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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不能再干了。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任务,用各种违规“小政策”“土政策”凿出一个个“政策洼地”,这场“内卷式招商”的逐底竞争最终造成一些区域无序竞争和满盘皆输的结局。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家政策不允许土地优惠,个别城市就用代建厂房来替代;国家政策不允许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个别城市就通过基金投资来替代。一些地方政府拉投资、上项目、建厂房,看起来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实则为缺乏长远规划的“虚假繁荣”,最终只会透支地方发展潜力,让“抱负”沦为“包袱”。
如果将时间跨度放得更长一些,大家可以发现,很多城市的内卷式招商,地方政府除了直接给投资款、补贴款之外,还有更加隐秘的低价供地、税收返还、财政奖励、基础设施配套(修路、通地铁)等变通方法,甚至是项目烂尾后也由地方国资直接接盘。
前几天,中央发布了地方国资参与上市公司投资、收购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损失的几则典型案例,因我们周三已发布《上市公司收并购的成交难度非常大》一文,因此今天针对两则典型案例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4月20日,中纪委发布典型问题通报,江西新余市城投平台(新余投控)盲目收购上市公司引发巨额国有资产损失案被正式点名。这个典型案例暴露了地方国企、城投平台收并购上市公司的几个共性问题:
1.新余投控是常规的基建投融资主体,主营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不具备资本市场并购、上市公司治理及产业整合的专业能力与运营经验。
2.交易标的深圳建筑装饰企业奇信股份(*ST奇信),与新余市新能源、钢铁、光伏等区域主导产业无任何产业链协同,也即本次收购的上市公司股权本身不具备产业赋能与价值增值基础。
3.新余投控启动跨行业上市公司收购工作,脱离了市场化投资逻辑,主要原因则只是为了完成地方政府“企业上市倍增计划”政绩考核指标。
4.该笔交易在决策流程上并未履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未开展深度穿透式尽职调查,仅耗时3个月便完成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控制权变更及注册地迁移全流程,创下了地方国资收购上市平台的极速纪录。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案例反映了城投平台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后,为了掩盖决策失误而继续填坑的问题。从数据来看,新余投控出资10.94亿元收购了标的上市公司29.99%股权,但原标的公司上市前后8年累计虚增利润26.3亿元,原实控人提前套现20.24亿元离场,原管理层非法侵占转移资金1.31亿元。风险暴露后,当地为了掩盖决策失误、维持上市平台壳资源,累计向标的上市公司违规输血超过9亿元。最终,标的上市公司退市,新余国资经多轮挽损操作后仍产生超20亿元巨额损失,所持股权价值近乎归零。
地方政府从土地招商转向“基金招商”“资本招商”后,“重政绩、轻效益、重规模、轻风险”的做法最终导致走向了“招伤”的结局,中纪委发布的上述案例就是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化决策、形式主义替代专业风控的典型代表。
4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以专题《招商,还是招“伤”?》重磅曝光新能源车企乱象,直指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3年巨亏、多地工厂停摆的问题,同时揭开了地方政府违规招商、国资“倒贴”输血终致血本无归的行业隐忧。
哪吒汽车曾是国内新势力“黑马”,2022年销量一度跻身头部,但财务数据触目惊心,其中2021-2023年累计净亏损183亿元,平均每卖1台车亏损超8万元。
哪吒汽车背后最受人关注的是地方国资“倒贴式”招商的问题,几家地方国资为了抢到项目都突破了政策底线,以“全包”模式招商引入哪吒落户当地,最终血本无归。
以江西宜春为例,当地政府及国资不仅出资近20亿元收购股权、代建3亿元厂房,还提供十年免租、单车销售奖励2万元等违规补贴。广西南宁亦类似,市属国企投入约16亿元,并负责了土地、厂房建设,另外还发放了5.5亿元项目补助,并以基金投资、代建厂房等绕开了监管。此外,桐乡、安徽等地国资也已深度入局,累计投入超过50亿元,如今也均面临兑付危机。
在哪吒汽车的案例上,地方政府的“招商内卷”和资本的无序扩张是两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地方政府违规的招商竞赛,各个城市用“土政策”打造政策洼地,不仅代建厂房、兜底投资、违规补贴,还破坏市场公平,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对2024年8月开始实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国家统一大市场建设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对于地方国资日益红火的基金招商和资本招商,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副司长胡朝晖给出了明确的表态,“有的地方为了造政绩,在项目建设上贪大求快,甚至不顾财政承受能力,借债搞补贴竞赛,搞政策洼地。一些地方将产业发展基金异化为招商引资的工具,通过抽屉协议提供隐性补贴,使得招商引资陷入了“内卷式”的逐底竞争,加剧了市场分割和产业同质化问题,破坏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胡朝晖还提到,“在充分竞争领域采取类似针对哪吒汽车的方式招商引资,其本质上是违规提供差异化支持,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国家关于公平竞争的有关政策要求。有的地方还直接行政干预国有企业产业基金投资运作,由财政资金兜底背书,也触碰了财经纪律红线,这种行为透支了地方财政,推高了政府债务风险”。
从我们近段时间“城投”“产投”“创投”业务的联动及落地情况来看,两个明显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地方国资对上市公司的收并购变得更加谨慎,国资委对产业协同的审核变得更加严格;二是地方国资的基金招商、资本招商开始变得更加市场化,也即招商层面开始“反内卷”,而且也开始更加关注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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