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政客从政，必须要去靖国神社"拜鬼"？真想要从遗族会说起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并非是普通的祭祀战没者的宗教设施。战时，它是日本开展军国主义教育、鼓吹以死效忠天皇的场所；战后，它又成为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歌颂“大东亚战争”、推诿战争责任的重要阵地。

正因为它的特殊意义所在，与战前国家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自民党执政当局，对靖国神社情有独钟，格外关注。早在1950年3月23日，一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就组建了“战死、战灾死遗族议员联盟”。到了1951年和1952年，参众两院的自民党议员又分别成立起(自民党)“参议院遗族议员联盟”和(自民党)“众议院遗族议员联盟”，两院参加人数达328人。后来，他们又联合成立了(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这些议员团体成为遗族会在国会的代言人。

1、八一五拜鬼的由来

池田勇人和后来接任他的佐藤荣作都被称作“吉田学校”的优等生，是吉田茂保守主义路线的忠诚执行者。他们在外交路线上坚持对美一面倒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加快日本现代化建设上。同时，他们又是日本战时体制的旧官僚派，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一旦时机成熟，这些货色就会应运而生。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追根溯源，朝野上下越发认同明治以来“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政府决策方针，越发尊重和强调日本“历史的”、“文化的”和“传统的”日本主义，酿成了复古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

1952年5月2日，吉田茂内阁主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全国战殁者追悼式”，并在这次会上称颂战殁者奠定了战后“和平的基础”，是“为了东洋和平勇敢赴难的忠诚之士”。而选择日本战败投降日，即日本称作“终战”的8月15日作为追悼战殁者的纪念日，是从1963年的池田内阁开始，不能不说带有特殊的意义。

1963年5月14日，池田内阁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之件》，内中规定，每年的8月15日作为追悼战殁者的法定日子，并形成惯例；届时全国降半旗，国民默祷一分钟；天皇和皇后出席；从全国各地前来的遗族代表费用由国费承担等。

该件还对被追悼的对象做了明确规定:

本式典的范围，包括中国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以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因战灾的死难者等。

从式典规定的范围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第一，池田内阁认定的被追悼的对象还是延续吉田内阁的“内向型”的300万日本人，把侵略战争中死难的3000万以上的亚洲和中国人排除在外。

直到31年后的1994年，村山富市内阁才在悼念300万日本人的同时，第一次提到:

那场战争给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许多人们带来了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悲惨牺牲。

第二，是延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由大本营定义的“大东亚战争”的范围，即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事变)作为战争的起点，否认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第三，是延续使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各届内阁侮辱性语言称呼中国。

8月15日这天，池田内阁的成员以及昭和天皇、皇后、遗族代表等参加了首次在日本投降日召开的追悼会。

昭和天皇致辞说:

(我)痛楚在过去的大战中命殒战阵、倒于战祸的许多人们，并念及其遗族，时感心痛。终战以来十有八年，同全体国民一道祈祷我国的复兴发展和世界的和平，本日亲临式典，百感填胸，谨此深表追悼之意。

池田勇人在致辞中说:

对战争的批判自不待言，但是，这些战殁者的功勋以及死于非命的同胞们的长恨将永垂青史。
战后，作为我国和平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基石在于过去的大战中，多数确信祖国的荣光，命殒异域的英灵的强烈意愿，这一点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

这次“式典”首开日本战后在8月15日召开战殁者追悼会之先河，天皇和池田总理大臣的发言又为后来的追悼会定下了“调子”:

第一，模糊了战争的性质，根本没有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没有表达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省谢罪之意。就连池田在开头提到的“对战争的批判”等字眼，在后来的几届追悼会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肯定了战没者是“为国家而死”，是“英灵”，立下了“功勋”，奠定了“和平和繁荣的基石”，这就为后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没者授勋做了铺垫;
第三，8月15日是亚洲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日本当局却把日本投降日当作“终战日”，选择这一天召开战殁者追悼会，本身就带有对日本战败耿耿于怀的潜意识。

另外，还有一点引人注目，在这次追悼会上，会场上树立了一块“全国战殁者追悼之标”的标牌，直到1975年标牌的字样未变。但是到了1975年8月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追悼会上，这块标牌却改写成“全国战殁者之灵”。

厚生省解释说:

“这是遗族会的强烈愿望，政府也同意这种意向。”

“标”与“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截然不同：“标”在日语中是标记、记号之意；“灵”则是“神灵”、“灵魂”之意，这一字之改意味着官方把战殁者视为“英灵”了。既然是“英灵”，在祭奠时就应采用日本“传统”的神道教祭祀方法，这便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和“公式参拜”埋下了底蕴。至于为什么在1975年突然改变了标牌的字样，同执政当局的动向不无关系。因为就是在这一年，三木武夫首相选择8月15日这天(私人)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在8月15日这天迈进靖国神社的第一位首相。

2、遗族会的成立

1947年11月17日，为了解决战没者遗族的就业、生活等实际问题，日本官方机构经过斡旋和筹措，在东京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由原贵族院议员长岛银藏担任理事长。

“厚生联盟”的规约规定:

(该联盟)致力于开辟会员互相扶助、救济慰藉之路。为昂扬道义、涵养品格服务，在迈向建设和平日本的同时，以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持久和平、为人类福祉作贡献为目的。

当时的盟总对该团体做出了三条规定:

(1)除战殁者遗族外，为社会公共而殉职的遗族也包括在内;
(2)以遗族互相扶助为目的;
(3)现职官、公吏、因战争责任被追究者、原军人不得充当联盟的干部。

所以，这一时期的厚生联盟虽然同官方有联系，但基本上属于为遗族争取既得利益的利益团体。

1953年3月11日，厚生联盟改称“日本遗族会”(以下简称遗族会)，从这个时期开始，遗族会开始逐步改变章程，提出以“英灵显彰”为“第一目标”，并把“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持久和平、为人类福祉作贡献”等字样从章程中删去，还开始吸收被处刑的战犯遗族参加，同时，日本的政治家、官僚等官员也开始参与遗族会的活动，遗族会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1962年8月，A级战犯、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被日本政府特赦)、战时历任近卫、东条内阁的大藏大臣、“北中国开发会社”总裁的贺屋兴宣接任遗族会会长。不久，A级战犯、被判绞刑的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出任遗族会的事务局长，该人曾任日本帝国军队的少尉军官，直接参加过侵略战争。

于是，遗族会的贺屋-板垣体制得以确立，并长期主宰遗族会达15年之久，使遗族会从“利益团体”转变成“压力团体”，即以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和靖国神社“公式参拜”为主要目标，借用自民党的政治力量，联合各右翼团体，不断地向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

由于遗族会同自民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遗族会拥有号称800万之众的会员，他们把竞选作为斗争手段之一。

即:

一是通过竞选把自己的利益代表直接送进国会。诸如首任会长长岛银藏、事务局长德永正利、常务理事尾十秀久、事务局长板垣正以及靖国神社奉赞会事务局长大谷藤之助等人都是借助遗族会的力量当选成国会议员;
二是以遗族会作为拉选票、集中选票的阵地，在日本称作“票田”，部分程度地控制着各党派入主国会的比例。

1962年8月，贺屋兴宣上任不久，抛出一个《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要纲》，中心内容是要求国会通过该法，实施靖国神社的国营化，这等于倒退到战争时期的靖国神社国家管理形式，明显违背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翌年10月，他们又公开发表《靖国神社法要纲案》，展开了运动自民党、政府及各级议会、地方自治体，压迫国会通过法案的大规模运动。

3、自民党的推波助澜

1963年，遗族会为了促进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通过，成立起“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委员会”，自民党的“遗族议员协议会”也与之相呼应，于当年的12月20日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初任委员长为田口长治郎，继任者村上勇、又兼遗族会副会长)，并表示接受和支持遗族会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提案，具体内容是:

(1)现行宪法可能实现的(范围);
(2)宗教法人改为特殊法人;
(3)靖国神社的名称继续保留;
(4)尊重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本质不变。

接着，自民党经过协议，正式决定推进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并把这一方针列入党的决议，还成立了政务调查会，由三木武夫任会长，具体负责推进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的各项事宜。又于1964年3月27日，在自民党内成立起“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山崎嚴为委员长)。

随即，自民党体系的两个小委员会开始运作，经过与众议院法制局的协商，于1966年1月出台《战殁者等显彰事业团法案要纲》。与此同时，遗族会与自民党“遗族协议会”等议员团体共同协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签名运动，前后征集到2000万人签名同意靖国神社实行国家护持。

1966年5月20日，以法制局长三浦的名义向自民党“遗族协议会”小委员会提交了《战没者等显彰事业团法案要纲》，为的是征求对方的意见，并表示:

该法是为了表达国民对战殁者的感谢之意，在发扬和显彰其遗德的同时，显现日本民族原本希望和平的正确姿态。

同年11月17日，法制局再次提出《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之件》，内中表达了4种实现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方式:

(1)不涉及修改宪法，保存靖国神社和实现国家护持;
(2)宪法改正之际实现国家护持;
(3)第三者机关(遗族会、奉赞会、显彰会等)由国家财政援助，实现国家护持;
(4)采取必要措施排除宗教性，实现国家护持。

从这一方案看，千方百计实现国家护持也是国会法制局的所愿。

1967年3月28日，法制局又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纲)，其中“目的”一款题为:

靖国神社基于日本国宪法，为表达国民对战殁者及为国事殉难者的感谢和尊敬之意，而进行维持和管理的设施，缅怀他们的遗德，举办慰藉和颂扬他们功绩的仪式，有助于社会的福祉。

围绕法制局提出的上述方案，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小委员会以及自民党“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分别进行了研讨和修改。前一个小委员会还特别成立了起草委员会，由自民党内的7名遗族议员组成，田中伊三次为委员长，对法制局的方案进行具体的修改。

仅以“目的”一款为例，修改案把上述法制局议案中有关“基于日本国宪法”的内容全部删去，直接道出“目的”是:

靖国神社是表达国家和国民对战没者及为国事殉难者的追慕和敬意精神，合祀和奉赞英灵之地。

可见，自民党遗族议员们无视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把战死者当作“英灵”，极欲恢复战争时期靖国神社功能的意图比国会法制局还要露骨。

再看自民党的小委员会的修改案，与自民党遗族议员小委员会的修改方案如出一辙。

11月30日，山崎嚴委员长提出的修改案中，对“目的”一条改为:

靖国神社是鉴于国民尊崇战没者及为国事殉难者英灵的感情，为了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和敬意，以缅怀和慰藉其遗德，展开表彰他们功绩的场所，以此使他们的伟业永远流传。

同自民党遗族议员小委员会一样，自民党的小委员会也把战死者当作“英灵”，并把宪法原则排除在外。

尽管自民党的两个小委员会修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同法制局提出的议案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存有分歧。

为了统一思想，1968年3月28日，自民党又在宪法调查会内设立一个“关于靖国神社法小委员会”，指令这个小委员会在山崎案和田中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修改。4月10日，宪法调查会的小委员会拿出一个方案，并以小委员会委员长稻叶的名义称作《稻叶私案》。

《稻叶私案》比山崎案更加偏右，案中特别强调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非宗教性”，为的是避开违宪之嫌。

该案认为:

日本人把英灵称作神，并非是学术和宗教意义里的神，靖国神社的神道仪式是非神道信徒的人们所进行的神道仪式，同结婚仪式一样，是严肃人们行为的手段，是一种形式，是习惯和习俗，是同宪法规定的宗教活动没有关系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样妥当地解释和理解宪法才合乎常识。

在“目的”一款中，《稻叶私案》是这么表述的:

靖国神社是鉴于国民对战殁者及为国事殉难者的英灵们应该尊崇的感情，对其进行公祭，缅怀其遗德，展开表彰他们功绩的仪式活动等，使他们的伟业永远流传。

对照“稻叶私案”同山崎案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后一方案增加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调对“英灵”们“应该”尊崇，在语气上胜过山崎案;
二是强调实行“公祭”，这在山崎案里没有出现。

“公”字在日语中有官方的意思，实行“公祭”就是由国家主持进行“慰灵”仪式。

在自民党紧锣密鼓筹划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同时，也引起国会在野党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自民党为了在国会上通过该法案，针对其中的“敏感”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当然还是换汤不换药。

1969年3月6日，由自民党政调会拿出一个方案，称作《自民党政调会长私案》，这就是自民党最后提交国会讨论的方案。这个方案把《稻叶私案》中强调的对“英灵”“应该”尊崇的“应该”二字删去，又把“公祭”的字样抹去，同时，改“功绩”为“事迹”，其他大体上还是维持了山崎案的基本提法。

就这样，在日本遗族会的推动下，在自民党遗族议员及宪法调查会、政调会、国会法制局的共同协力下，从1963年开始历时达6年之久，以自民党名义出台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终于提交国会讨论。一场围绕着靖国神社问题的大论战在日本朝野上下掀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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