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泡水提神，性侵女童，办公室藏淫秽扑克，当年公安局长太嚣张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刚蒙蒙亮，广西隆安县的街头就出现了反常的一幕。
卖菜的王阿婆没有像往常一样去菜市场摆摊，而是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县城主干道旁的路牙子上。

对面修鞋的老李头也收了摊，拎着工具箱站在她旁边。

两人谁也没说话，眼睛都盯着同一个方向——县城看守所。

人越聚越多，菜农、小贩、教师、理发店老板娘、缝纫店的女工……

不到八点，街道两侧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有人手里还攥着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青菜，有人怀里揣着馒头，有人显然是临时关了店门跑出来的。
一个外地的卡车司机路过，摇下车窗问：“咋了？今天有游行？”
没人回答他，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古怪的沉默，像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闷。
突然，有人低喊了一声：“来了！”所有人的脖子同时扭向同一个方向。
一辆灰绿色的囚车，正从看守所的大铁门里缓缓驶出。
要说清楚隆安人如此关注的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得把时间往回拨一年零七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县城南门菜市场正是最热闹的时候。讨价还价声、剁肉声、孩子的哭闹声搅成一锅粥。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背着粉色小书包，蹦蹦跳跳地穿过巷子，往菜市场深处走。

她妈妈在市场里卖豆腐，每天这个时候她都要去找妈妈要两毛钱买糖吃。
没人注意到，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男人跟在了她身后。
他走路的姿势有些摇晃，像喝了酒，事实上他也确实喝了酒，中午在食堂喝了大半斤白酒，又兑了几口私藏的“提神茶”（用收缴来的鸦片泡的）。

酒精和鸦片混在一起，让他的眼睛泛着一种不正常的红光。
他叫陆世长，五十五岁，隆安县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
这条街上没人不认识他，他经过时，菜贩子们都低下头，假装在忙自己的事。这倒不是尊敬，而是一种怕。

一个可以随时让你摊位被取缔、让你户口被注销、让你“进去”待几天的人，谁不怕？
他跟在那个五岁小女孩身后，越跟越近。
旁边卖猪肉的赵屠夫最先注意到了不对劲，他后来对办案人员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看见陆局长的眼神。

那种眼神他见过，在乡下公狗发情时见过。
但他没敢动。
陆世长加快几步，弯腰一把抱起了小女孩。孩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夹在臂弯里，朝菜市场边上的一排临时搭建的空屋走去。
“叔叔，你要带我去找妈妈吗？”孩子的声音清脆，带着天真的信任。
陆世长没有回答，他一脚猛地踹开其中一扇木门。
屋里光线昏暗，堆着一些废弃的菜筐和烂布。

他把孩子放倒在地上的时候，小女孩终于感觉到疼了，开始挣扎，开始哭喊。
木门“砰”地关上了。墙外，十几个人站着。
赵屠夫手里的刀悬在半空，刀刃上还沾着猪血。

旁边卖豆腐的张嫂捂住了嘴，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他们听见了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听见了衣物的撕裂声，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喘息声。
有人攥紧了拳头。
有人别过脸去。
有人挪动脚步想冲过去，被身边的人死死拽住了袖子，因为那扇门后面，是一个身上配枪的公安局长。
几分钟后，门开了。
陆世长一边系裤扣一边走出来，警服上沾了一些灰，他随手拍了拍。

目光扫过墙外那一排呆立的人，嘴角甚至微微上扬了一下——那是一种近乎炫耀的、放肆的表情。
然后他走了。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赵屠夫扔掉手里的刀，蹲在地上，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抱着头无声地哭了出来。他没冲进去，他一辈子都会恨自己没冲进去。
小女孩的妈妈从菜市场跑过来的时候，孩子还光着下半身躺在满地的烂菜叶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已经不哭了。
陆世长不是生下来就是恶魔的。
一九三八年，他出生在隆安一个贫苦农家，小时候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村里人说这孩子“命硬、有野心”。

他确实有野心，从生产队的记分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居然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稳稳地往上爬。
八十年代初，他当上了隆安县公安局局长。
那几年，他确实干了些事，打击盗窃团伙、整顿治安乱点，隆安的治安状况一度好转。

他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频频出席县、地区的人大代表会议。

照片上的他面容严肃、目光坚定，站在主席台上讲话时，声音洪亮，每句话都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字眼。
在公开场合，他是隆安县的“保护神”。
但私底下，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就有人在传一些风言风语。
那时候县里搞“农转非”户口指标，一个城镇户口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农村姑娘想进城，得找公安局审批。

陆世长就是那个手握审批权的人。
有姑娘去找他签字，他会把门关上，先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笑眯眯地说：“小同志，这个指标很紧俏啊，你得表示表示才行。”所谓的“表示”，不是钱，是身体。
办案人员事后查证，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一年，十四年间，陆世长性侵妇女近五十次，受害者数十人。

她们中有农村姑娘、有女工、有教师、有服务员，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
手段出奇地一致：先以帮忙为诱饵，再以权力相威胁。事成之后，他会给你办事——户口、工作、减刑，什么都行。

但你若是敢说出去，他有的是办法让你全家在隆安待不下去。
一九八七年，一个受害女青年终于不堪忍受，写了一封长长的举报信，附上证人名单，寄给了上级纪检部门。
信寄出不到一周，陆世长就带着两名民警“登门拜访”了。

那天下着小雨，他敲开女青年家的门，当着人家父母的面，把举报信摔在桌上：“这是你写的？你知不知道诬陷干部要坐牢？”
女青年的父亲当场就跪下了，老泪纵横：“陆局长，求您放过我女儿，她还小，不懂事……”
陆世长冷笑一声，把信撕碎，转身走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下次再写，你们全家都不用在这住了。”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举报。
隆安县公安局的老办公楼里，局长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间，门上有两把锁。
外面那把锁是公家的，谁都能开，里面那把锁是陆世长自己装的，钥匙只有他自己有。
没人知道那扇门后面锁着什么。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专案组撬开那把锁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文件柜最深处，锁着一沓淫秽扑克牌，每张牌上都印着不堪入目的画面。旁边是一叠低俗挂历，上面的女性照片被用红笔圈了又圈，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白。
抽屉里，三盒避孕套整整齐齐地码着，和缴获的鸦片放在一起。

他私自从扫毒行动中截留了这些鸦片，兑水当“提神茶”喝。

办案人员在他的茶杯里检测出了鸦片成分，也就是说，他经常在毒品的作用下实施犯罪。
床底下、书柜后、暖气片夹缝里，到处藏着现金和贵重物品。

只现金就七万多块钱，在九十年代初，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真正让专案组愤怒的，不是钱，是那些被刻意保存的东西。
陆世长有个变态的习惯：他会把受害者的姓名、住址、事发时间，一一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有的后面还画了勾，像完成某项任务后的标注。

那个本子就锁在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和他的人事档案放在一起。
办案人员数了数，本子上记录了四十多个名字，最小的那个后面，写着一个“幼”字。

幼儿园事件发生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
隆安县委把情况上报给南宁地委。地委领导听说一个公安局长光天化日之下在菜市场强暴幼童，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人还能穿警服？给我查！不管涉及到谁，一查到底！”
专案组进驻隆安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压力。
陆世长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几年，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

专案组要什么材料，下面拖拖拉拉；要找证人谈话，证人要么失踪了，要么改口了。
但专案组组长是地区检察院的老检察，办了几十年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他绕过县公安局，直接从地区调人，封闭办案，所有材料专人专送。
陆世长感觉到了风向不对。
他没有收敛，反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给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寄去了恐吓信。
信是打印的，但内容很直白：“某某同志，听说你在查我的案子，我很不高兴。你家孩子在地区中学上学吧？路上车多，要小心。”
专案组组长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信装进档案袋，在封皮上写了一行字：“陆世长威胁办案人员证据。”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公安局长，公然威胁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这个消息传到自治区，自治区党委领导震怒：“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是黑社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晨，专案组决定收网。
六名办案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县公安局门口，门卫看见地区牌照的车，赶紧放行。

他们上楼的时候，陆世长正在办公室里泡他的“提神茶”。
办案人员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去，陆世长抬头看见来人，愣了一下。

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甚至还笑了笑：“哟，地区来的领导，请坐请坐。”
“陆世长，你涉嫌流氓罪、强奸罪、受贿罪，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这是逮捕证，请你签字。”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你们……你们敢抓我？我是县政法委副书记！我是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资格，今天上午县人大已经依法罢免了。”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
然后陆世长猛地站起来，双手拍在办公桌上：“我要见县委书记！我要见地委领导！你们这是诬陷好人！”
没人理他。
两个法警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

陆世长拼命挣扎，他的警服在拉扯中扣子崩开了，露出了里面皱巴巴的白背心。

他喊着“不可能”，声音越来越尖，像杀猪一样。当手铐“咔嗒”一声扣上手腕的那一刻，他突然不喊了。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两个法警几乎是拖着他往外走的。
走廊里，几个公安局的民警站在那里，表情复杂。有一个年轻民警别过了脸，不忍心看；有一个老民警叹了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
陆世长被押上吉普车的时候，突然回过头，对着公安局办公楼大喊了一声：“我还会回来的！”

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再也回来不了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囚车从看守所开出。
从看守所到刑场，要穿过整个隆安县城。这条路，陆世长走了无数次，以前是坐在小轿车里，警灯闪烁，路人避让。

这一次，他坐在铁栏杆后面，穿着囚衣，头发被剃光了，脸色灰白。
囚车开得很慢。
街道两边的百姓，早就等在那里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喊了一声“枪毙他！”，然后整条街都炸了。
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畜生！”“禽兽！”“你也有今天！”
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放鞭炮。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一路，像过年一样。
囚车经过南门菜市场的时候，赵屠夫站在人群最前面，他手里没有刀，什么也没拿，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囚车，盯着铁栏杆后面那张脸。
然后他高高地举起了一只拳头，那个拳头攥得死紧，青筋暴起。
拳头没有落在任何人身上，但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那只拳头意味着什么，那是将近两年的憋屈、愤怒和自责，在这一刻，化成了一声无声的呐喊。
囚车里的陆世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抬起头，目光正好和赵屠夫撞在一起。
他迅速低下了头。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公安局长，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
刑场选在南宁市郊的一片荒坡上。
枪声响过，一切都结束了。
消息传回隆安的时候，有人在家里摆了一桌酒，有人去庙里烧了香，更多的人只是长出了一口气，那种压抑了十几年的、不敢大声喘的气。
故事的结尾，总要回到那个孩子。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之后，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被妈妈带回了家，她不吃不喝，不说话，谁碰她就尖叫。
三个月后，她被送到了南宁的精神病医院。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枪响的那天，她还在医院里。

她不知道那个伤害她的人已经死了，她只知道，每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进病房，她都会缩到床角，浑身发抖。
后来的事，没有人再追问。
档案室里，陆世长的案卷被锁进了铁皮柜，封面上用红笔写着四个字——“死刑，已执行”。
每有新人入职隆安县公安局，老民警都会带他们去档案室，指着那个柜子说：
“记住这个案子。记住这个人。”
“穿上这身警服，不是让你当官的，是让你保护老百姓的。”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滚蛋。”
三十多年过去了。
隆安县公安局的老楼拆了，幼儿园搬了，菜市场也翻新了。当年的目击者大多已经老去，受害者们或沉默或远走。
只有一件事没变：每年五月二十一日，总有人在隆安县街头默默地放一挂鞭炮。
不是为了庆祝什么，只是为了提醒：正义有时候会迟到，但只要你在等，它终究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