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强大不可怕，内部出问题才可怕

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剿灭红军之心是一以贯之的，但为什么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完全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却以失败告终？可见，中央红军之败，不在外部敌人强大，而在内部出了问题：“左”倾错误的瞎指挥横行。这也证明，敌人强大不可怕，内部出问题才可怕！

中央红军的前三次反“围剿”作战，都因为有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挥，所以取得了完全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毛主席被“左”倾的中共临时中央夺去军事指挥权，但好在有朱德和周恩来继续指挥。

朱德和周恩来继续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方针，获得巨大成功。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全国所有红军一共达到三十万人左右。

如果第五次反“围剿”能够继续坚持前四次反“围剿”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正确军事方针，完全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并且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全国红军获得更进一步的巨大发展。

但遗憾的是，1933年年初，“左”倾中央由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他们直接在中央苏区全力推行“左”倾错误路线，要求红军贯彻“进攻路线”，并从组织上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实权。

先是在5月初决定，前方另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

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就意味着，中革军委工作实际上是由博古和项英主持，由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朱德和周恩来，都必须服从他们指挥。

而且，中革军委还规定，朱德和周恩来事实上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他们的军事指挥权被“左”倾中央人为地缩小了。此外，他们还必须要服从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左”倾中央一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牢牢地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在手中，这才有了随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瞎指挥。朱德和周恩来面对这种状况，无可奈何。

蒋介石经过数月精心策划和准备，于9月下旬，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专门集中了50万兵力，用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以广昌为突破口，他们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与此相配套的是，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了极为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以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搞垮苏区。

早在6月，“左”倾中央全然不顾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竟然按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对敌方针，想“用两个拳头打人”。

在前线的朱德和周恩来坚决反对主力一、三军团分开，并提出不同意见，但博古和项英根本不听。8月中旬，强行把红一方面军分为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要东方军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

以红一军团为主体的中央军，则在中央根据地的北线活动，就这么作战3个月后，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没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坐失了反“围剿”的最佳准备时间和机会。

国民党军队准备就绪，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只好仓促应战。9月底，国民党军夺取黎川，标志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拉开序幕，朱德本来打算继续用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战来对付敌人。

但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全权委托给了李德。黎川失守，李德仓促制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要求红军赶紧收复黎川。

于是，李德致电朱德和周恩来，命令东方军火速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和黎川附近的敌军。周恩来回电提出正确意见，却遭到后方中革军委的断然拒绝，并要求东方军坚决执行命令。

彭德怀指挥东方军执行作战命令，东方军遭受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红军在北线作战连续失利，“左”倾中央却倒打一耙，把责任全推到了朱德和周恩来身上，说他们执行命令不彻底。

朱德和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要顾全大局，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力提出正确的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中央命令，只能尽量想办法减少因错误决策而导致的损失。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谁都没想到，全权掌握红军指挥大权的李德竟然躲在博古专门为他修建的一座房子里，把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来的那一套照搬到苏区来，凭着地图指挥红军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竟然还不满足朱德和周恩来所拥有的军事指挥权，11月中旬，他们直接来到建宁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他们要更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

起初，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苏联军事顾问还抱着尊重的态度，想尽量用以往红军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但李德根本不接受，此后朱德也很少去李德那了。

1933年11月下旬，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他们秘密同彭德怀接洽停战与联合抗日反蒋。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都希望红军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便向博古等人提出建议。

奈何死守“左”倾观点的博古等人拒绝了朱德和周恩来的建议，甚至指责第十九路军发动政变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坐视福建事变被蒋介石调兵镇压。

这就导致，红军眼睁睁坐失一次可能打破敌人“围剿”的天赐良机。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战役中，博古和李德也拒绝接受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正确建议，瞎指挥导致红军一次次失败。

到了最后，博古和李德、项英考虑到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朱德和周恩来一次次与他们意见不一致，干脆以统一前后方指挥的名义，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改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名义上朱德仍然是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但他们的实权已经被剥夺，部队全由博古和李德指挥。

就是在博古、李德和项英等人一次次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瞎指挥下，红军一次次断送可能打破“围剿”的机会，一次次遭受挫败，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败局。

到了1934年5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申请，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8月底，博古和李德的“六路分兵”“全线抵抗”宣告彻底失败，中央苏区全面告急。

9月下旬，曾经鼎盛的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蚕食之下，只剩了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和长汀等几个县。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实施突围长征，撤离中央苏区。

仔细比较5次反“围剿”，很明显的是，敌人虽然强大，但只要红军内部指挥正确，是完全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前4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就是铁证，敌人强大绝对不是失败的理由和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会遭受严重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根本不是敌人强大，而是因为“左”倾中央直接剥夺了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任由瞎指挥横行，这才是失败的致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