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上）

作 者：樊美筠、刘璐、高凯歌

内容提要：小约翰·柯布博士是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40余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对西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刻反思，致力于探索一条整合传统与现代优势资源的生态文明之路，他高度肯定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的新进步。本书首先对柯布的生平及学术思想进了回顾，然后分别从后现代生态文明观、后现代生态文明经济观、后现代生态文明农业观、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观、后现代生态文明哲学观五个方面，对柯布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总结及反思。

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尔尼斯特·波依耳曾经说：“研究西方文明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但是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

本着尊重他者的后现代精神，从怀特海到柯布和格里芬，几乎所有过程哲学家都秉持一种向他者开放的态度。怀特海的高足、著名比较哲学家诺斯若普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句话清晰地表达了过程哲学家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呼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自己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作为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转折，柯布更是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今天，由于欧洲文化优越论不再统治我们，我们更要做好准备向其他文化学习。”柯布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柯布在其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中，就已开始关注到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并在21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希望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柯布博士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人广泛的争议，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认为柯布博士对中国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更有别有用心的人认为他是在“忽悠”中国，试图以生态文明建设之名“遏制”中国的发展。显然，这里许多人是将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了。柯布指的仅仅是希望与可能，他说：“我衷心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至于这个可能能否成为现实，有几成希望甚至能否梦想成真，完全取决于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选择，中国人可以选择向生而死，也可以选择向死而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大卫·格里芬博士与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柯藤博士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我们2018年5月拜访格里芬博士的访谈中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格里芬博士的回应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希望。他认为，即使有5%的希望，也值得背水一试。柯藤博士则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着重大选择：是接受具有严重缺陷的西方叙事方式，成为濒临破碎的‘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还是会引领世界建设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如果中国选择了前者，结果可能是历史的结束——至少是人类所记录的历史的终结。如果中国选择了后者，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千百年来引领人类认识和实现我们人类可能性的最高潜力的国家。”

柯布博士等世界顶级学者为何如此看好中国呢？根据笔者多年来在柯布博士身边的浸润，我们认为他有如下根据：

第一，中美体制不同。柯布在2017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深为全球的生态危机忧虑。1970年我写了本书《是否太晚？》。有那么一段时间，看起来似乎美国能够引领世界各国在防止生态灾难上做出表率。但美国的大公司将这种努力视为赢利障碍，因此企业界阻挠我们的生态行动。从根子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美国的情况如今也越来越糟。”在他眼里，“美国已经在寡头政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人们有时称之为‘大公司政治’(corpocracy)，即由大公司统治”，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垄断集团的傀儡，成为服务资本、服务市场的奴仆。柯藤博士则将这种现象称为“企业理论”。“这个理论基于自我限制和破坏性的假设，即我们人类只关心个人自我满足。它忽视了人类对清洁空气、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也忽视了只有在相互关心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的情感需求。个人和集体关照彼此，而地球被视作无关紧要的。政府失去了民主问责制的特征，它的作用被减弱，只负责执行合同。”现实也确实如此。2016年，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他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如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签署煤炭命令、废除奥巴马任期内制订的“清洁电力计划”等多项环境政策、不再更新四年一次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等）无不在严重伤害着世界范围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将世界引向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因此，作为美国人的柯布明确提出：“我不看好美国,是因为我的国家基本上已经被大财阀掌控了。不是说它没有能力超越现代性实现生态文明，而是说它的关注点不在为民众谋福利上,而是在为大财团特别是跨国公司服务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宁愿花费巨大的代价在近东地区和世界各地进行各种不得人心的军事冒险,而不愿把钱花在推动生态文明上,是资本的利益使然。”与之相反，“中国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富豪掌权的国家，中国政府说话还依然有分量。感谢马克思的影响,对大多数穷人的真正关心,依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考量”。柯藤博士也认为：“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按照所需速度和意图做出选择的国家。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政府致力于人民的福祉，政府的权力尚未服从纯粹的公司利益。”

第二，中美传统不同。柯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的兴起,没有遇到那种使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希伯来人同自然界相疏离的严酷环境。因此,中国从合乎生态的生存到迈向文明的这个过程,就没有像西方那样一门心思地致力于统治自然。”中国最近百年的历史也表明，中国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迫走向现代化的。而且现代化的历史也不长，也只是在最近40年才开始这个进程，因此，西式现代化在中国还远未达到像在西方社会那样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程度。克里福·柯布也指出：“中国应该会成为第一个认真考虑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家，这点并不令人惊讶。中国有着复杂的哲学传统，这些传统总是强调相互竞争的经验和观点的平衡性。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拥抱现代化是对那一传统的否定，但是现在作出改变还来得及。”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从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家和释家也如此)。宋代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很有名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就是说,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同类。宋代理学家程颖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在这些大儒看来,人与万物是同类、同伴,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在柯布看来，“道家的目的则在于恢复与更新天地的原初和谐”。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一种有机整体主义，强调天人一体，并不将人置于高于自然与宇宙的地位；认为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和谐平衡状态，而非对立与竞争的状态。

本文系《柯布与中国：直观柯布后现代生态文明思想》

第七章上半部分，未完待续。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