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早春,陕北瓦窑堡。张爱萍刚从青阳岔败仗中撤回来没几天,就接到了周恩来找他谈话的通知。他走进窑洞时,周恩来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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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没有多余的铺垫,周恩来直接告诉他,组织上决定给他撤职查办的处分,而且这个处分要比更重一些。周恩来说得很清楚,之所以要从重处理,主要不是针对这一仗的战术细节,而是从政治上考虑。
张爱萍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来的干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对他的处理必须让当地部队看到中央不偏袒任何人。张爱萍没有争辩,表示接受批判,愿意自我反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鉴于长征途中屡屡吃敌军骑兵的亏,中央下决心建立自己的骑兵部队。于是以刘志丹留下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直属中央军委的骑兵第一团,张爱萍被任命为团长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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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部队寄托了中央很大的期望,张爱萍也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谁也没料到,几个月后,这支骑兵团就在他手上遭遇了一次重创。
1936年2月,为配合主力红军东征山西,张爱萍率骑兵团在陕北三边地区清剿马匪武装。初期打得相当顺利,先是在靖边全歼了盐寨子的民团,随后转战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连战连捷。张爱萍当时在马背上心情极好,还吟出了“百里扬鞭奏凯归”的诗句。然而乐极生悲,在回师瓦窑堡的途中,意外发生了。
部队经过青阳岔时,得知一股游匪袭击了我边区政府。张爱萍当即命令第一营断后掩护,自己率领主力追击。一口气追出去十五公里,战马跑得浑身是汗,连他的裤脚和鞋子都被马汗浸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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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匪见红军紧追不舍,只得丢弃掳掠的人员和物资仓皇逃窜。如果此时见好就收,事情也就圆满结束了。但被救出来的干部群众咽不下这口气,纷纷要求活捉匪首,部队指战员也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趁势端掉土匪的老巢。
张爱萍看到众怒难犯,便下令去攻打土匪的老窝。打进去才发现,匪首“炮兵张营”带着大队人马外出游猎未归,窝里只有少数留守人员。既然土匪主力不在,张爱萍便下令撤退。然而部队刚刚端完匪巢,难免松懈。
恰在此时,匪首率部返回,听说老巢被抄,便在红军回撤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更要命的是,原先被安排负责断后掩护的第一营,因为久等大部队不来,放心不下,擅自撤离了警戒位置向主力靠拢。这一撤,正好给了土匪伏击的条件。各种偶然因素交织在一起,骑兵团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战马损失了整整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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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瓦窑堡后,军委召集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第二天便通报全军,给张爱萍撤职查办的处分。在他自我反省期间,他遇到了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凯丰。凯丰半开玩笑地说他“《落马湖》这出戏唱得不错”,意思是他奏凯而归却在半路翻了船。
张爱萍被这一激,脱口说出“胜败乃兵家常事”。凯丰当即回了一句打了败仗还嘴硬之类的话,张爱萍的火气也上来了,说了句要杀头就伸长脖子等着的气话。没想到这句气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两天后,张爱萍被叫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质问他是不是还不服气,张爱萍连忙解释自己接受处罚,那句话只是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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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没有继续严厉批评,而是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本身不错,世上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但这话从你张爱萍嘴里说出来就不行,要接受教训。
见张爱萍不再吭声,毛泽东的语气缓和下来,转而问起他的经历。听说张爱萍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便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气氛变得亲切了许多。
临别时,毛泽东问张爱萍还有什么想法。张爱萍诚恳地说,这些年来自己就是猛冲猛打,底子薄,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便介绍他去红军大学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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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主席在红军大学上课时,又讲到了这次败仗,又专门找张爱萍谈话,教育他在任何时候,指挥员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被情绪所左右,张爱萍也从中领悟到了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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