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异见者的价值，正在于此。他们的声音，是体制的“警报器”，是社会的“清醒剂”。压制他们，就是关闭了体制自我完善的通道，就是堵死了社会进步的道路。
但他的话并没能警醒苏联政府，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的打压异见者，利用手中的公权，将这些说真话的人送进了精神病院，把拯救生命的医院变成了挂着红十字的集中营，而亲身经历了这场劫难的苏联人权运动倡导者弗拉迪米尔·布科夫斯基在自己的著作里详尽描述了苏联政府是如何把病床变成囚笼的。
他说：精神病院里关着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正常人，真正的病人反而无法住院，在这个疯狂的社会，正常人反而显得不正常，医生我刚住进来时问我：是否愿意改变信念，如果签下保证书，就会让我回家，我回答了“不”，他说:那你就留下治疗吧。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曾质问医生，你凭什么认为我有精神病，医生回答：因为你写的那些文章，我说：我写的都是事实，医生说：正常人写不出来那些东西，我要给你加大药量，加强治疗效果。
经过多年的治疗，药物严重损害了布科夫斯基的健康，直到后来他逃离了苏联，才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他说：苏联当局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干的却是比纳粹更加邪恶的勾当，领导们不愿听真话，也不想听真话，只要你揭露体制弊端，道出社会的不公，说官员贪污腐败，就都会被送往精神病院，更让人发指的是很多为亲人鸣冤叫屈者，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反而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全家都被关在精神病院，
在这里没有审判，没有尽头，只要你不肯向命运低头，不向政府认罪，就永远会被定性为精神病患者，公民宪法，言论自由在这里都不适用，这种政治精神病学算得上苏联伟大的发明，他的恐怖之处在于让住在里面的人社会性死亡，就算走出精神病院，也会被人当成疯子，他的真话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
而强大的苏联为何如此忌惮异见者呢？因为苏联体制就是领导的个人集权，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外表看似强大无比，实则内在早已溃烂，异见者发出的声音很容易引起共鸣，只有通过非常手段进行打压，才能用谎言去掩盖这些矛盾，只是这种抱薪救火，掩耳盗铃的做法并没能挽救苏联，践踏人权、压制异见、用谎言维持统治，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而精神病院那些被关押者，也成为了时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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