。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经营鞋铺，家底还算殷实。包玉刚少年时就读于当地有名的叶氏中兴学校，后来的邵逸夫便是他的学长。

十三岁那年，父亲送他进入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那时的包玉刚并未想到，自己的一生竟会与船结下不解之缘。他只是一个聪慧的少年，依着长辈的安排往前走。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7年。

日军炮火打进上海，学校被迫迁往重庆。十九岁的包玉刚随校辗转，到了重庆后索性辍学，进入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他并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停留太久。

心灵眼活、业务出众，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快的通行证。

包玉刚很快从普通职员升为衡阳分行经理，再调任重庆分行经理。那年，他不过二十出头。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政府派钱大钧接管上海。

钱大钧身为“八大金刚”之一，面对金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第一个想起的，正是曾在重庆闻其才干的包玉刚。

包玉刚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径直走进钱大钧的办公室。

“早就听说你在重庆的能耐，后生可畏啊。”

钱大钧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语气凝重，“上海滩是个烂摊子，而金融是最难收拾的一环。你我共勉吧。”

二十七岁的包玉刚，就这样出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

可上海的局势，比钱大钧所说的更加艰难。

战后物资奇缺，政府猛印钞票，通货膨胀已成常态，权贵与流氓趁乱搅局，金融秩序几近崩溃。

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去面馆吃面前要先付钱，否则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摸出门道：从银行贷款，换成黄金美钞，等货币再贬值，再用贬值的钞票还款，一进一出，稳赚不赔。

主管信贷的包玉刚却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坚决抵制这套手法。

这一来，他得罪了不少势力。

一天，两名黑衣人找上门来，称“杜先生有请，去喝茶”。

所谓“杜先生”，上海人都知道，那就是杜月笙。

这位杜月笙是何等人物，包玉刚心里非常清楚。

在上海滩，这位是连钱大钧都要头痛三分的存在，“喝茶”二字背后的意味，不言自明。

因此，包玉刚面上应承，心里已在谋划退路。

当天傍晚，他匆匆赶往医院，自称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

医生检查未果，包玉刚却态度坚决：不论如何，手术切除。

医生愕然，只得照办。

凭借这次“断尾求生”，他顶住了杜月笙那边的压力。

但他也明白，这样的局面难以长久。

某日，银行资金紧张，一队持枪警察冲进他的办公室，为首的将枪口对准他胸口：“马上给我们发工资。”

年轻的包玉刚站在原地，半步未退。

他缓缓问道：“你们是持有提款手令，还是有市长批文？”

对方子弹上膛，扬了扬枪：“我奉局长之命。”

“那这样，我打电话请示市长，大家都好交代。”说完，他真的接通了钱大钧的电话。

电话那头，钱市长将警察局长痛斥一番，局面方得稳住。

但包玉刚心里已有决定：上海，不能再留。

1949年，三十一岁的包玉刚辗转抵港，带着积攒下来的才智与胆魄，重新开始。

包玉刚于上海周旋的那些年，霍英东还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两人有一个奇妙的共同点：都是家中老三。

而这，几乎是他们命运中唯一的相似之处。

霍英东出生的那条船，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

全家常年赤脚行走在舱板之上，以至于霍英东长大后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穿鞋的感觉——不是没有鞋，是总觉得双脚被束缚，不自在。

七岁那年，一场风灾夺去他两个哥哥的生命。

父亲随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一条小船，再也载不动一个家的重量。

失去依托的一家人靠亲戚接济，搬进贫民窟，五十多人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那种感觉，霍英东后来只用了一个字形容：“挤”。

但是他从不抱怨，也不多言，这就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

可霍英东的母亲心里明白：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

她坚持把霍英东送进敦梅小学，三年后，这孩子考入皇仁学院——那所曾走出孙中山、廖仲恺，以及后来与霍英东颇有交集的何鸿燊的学校。

1941年，母亲工作的驳船被美军登陆艇撞翻，她受伤卧床，十八岁的霍英东不得不辍学回家。

之后他做过许多活计：搬货、修车、在日本监工的皮鞭下忍气吞声。

他无名指上缺了一节，是在机场被油桶压断的。

母亲心疼不已，当掉所有首饰，在湾仔市场盘下一间杂货铺，交给他经营。

他就这样咬牙撑着，没有太多选择，也没有时间犹豫。

转机随着日本战败而来。

那时，许多香港报纸刊登着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全是英文，普通人看不懂。

可霍英东看得懂，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把报纸从头翻到尾，生怕错过一字。

一天，《宪报》刊登通告，拍卖四十部邮轮机器。

霍英东盯着那行字良久，借来一百元，投了标。

几天后，政府通知他中标，需准备一万八千元提货，而他那时手里只有一百元。

这个数字足以让大多数人放弃，自认运气不佳，然后转身离开。

但霍英东没有离开。他在屋里踱步片刻，脑子飞快转动，随后出门找到几位朋友，开口说：“这批机器，我愿以四万元转让。”

他没有机器，没有一万八千元，但他拥有那条消息、那个中标的资格，以及那个别人尚未察觉的机会。

这笔账，他算明白了。

最终，他果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自此，他开始专注搜集此类拍卖信息，收购小艇、发动机、水泵，修缮后转手，资金逐渐积累。

这个从贫民窟走出的年轻人渐渐悟出一个道理：信息本身就是财富，谁先看见，谁就领先一步。

那时的霍英东，已经望见了远方的一线光。

1949年，两人在同一年先后来到香港。

包玉刚本想重操旧业，投身金融，但香港的银行业早已被汇丰等外资垄断，难以介入。

几位宁波同乡相继抵港，众人商议后，决定先从进出口贸易做起。宁波商帮历来信誉卓著，包玉刚的贸易公司很快打响名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大陆实施禁运。

包玉刚抓住时机，从欧洲进口铁矿石、轮胎，经澳门转运大陆，获利颇丰。

几乎同一时期，霍英东也在做类似的事。

他组织运输队伍，为被封锁的大陆运送药品与建材，也积累了一笔财富。

随后，两人在1955年迎来各自最重要的转折，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包玉刚选择了大海。

那时他已看清航运业的门道，极力劝说父亲避开房地产，转而全心投入船运。

他打听到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待售，但报价颇高。中介谈判无果，包玉刚沉吟片刻，买了一张前往伦敦的机票，直接上门与威廉逊公司面谈。

此举虽不合常规，但他的诚意与执着打动了对方，最终以十六万英镑成交。

那艘已服役二十七年的旧船，被他命名为“金安号”。

从此，包玉刚踏上海洋之路，再未回头。

霍英东选择了陆地。

1955年初春，他创立立信置业公司，目光投向香港楼市。

一次偶然闲聊中，一位售楼的朋友向他抱怨：某楼盘挂牌六年仍未售罄，资金压得透不过气。

霍英东问其原因，对方答：香港人哪有那么多现金？凑不齐全款，只能干瞪眼。

霍英东当时未作声，回家沉思两日。

他想的是：

普通人买不起，不是因为缺乏需求，而是付款方式成了门槛。能否把这个门槛拆解开？

于是，“卖楼花”的模式应运而生：先付总价五成作为订金，再分期缴纳余款，待房屋建成交钥匙时付清尾款。

这方法听起来简单，但在当时的香港，从未有人尝试。

结果立竿见影：楼盘迅速热销，立信置业名声大振，霍英东赚得盆满钵满。

两人一个驶向海洋，一个筑起高楼，在各自的航道上全速前进。

俩人快速崛起的背后，各有险关要闯。

霍英东这边，随着名声渐起，麻烦也随之而来。

朝鲜战争期间，他为大陆运输物资的消息被人泄露，在香港坊间传得沸沸扬扬。

港英政府对他的态度骤然转冷，楼盘生意一落千丈。

霍英东只得暂缓扩张，将重心转向实业，组建有容船务公司，购置近百艘船只，垄断中国海沙外销权，后又收购美国太平岛船厂，一跃成为香港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就在这时，一位旧相识找上门来。

那人正是何鸿燊，两人早年都是皇仁书院旧同学。

不过，他们彼此间也曾有一段不甚愉快的交易：霍英东曾带领数十名渔民在东沙群岛熬煮海人草（一种可提炼治胃病、蛔虫药的海藻）长达六月，归来后却被何鸿燊大幅压价，几乎无利可图。

多年后，一次宴会上二人重逢，霍英东当众重提旧事，何鸿燊只得尴尬回应：“都是为了生计。”

但生意上的旧怨，并不影响真正的机遇来临时，两位聪明人海上坐在了一起。

1961年，澳门政府收回傅老榕家族的赌场经营权，重新招标。何鸿燊有意竞标，却苦于资金不足，于是找到霍英东。

彼时的霍英东原本对赌业兴趣不大，但他转念一想：若赌场利润能用于建设澳门，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两人迅速达成协议。霍英东出资三百万，再借出二百万，何鸿燊凭此资金最终夺得澳门赌场经营权。

此后，霍英东带领工程队清理澳门外港码头，与何鸿燊合资创立信德船业，完成了葡人四百多年未曾办成之事。

多年后，据传霍英东曾言：“没有我，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何鸿燊。”

包玉刚的险局，则隐藏于另一场更大的政治博弈之中。

他的长期租赁模式让环球集团站稳脚跟，七艘货船逐渐壮大为庞大船队。

但随着事业扩展，包玉刚渐渐步入另一个棋局——那里的对手不再是商业竞争者，而是两个国家。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

包玉刚作为唯一民间人士出席，担任正式顾问。

他能坐在这个位置，凭的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关系网络：既与北京交往深厚，又与英国政要多年交好。

撒切尔夫人尚未出任首相时，包玉刚就已在高尔夫球场上与其丈夫结成朋友。这层关系，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成了一张关键牌。

当时邓小平态度坚决，表示“如果谈不成，到期我派两个师过去便是”；撒切尔夫人亦不愿在主权问题上退让，香港经济因而剧烈震荡。

包玉刚前往拜访撒切尔夫人。

他带去一份礼物：高价向英国订购一艘轮船，并承诺持续合作。

这笔交易对他而言显然亏本——英国船的性价比远不及其他地区。

但对当时国内造船业深陷危机的撒切尔来说，这份礼物来得正是时候。

趁其心情舒畅，包玉刚提出一个小请求：希望她能亲自出席这艘船及其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彩仪式。

撒切尔夫人答应了。

于是，在包玉刚陪同下，这位铁娘子现身上海，站在“世谊”号轮船的剪彩台前。

这一幕，为香港社会注入一剂强心针。

中英谈判随后推进顺利，包玉刚也因此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出任副主任。

一位商人，以两艘船，轻轻撬动了一段历史。

1964年9月，四十一岁的霍英东收到一份请柬，专程邀请他赴京参加国庆庆典。

尽管时局敏感，身边多人劝他勿往，以免招惹麻烦。

霍英东斟酌之后，仍决定应邀。

为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他带上干粮，取道澳门，辗转二十多小时，方才抵达北京。

在国庆招待会上，一人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您来到北京。”

那人正是邓公。

霍英东未曾想到，此后两人还会多次握手。

1979年，改革开放春风初起，五十六岁的霍英东回到广东番禺故乡。

乡人热情，为他安排最好的招待所与套房。

但霍英东走进浴室，看见出水孔塞着热水瓶木塞，卫生间积着年久泛黄的污垢，又想起途中轮渡排队长达四个多小时，心头很不是滋味。

返回香港后，他很快汇款回乡，捐建一座温泉宾馆，又筑起一座大桥。

1983年，他在广州投资建设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

开业当日，酒店大堂门前冷清。霍英东找来经理，要求四门大开，欢迎所有人进来参观。

高层们面露难色：如此既难管理，也有损酒店档次。

霍英东未多解释，只挥手说了一番话：

“就是要让大家都来看看，改革开放后祖国的新面貌。白天鹅宾馆，不只是一个经济项目，更是一个政治标志。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经营，这是我们的骨气，也是我们的才气。”

无人再言，大门敞开。

1984年1月，邓公南下广东，视察中山温泉宾馆。

下山时，道路难行，陪同人员建议原路返回。

老人摆手，说了一句：

“不走回头路。”

几日后，他来到白天鹅宾馆，步入电梯，一路沉默。

霍英东陪在身旁，亦未多言。

电梯升至顶层，门开，珠江全景扑面而来。

八十岁的邓公静立许久，然后开口：

“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谢谢你。”

不久，中央宣布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改革开放的步伐，愈见沉稳。

同年10月1日，六十一岁的霍英东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991年9月22日，农历中秋。

七十三岁的包玉刚与二女婿乘船出海，赏月观涛。海面平静，月悬低空，水中亦有一轮。

包玉刚坐于船头，不知说了些什么，只知那夜尽兴而归，他心情颇好。

次日凌晨，这位世界船王安然离世。

一个与船相伴一生的人，最后一夜，留在海上。

身后，资产早已分予女儿女婿，但无数以他与家人命名的捐赠项目，仍留存于世间各地。

葬礼上，香港商界名流齐聚，中央高层致送花圈，邓公也以“生前好友”名义哀悼，称他“于国有功”。

2006年10月28日，八十三岁的霍英东于北京走完人生旅程。

中央为其举行国葬，一众大佬为其扶灵，灵柩之上覆盖国旗，哀荣备至。

包玉刚与霍英东，一个从宁波殷实之家出发，一个自香港贫民窟小船启程，走过截然不同的道路，却在历史中留下了分量相近的印记。

香港经济的黄金时代，正是由许多这样的人支撑起来的。

他们并非天才，也非圣人，却共有一片底色：无论走出多远，从未忘记根在何处。

而时间，也是最好的标尺。

它不在意一个人拥有多少船、筑起多少楼、赚取多少财富，只在意一事：

那些过往的行者，曾为这片土地留下过什么。

而霍英东与包玉刚，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