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日本新右翼，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野心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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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是在70年代初期，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对立，冷战仍在进行；日本国内，在经济出现腾飞的同时，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更加巩固，传统的保守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推行和落实的国内外背景下出现的。

但对于传统右翼来讲，自战后以来，他们为之争取和斗争的一系列目标均没有实现，诸如恢复明治宪法，确立天皇统治地位，建立日本国军，摆脱美国控制，提高右翼在国会中的地位等，都使右翼们很是沮丧和愤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新右翼经过60年代前后学生运动的“磨砺”脱颖而出，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既不同于传统右翼、又源于传统右翼的特征。

1、新右翼的特征

一水会头目铃木邦男及其骨干成员田原康邦、伊藤邦典都是传统右翼“生长之家”总裁谷口雅春的爱徒，他们都是从学生时代(甚至初高中时代)就追随谷口，听取他的教诲；一水会另一位骨干犬冢博英则师从中村武彦，中村其人也是著名的右翼人物；另外，一水会副会长阿部勉的老师是橘孝三郎。还有右翼巨头笹川良一等也都“培养”了一批新右翼的骨干分子。所以，从渊源上看，称新右翼和传统右翼是父子或师徒关系并不过分。正因为如此，新右翼的许多观点与传统右翼没有根本的区别，如反共、推崇天皇、主张宪法改定、自卫独立等。

新右翼肯定暴力，不放弃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们同传统右翼有共同之处，但其中又有微妙的区别。新右翼最为推崇的是三岛式的“牺牲一人，保卫国民”的精神，如袭击经团联事件。

他们美化新右翼的暴力为:

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躲在群众后面扔石头，藏在群众中逃跑的是左翼，不是右翼，是卑劣的。当国家危险之际，就像白血球聚集起来去修复伤口那样的意识，采取的恐怖活动即使不能保卫国家，但持有遗传因子式的使命感。

所以，采取恐怖活动的目的:

不是去考虑杀人，而是要牺牲自己，冲击危害国家的人，是想着救国，在杀死对手前，首先(想的)是自己去死。

应该说，新右翼的天皇观既接受了传统右翼的观念，但更多的是受三岛由纪夫思想的影响。三岛是个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主张恢复天皇的统治地位，但是，他在很大意义上是把天皇当作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化身，而不是“现人神”的降临，这同传统右翼的天皇崇拜是有区别的。

所以，新右翼的天皇观也带有三岛思想的影子。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新右翼对天皇的推崇更趋于“天皇的精神和理念”。因此，新右翼不再像传统右翼那样，对天皇无限的、狂热的崇拜，也不会像他们那样为了天皇可以毫不犹豫地献身。

铃木就说过，“现在，我还没有为天皇去死的意识”。但是，新右翼并不因此而丝毫动摇“天皇护持”的立场，拥护天皇，维护天皇制仍然是他们的运动重点之一。

铃木说:日本有天皇陛下实在是精彩无比。

天皇陛下的存在可以避免齐奥塞斯库、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出现，但天皇不应涉及政治性问题，而是文化方面自由的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87%的国民都和我一样，是天皇的支持者。

“统一战线义勇军”头目木村浩三也认为，“日本是天皇之国”，“天皇是日本国民深层心理的集合”，“令我们安心的是天皇的现实存在”。

日本青年社事务局长中川成城则表示:

天皇对于我来说是绝对的，我只要看到天皇的影子就禁不住劈里啪啦流泪......当然，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思想观念的形态。

制造经团联事件的野村秋介，在他后来跑到朝日新闻社自杀时喊的口号是“皇道弥荣”，与战争期间神风队的口号有相似之处。可见，新右翼的天皇观又是矛盾的，他们对天皇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和理念意义的偶像崇拜，而不是把天皇当作“神”来进行宗教式的顶礼膜拜，他们的意愿也同传统右翼有别，即无意恢复明治时期天皇的统治地位。

新右翼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尽统一，有一部分新右翼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他们反对东京审判，反对战争反省和谢罪，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是新右翼中的极顽固分子。值得提出的是，在新右翼中，也有一部分团体或人物对战争责任问题或多或少有些认识——尽管是暧昧的，或者是肤浅的。

日本青年社的事务局长中川成城认为:

侵略的确是事实，可是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的事，作为我，当时也要这么决定(即发动侵略战争)。

铃木邦男的见解则是，“那场战争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谢罪”，但是，“当时90%的国民都讲要战争(支持战争)，把天皇陛下卷了进去，天皇陛下没有关系(责任)”，所以:九成的国民都有责任，要道歉应该由我们道歉，我们是战争责任者，当然，九成的赞成者是出于大义，出于当时不得已的状况，教科书中如何写都可以，但应该和反省内容并行，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天皇陛下一人。

统一战线义勇军头目木村浩三对战争责任的看法是:

我不能说大东亚战争全部是正确的，其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要区分各个时期的战史予以公正的评价，片面、偏颇不能透视其本质，为了认真反省过去的不幸，如何把握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中川还认为，战争的受害国也有责任:

朝鲜人自己的党派之争，不能保全自国的独立，也应该反省。

2、新右翼的目标

新右翼的运动重点之一是粉碎“YP（雅尔塔、波茨坦）体制”，所以，他们认为自民党保守政权也是“反动势力”，甚至提出打倒自民党政府的口号。同时也批判传统右翼为自民党政权保驾护航、肯定战后体制的举动。

日本青年社情报宣传局长箱崎一像称:

我们青年社开展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把握未来，为了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子孙，所以，既反共，也反权力，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活动。

民族革新会议副议长松本效三也表示:“我们的本质就是反权力”，“因为自民党轻视日本的传统和文化”。为了实现粉碎“YP体制”的目标，新右翼极力主张建立日本国军。

统一战线义勇军头目木村浩三就说过:

国家的要素之一是安全保障，为此，当然要建立国军，这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

要建立国军，前提是必须修改现行宪法，删除宪法第九条中“不保持战力”、“放弃交战权”等内容，所以，新右翼在鼓吹修改宪法的问题上特别卖力。

新右翼从成立伊始，就把收复冲绳、夺回北方领土当作运动的重点之一。一水会创办的会志就命名为“收复失地”，而统一战线义勇军的前身叫做“夺还北方领土青年委员会”，后改称统一战线义勇军。1977年，国际胜共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北方领土归还对苏国民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另征集了1000余万人签名。

另外，每年的8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日，日本右翼称为“耻辱日”)，新右翼(包括传统右翼)都要召开“灭苏(俄)反共国民大会”，然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围攻苏联(俄罗斯)大使馆，在日本称作“反苏(俄)示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右翼在中国领土钓鱼岛问题上更是充当了破坏中日关系、践踏中国主权的卑劣角色。早从1972年5月开始，爱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就悍然登上了钓鱼岛，在岛上揭起日之丸旗。1978年8月，日本青年社骨干卫藤丰久(后会长)率领8名队员再次登岛，在中国领土上建起灯塔。这以后，青年社每年都要数次派队员登岛，进行灯塔维修，更换电池等。

1988年6月，他们又在岛上建起太阳能式电池的灯塔。目前，该灯塔虽已坏损，但日本右翼势力粗暴践踏中国领土的行为已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毋庸置疑，新右翼在钓鱼岛的所作所为是以自民党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为后盾，最近，日本政府竟然置世界华人的强烈抗议而不顾，采取卑劣的“租岛”伎俩，为解决中日间领土的纠纷制造了更大的隐患。

还有，每逢中国领导人赴日访问时，新、旧右翼团体常出动街宣车鼓噪捣乱。

有文章称:

(当中国领导人到来之际)右翼反反复复的出动街宣车，高音喇叭的声响恐怕不会取得市民的共感，即使他们的主张有多少正当(成分)，也不会得到评价，相反只会引起反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右翼是在70年代以来右翼学生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还没有能力成为日本右翼运动的主体，也取代不了日本右翼运动的主流和方向。但是，他们的一些主张却反映了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动向，且与日本政治决策层、学术界右翼的见解略同，特别是同“鹰派”政治家小泽一郎、石原慎太郎等人的政治主张合拍。因此，对日本新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及新右翼对日本未来走向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3、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出台组阁。大平政权认为，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化的实现，以及日本社会的全面转型，日本的国家目标也应该从“经济中心时代”转向“重视文化时代”，尤其是“必须积极地发挥和负起符合日本国际地位的作用及责任”。

1979年1月25日，他在施政演说时说:

战后30余年，我国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一往无前地迈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今后)根据我国对世界的作用和责任，必须认真地展开内外施策。

这以后，他又多次在国会会议上指出:

(日本)必须分担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作用。为了维持基本的国际秩序，我国应该负起符合其国际地位的责任，发挥其作用。

此后，大平又多次在国会会议上指出:

(日本)必须分担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作用。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努力整备自卫所必需的、有限度的而且是高质量的防卫能力，确立与我国相称的防卫体制方针。

从大平口口声声强调“国际贡献”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从大平政权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新保守主义萌芽已初露端倪。也可以说，是日本自民党政权迈向新保守主义的第一步。

1982年11月，经过铃木善幸的过渡内阁，战时曾任皇家海军军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正式登场。中曾根上台伊始，就抛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经济主义政治”，促进“国际国家日本的形成”。

中曾根多次强调，日本正处在“重大的转换期”，日本应该做到:

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名誉的地位。

之所以提倡建设国际国家日本，是考虑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寄予我国的期待和要求也将增大。

1983年，中曾根在群马县的一次讲演中，更明确的用“政治大国”的概念取代了“国际地位”和“国际贡献”。

他说:

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问美国时公开宣称:

(日本)应全部与完全掌握控制日本海的战略海峡，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使苏联潜艇通过，并不会有其他舰队活动。(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日本自战后以来，始终坚持防卫开支不超过GNP的1%的限界，可是，这一禁区被中曾根内阁打破。1986年2月，中曾根内阁通过了1987年度防卫开支数额，首次达到GNP的1.04%。从此，日本各届内阁的防卫开支都有增无减，其绝对额甚至跃居世界的第二位。

应该说，修改宪法是自民党执政当局由来已久的“夙愿”，在经济主义时代，修宪论就时隐时现，只是由于时局和国内外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正式摆上日程。1980年铃木善幸组阁后，启动了自1973年以来就处在“冬眠”状态的宪法调查会，又委任老右翼奥野诚亮为法务大臣，着手宪法的修改事宜。奥野上任伊始就放厥词，称:现在的宪法是基于占领军的指示决定的，我希望由国民自己制定宪法。

奥野的狂言遭到在野党的强烈批判，然而，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却出来打圆场称:“这不算什么问题。”中曾根上台后，朝野内外的改宪派对其寄予了“厚望”，称“理解宪法改正的总理诞生了!”的确，早在50年代初中曾根就是一个坚定的改宪派，他曾上书麦克阿瑟，指责和平宪法“是美国式宪法”，是“强加在日本头上的束缚”。

他组阁后，更明确表示:

(日本)法律、制度都不完善，宪法也是如此。我个人是改宪论者，我考虑需要就宪法进行研究。(应该)打破禁区。

所以，在1983年1月22日的自民党大会上，明确地把“改宪方针”列入自民党的决议中，内称:

自主制定宪法，即自主的改正宪法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党是，今后要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尊重基本的人权，适应时代的变迁就改正现行宪法进行研究。

进行“教育改革”是中曾根内阁的三大任务之一。

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对国会提出“教育改革的视点”，强调此次教育改革是:

明治以来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要求教育必须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
教育制度、教育内容要多样化、弹性化，并要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追求适应国际国家日本国民的教育国际化。
(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

为此，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了一个“临时教育审议会”，作为内阁教育改革的咨询机关展开工作。

最后，该会达成了“共识”，即“基础知识教育”必须以:

日本民族光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
应该唤起爱国心，强制“日之丸”、“君之代”。.

这样，在中曾根任上: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被重新强化。日之丸、君之代实施义务化。

至少，中曾根对如何在孩子们中形成新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心。

综上，不难看出，从大平内阁以来，特别是中曾根组阁以来，自民党传统的保守主义路线被逐渐修正，以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新保守主义出台，它刺激了战后以来对侵略战争一直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为复活军国主义史观提供了国内的政治氛围，并把右翼势力的注意力吸引到攻击东京审判，反对战争反省，反对“谢罪史观”，美化侵略战争上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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