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京保卫战严重注水，景泰帝为提升威望不惜捏造战果

也先是有本事攻下北京的，没攻下是因为不想攻，当然明军敢于迎战也给了他说服手下撤兵的台阶，不过明朝史料随后记录的一系列战果则纯属造谣，史官造谣的原因一是为了天朝上国的面子，二是景泰帝急于为自己提升威望以坐稳皇位，也可以算是逢君之恶。

瓦剌兵临城下之前，关于如何守卫京城，明军内部有过一次重要争论，据《明史·于谦传》，石亨主张死守城池，但于谦觉得不可示敌以弱，于十月初八定计依城而守，决战于九门之外。其中，于谦与石亨亲自带兵列阵德胜门外。

争论归争论，石亨还是深受于谦信任，“各军皆受石亨节制”，相当于前敌总指挥。

除守城野战之争以外，于谦的布置还有三处信息量。

一是，身为文官的于谦亲自出城，不避斧钺。

二是，大敌当前，明廷宽宥了广宁伯刘安和镇远侯顾兴祖等罪臣，令其上阵杀敌，戴罪立功。

三是，新败后的明军不到两个月就集结了二十二万大军，可见于谦整军备战效率之高。这在数量上已接近八万瓦剌军的三倍，何况，除列阵城外的二十二万人之外，城上应另有守军。

不过，这二十二万人虽“列阵九门外”，摆出一派决战于旷野的气势，但毕竟是仓促成军，所谓的野战军名不符实，战力与瓦剌的百战精锐相去甚远，野战更多是一种不惧敌的姿态。

于谦最大的功劳是把pose摆出来了

为进一步放大兵力优势，景帝和于谦还紧急从边关调兵入京：宣府总兵杨洪领兵两万勤王，辽东副总兵焦礼、施聚带兵三万入援，共计五万。

翻看京师保卫战那一时期的《明代宗实录》，明廷几乎一刻不停自各地调兵勤王，有些显然是缓不济急的“远水”，但心急如焚的明廷照调不误。

致书宗室诸王曰：“兹者虏寇乘机入关侵犯，京城危急之秋，尚赖宗室至亲以宗社为重，命将统率精兵，不拘多寡，星驰赴京勤王，以除虏寇，以安国家，期在旬日毕集；

敕巡抚永平等处右佥都御史邹来学、参将胡镛，率兵二万入援；

遣使赍敕往调朝鲜及野人女直卫分军马，与辽东兵会合杀贼；

遣户部郎中汪浒，往调陕西河州等卫土军入援；

敕提督居庸关守备副都御史罗通等，前已敕尔领精兵五千赴京策应，今恐不敷，凡赵玟杨俊所领军马自外至者，尔通与俊悉领前来。

自居庸关和永平调兵也就罢了，连朝鲜人、女真人、河州吐蕃土军都惦记上了，可见明廷此刻的慌不择路，不管兵来自何处，有兵入援即可。

调兵勤王一事也暗示着，明廷对战局的判断并不乐观，可能认为京师保卫战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甚至走向旷日持久。

更可见明廷心急火燎的是，几乎空前绝后地向宗室诸王发出了勤王诏书。自靖难之役与汉王朱高煦之乱后，削藩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宗室领军在有明一代日渐成为一件犯忌极深之事，日夜为皇权所忌惮防范。

这事有多敏感呢？崇祯九年（1636），清军大举破塞入关，唐王朱聿键亲自率护兵千人北上勤王，崇祯帝闻之震怒，勒令朱聿键折返封地，之后更是将其贬为庶人，圈禁于凤阳高墙内七年，几至被折磨而死。

起初，景帝对宗室勤王也是冷眼相待。据《明代宗实录》，早在九月初，赵王朱瞻塙就曾上奏朝廷：“太上皇帝被留虏庭，臣切齿痛恨，乞敕臣领军，舍死捕贼，迎回以释祖宗之恨，以谢神天之怒，以安天下之心。”景帝“以书慰止之”。

但而今军情紧急，明廷也只能迫于时势事急从权了。但日后当战事缓和下来，景帝第一时间便下诏“止宗室诸王勤王兵”。

大军毕集，于谦给予了九门各军将领相当大的临阵指挥权，“或设伏，或设险，或守正用军，或出奇取胜，或获守城池以逸待劳，或攻劫营阵以计陷敌，或分兵策应”（《明代宗实录》）。

于谦最重视的是军纪，很可能担心重蹈土木堡不战自溃的惨状，亲自督战，先退者死，据《明史·于谦传》：“以部事付侍郎吴宁，悉闭诸城门，身自督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

景帝还下了一道敕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据《明代宗实录》，“是时军士有盔甲者仅十之一云”。

这可能意味着，于谦令二十二万明军出九门野战，执行起来未必那么顺利。也因此，于谦更需要亲自上阵，前线督战，才能稳定军心。

十月十一，也就是瓦剌兵至北京城下的那一天，两军就爆发了小规模前哨战，明军小胜。明军副总兵高礼和毛福寿在彰义门外击退瓦剌军三百人，还生擒一人。

景帝闻之一振，顺势授权于谦与石亨先斩后奏之特权：“尔等即选精兵于教场驻扎，以便调用，自都指挥而下不用命者，斩首以徇，然后闻奏。”

这或许说明，从皇帝到于谦，大明中枢已认识到，军纪将是决定此战成败之关键。

据《明代宗实录》，景帝同期还配套补充了一道旨意：“遂敕太监兴安、李永昌，往同石亨于谦等整理军务。”

先斩后奏与太监监军两道旨意同日发出，也是一种互文了。军情再焦灼，皇权也须臾不敢忘制衡之术。

开战第二天（十月十二），两军还是没有展开大规模交锋。据《明代宗实录》，明军在这天又小有斩获：“兵部尚书于谦奏：‘所镇抚薛斌率官旗二十三人，潜劫贼营，射死贼一人，夺所掳人口一千余。’”

经过两天的交锋，兵部发现“鞍马军器给用不敷”，便于当天上奏景帝，要求在北京城内有偿征集各类兵器，应收尽收，“敢匿者治罪”。

开战前两天，瓦剌迟迟没有大张挞伐，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如之前所述，也先还寄望于让英宗出面，逼迫明廷签订城下之盟。《明史·于谦传》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也先被二十二万明军的气势震住了：“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

第三天，十月十三。也先见逼和无望，遂发动大举进攻。

这一天，瓦剌先是主攻京师正北面的德胜门。瓦剌曾派骑兵在德胜门一带侦察，于谦料敌于先，让石亨在路两旁的空房中预先设下埋伏，再遣数骑诱敌，待一万多瓦剌军来攻，伏兵火铳火炮齐发，瓦剌军败退，“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明史·于谦传》）。

德胜门初战不利，瓦剌大军移师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阵斩瓦剌先锋数人，当瓦剌军稍稍退却，孙镗率军追击，反被后续的瓦剌骑兵所围。孙镗奋力拼杀，依然无法解围，此时，明军前哨战的英雄高礼、毛福寿率兵来援，高礼在激战中身中流矢。两军相持不下之时，石亨也分兵前来助战，这才逼退了瓦剌军，成功解围。

第四天，十月十四，瓦剌又攻京师西南方向的彰义门。

于谦早有预备，命都督王敬、武兴，都指挥王勇前往彰义门御敌，勒令他们互相应援，以免被各个击破；又令孙镗与高礼、毛福寿屯兵一处，作为机动部队，在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

瓦剌军来袭时，武兴令火铳队在前，弓箭手和短兵居中，数百骑兵列于阵后，这些骑兵不是普通军人，尽数由宦官组成。当瓦剌骑兵冲至近前，明军以火铳集中发射，部分明军骑兵见战局向好，为争功便擅自出击，破坏了明军的阵型。瓦剌骑兵趁势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失而死。

瓦剌军追至土城，很多当地居民跑到房子顶上助战，“居民皆升屋，以砖瓦掷之，虏少止”（《明代宗实录》）。恰在此时，毛福寿率军来援，瓦剌人不敢恋战，“虏遥见旗帜，乃遁”。

也是这一天，明军与瓦剌人又在居庸关发生激战，据《明代宗实录》：“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

第五天，十月十五，也先审时度势，决意撤军。据《明史·于谦传》：

“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

见瓦剌撤军，明军顺势追击，《明史·于谦传》中起的调子并不算高，“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只是说了有追击这回事，并没有公布任何战绩。

但在《明史纪事本末》那里，追击就被演绎成了连战连捷：

于谦使谍，谍知上皇移驾远，命石亨等夜举火，大炮击其营，死者万人。

也先以上皇北遁，脱脱不花闻之，遂不敢入关，亦遁。也先出居庸关，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关。诸将分兵蹑其后，石亨与从子彪复破寇于清风店；孙镗、杨洪、范广逐寇至固安，又捷，夺回人口万余。

这一说法可能源自《于谦神道碑》：“对垒凡七日，是为十月既望，敌移，扈跸渐远，乃举炮击敌营。敌死炮下者万计。额森大沮，宵遁。京师解严。”

先是大炮轰死敌军万人，继而追击时两战两捷，看起来，明军取得了一次史诗级的胜利，瓦剌人在撤退时溃不成军。

真的是这样吗？

明人笔记《双槐岁钞》也有追击时歼灭瓦剌军万人的记载：“（石）亨帅师出安定门，挺刀先驰，从子彪持巨斧与诸子弟从之，突入虏阵，所向披靡，转战西南，虏溃去，追至关，斩首万余，虏相蹈藉死。”

无论是炮轰，还是斩首，这些动辄歼敌万人的记载都渲染过度了。事实上，瓦剌人的撤军更接近于全身而退。在《明代宗实录》中，明军追击时的歼敌战绩几乎都是寥寥数人：“虏至居庸关，都指挥杨俊率官军八百人追击，斩获贼首六级，马一百二十匹，牛骡四百七十余只，追回男妇五百余口。”“杨洪等军至霸州境，与残虏遇，破之，生擒引路劫掠家达子五人，夺回被虏人口万余，马牛羊无算。”

瓦剌人在撤退时甚至还有余力大肆抢掠，据《明代宗实录》：“壬戌，虏众奉上皇车驾由良乡西去，所过州县大掠，又散遣部属掠畿内诸府州县。”

就连唱高调的《明史纪事本末》也坦言，瓦剌撤军抢掠时仍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时寇骑散掠各郡，不过百余骑，驱人畜以自卫，望之若万众，然犹杀官军数百人，洪子俊几为所获。”

瓦剌人甚至还闯入明宣宗的景陵劫掠，守陵的卫所明军四散而逃，据《明代宗实录》：“景陵卫奏：‘昨者达贼入营，官军惊散，并劫去印信。’诏官军限一月以里，回陵看守，不至不宥，印信补造与之。”

而据《否泰录》，成祖长陵、仁宗献陵也均遭到瓦剌军劫掠：“陵旁宫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军死亡、逃窜，暂辍祭祀。”

瓦剌人固然是贪得无厌，是典型的“穷饿之虏”，但撤退时却如入无人之境。

这种溃退也太写意了吧。

京师保卫战结束几天后，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刘定之上疏景帝，对明军的表现大失所望，只能坐视瓦剌人来去自如：

而天下之大，数十万之众既不能奋武以破敌，又不能约和以迎驾，听其自来，又听其自去者也……昨者紫荆居庸等关既不能御虏之入，又不能遏虏之出。名为关塞，实则坦途，虏骑之来若长风之驱云雾，豁然无所底碍。

也先本就不想打北京

纵观京师保卫战全局，明军自然是胜利者。

所谓胜利，明军守住了京师，挫败了也先攻取北京的战略企图。

胜利弥足珍贵。土木堡之役后，“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于谦横空出世，临难自奋、扶颠持危，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令京师防务焕然一新，明军士气为之一振，在依城野战中竟顶住了瓦剌百战虎狼之师的数轮攻击，这无疑是一次熠熠生辉的军事奇迹。

但是，军事奇迹并不是军事神话。

在一种极端的历史叙事中，似乎瓦剌在京师城下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大溃败，而后一路溃退出关。

从京师保卫战来看，瓦剌骑兵在野战中仍然占据了不小的战术优势，所谓战败更多是指无法完成战前制定的攻取北京之战略目标，而不是真的完败于明军。

在京师保卫战的三场主要战役（德胜门之战、西直门之战、彰义门之战）中：瓦剌在德胜门之战是真正战败了，而西直门与彰义门两战甚至都是明显居于上风，只是赶在明军大举增援时主动撤退。

石亨更是一度判断战局危急，据《明史纪事本末》：

“石亨折弓厉声曰：‘宰臣不出计，莫能支矣。’”

更重要的是，瓦剌依凭其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战局顺利时可分割包围明军，险些在西直门围歼孙镗所部；而战局不利时，也可从容撤退，主力很难被明军围歼。

而瓦剌从北京撤军时，更多是一种基于对战局正确判断的主动撤退，绝谈不上所谓的溃退。以瓦剌一人数马的机动性优势而言，明军又靠什么追歼瓦剌大军呢？骑兵在哪里，马在哪里？

明军骑兵在土木之役中几损失殆尽。石亨就曾上奏朝廷称：“近因北征马多亏损，今各营官军领民间孳牧马瘦弱者多，猝难调用。”

这本就是一种由机动性决定的“不对称战争”：瓦剌打不过可以跑，如京师保卫战；明军打不过就是被围歼，如土木堡之役。

对于京师大捷，当事人于谦就表现得极为审慎。战后，景帝褒奖于谦和石亨，“连日得报，足见尔等悉心效力”，进封石亨为武清侯，于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

于谦闻讯，上疏推辞：

臣猥以浅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疏，已出望外。今虏寇未靖，兵事未宁，当圣主忧勤之时，人臣效死之日。岂以犬马微劳，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如蒙怜悯，仍臣旧职提督军务，以图补报，庶协舆论。（《明代宗实录》）

《明史·于谦传》还记录了于谦推却时的一句名言：“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此句典出《礼记·曲礼上》：“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所谓“四郊多垒”，与“虏寇未靖，兵事未宁”同义，于谦反复强调这个意思，自然是一种谦虚，但也代表了他对战局的最真实看法。

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以上那些动辄歼敌上万的记录，虽然后世看来大言不惭，但却极为契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在景帝颁布的“退虏诏书”中，满眼皆是浮语虚辞：

朕以凉德嗣承大统，仰惟祖宗创业之艰，宵旰孳孳，勉图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銮舆未复，痛恨日深。方诘兵数十万欲以问罪于虏，而虏以使来请迎复者，屡皆诈以太上皇帝诏旨，谓若重遗金帛以来，虏必款送还京。朝廷固疑其诳，而于礼难辞拒，悉勉从之。奈何其计愈行，而诳愈笃。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众，躬诣城下，仍以请迎讲和为词，朕遣大臣出迓，遍历虏营，不见大兄銮舆所在，遂焚书斩使，挥六师捣之，斩获其类无算，虏众大溃，乘夜奔遁，余孽散伏于近郊者，亦皆搜戮无遗，京师内外为之帖然……（《明代宗实录》）

在诏书中，景帝断然否认太上皇身陷瓦剌营中这个基本事实，“遍历虏营，不见大兄銮舆所在”；又夸饰京师保卫战的战绩，大谈“瓦剌溃败论”，“挥六师捣之，斩获其类无算，虏众大溃，乘夜奔遁，余孽散伏于近郊者，亦皆搜戮无遗”。

唯有一次辉煌的胜利，才能夯实朱祁钰即位的合法性。

景泰帝只有造谣战果才能坐稳皇位

尽管自称“大兄太上皇帝銮舆未复，痛恨日深”，但几个月后，朱祁钰就有机会向朝野证明，他是否真的期盼大兄回朝。

本文节选自张明扬兄的新作《土木》，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间的史事，脉络清晰，祛魅明粉制造的诸多神话，推荐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