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多重叙述包裹的汉代吕后的铁腕与悲歌

作者：蒋丰

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漫长画卷中，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是第一位以女性身份实际执掌帝国最高权柄的人物。她的形象在历史记载中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样貌：她既是“佐高祖定天下”的坚实后盾，也是制造“人彘”惨剧的残忍主妇；既是承袭黄老、与民休息的政策制定者，也是扶植外戚、倾轧刘姓宗室的权谋家。如果想接近相对真实的历史人物吕雉，必须返回最靠近她时代的核心史料——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在其字里行间，辅以后世史家的甄别，尝试勾勒这位汉代初年关键女性的生命轨迹与政治心路。

吕雉的出场，颇具传奇色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吕公因避仇迁居沛县，见刘邦状貌奇伟，“乃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这场基于相术的婚姻，开启了吕雉与刘邦的命运联结。此时的吕雉，是持家劳作、养育子女的妇人。

刘邦起兵后，吕雉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彭城之战后，刘邦败逃，吕雉与刘太公为楚军所俘，“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这段为期近三年的囚徒生涯（约前205年至前202年），是理解吕雉性格形成的关键。在项羽扬言烹煮刘太公的威胁下，她与死神为邻，见证了政治的残酷与丈夫为争天下可弃亲子的现实。此种经历，必然深刻塑造了她日后坚硬乃至冷酷的性情，以及对于权力绝对掌控的执着信念。

刘邦称帝后，吕雉的皇后地位一度面临挑战。宠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对太子刘盈构成直接威胁。在这一过程中，吕雉展现了其果决狠辣的政治手腕。她深度参与了针对功臣的清洗，最为典型的是处置韩信与彭越。《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记载，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诱杀韩信于长乐钟室，并“夷信三族”。对于彭越，刘邦本已赦免流放，吕后认为“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最终“夷越宗族”。司马迁在《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中明确点出吕后的主导作用，显示她在巩固刘邦政权、扫除潜在威胁方面，是与刘邦高度协同、且手段更为彻底的伙伴。

然而，使其恶名流传千古的，是刘邦死后她对戚夫人的报复。《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以冷静的笔触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此事连吕后亲生子惠帝刘盈都无法接受，谓“此非人所为”。这一事件固然是宫廷争宠倾轧的极端表现，但也折射出吕后内心积压的仇恨与恐惧——对自身地位曾受威胁的恐惧，以及作为正室对宠姬的深刻嫉恨。班固在《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中也沿袭这个记载，并补充了戚夫人“舂歌”怨叹的细节，使得这一冲突的脉络更为清晰。

汉惠帝即位后，因为“人彘”事件心灰意冷，不久早逝，吕后遂正式走向前台，“临朝称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皇朝女性统治者（前188年—前180年）。这一时期，她的施政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

一方面，在治国大政上，她基本继承了刘邦、萧何以来的黄老无为政策，与社会民力以休养生息。《史记·吕太后本纪》总评其治绩曰：“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卷三《高后纪》赞语亦云：“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两段近乎相同的评价，出自汉代两位最重要的史家，肯定了吕后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恢复方面的积极作用。她废除了秦以来的一些严苛律令，如“除三族罪、妖言令”，还允许民间自由铸钱（尽管后来导致一定经济混乱）。这些举措符合汉初的时代需求。

另一方面，在权力核心的安排上，她极力扶植吕氏外戚，试图以此巩固个人权位。她违背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先后封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等为王，诸吕多人封侯，并令吕产、吕禄分掌京师南、北军，控制了中央军权。《史记》与《汉书》均详细记载了她与右丞相王陵等朝臣在此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以及陈平、周勃等功臣的暂时隐忍。这一系列行为，固然是作为女主在男权政治结构中的自保与扩权之举，但也彻底激化了与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集团的矛盾，为其身后吕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公元前180年，吕后崩。她刚刚去世，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便立即联合发难。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设计夺取北军军权，“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并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吕后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吕氏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血流成河。这场政变，固然有恢复刘姓正统的政治合法性，但也赤裸裸地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本质。

对于吕后的历史评价，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司马迁虽在《吕太后本纪》中如实记录了其残酷行径，但仍将她列入专述帝王政事的“本纪”，并在篇末以“本纪”体例给予“高后”的谥号评价，这本身就承认了她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历史地位。他的评价是复杂的，既谴责其私德的“残忍”，也肯定其治国的“业绩”。班固的看法与之近似。而后世儒家史家，更多从“牝鸡司晨”的立场出发，强调其负面形象，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中论曰：“吕后以妇人，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此岂非以能任（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而然耶？”试图将政绩归功于贤臣，从而弱化其个人统治能力。

吕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性的政治传奇，更是一面映射早期帝制时代权力逻辑的镜子。她既是男权政治中的“闯入者”与反抗者，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制并强化了其中的残酷法则。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她单独立“本纪”，这一破例之举，或许正暗示了历史本身也无法忽视这位女性所带来的复杂而深远的冲击。她的形象，永远地凝固在“人彘”的残忍与“天下晏然”的评语之间，成为一个充满张力、引发后世无尽解读的历史符号。（2026年4月26日写于云南昆明横芷院酒店401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