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俄联盟与袁世凯的废王之计

△ 朝鲜时期的袁世凯

明清时期，中国管理属邦的模式是“属邦自主”，不随意干预属邦内政、外交，只要求属邦按期朝贡，借“礼法”羁縻属邦，即可相安无事。对此，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与藩属之间的往来，取决于等级制的名分秩序、朝贡贸易的经济效应及儒家文化的思想传播。如费正清所言，中朝宗藩关系看似松弛，却可延续500多年之久，其中有许多国际法无法解释的约束力。全海宗指出中朝宗藩体制的维持，乃出于朝鲜统治阶层维护政治权力的考虑。曹雯指出，中朝关系堪为清朝藩封体制下的典范，而宗藩关系的基点在于清朝皇帝掌握了朝鲜国王的册封权。宋惠娟也指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维持的根本原因，实为政治上的需求，并将“以小事大”作为朝鲜的保国之道。由此可知，中朝宗藩体制长久维持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允许朝鲜“属邦自主”，不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使朝鲜的统治阶层得以享受政治利益，却不需担心大权旁落。但在朝鲜陆续与欧美国家缔结商约后，清政府的朝鲜政策转向积极，朝鲜对中国的态度不如以前恭谨，使中朝两国屡屡发生宗藩体制的礼仪之争。如权赫秀指出，当时朝鲜外交是“两截体制”，与晚清中国外交一样是“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张启雄也指出，中朝两国原本是“无为而治”的宗藩关系，但因列强觊觎朝鲜，清政府不得不改采监国干涉政策，让朝鲜亟欲脱离清政府。

学界对1886年“废王事件”大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朝俄密约》，如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便以《朝俄密约》的缔结为例，指出朝鲜在“事大”与“自主”之间的两难及中、日、英、俄四国在朝鲜的外交角力，说明中朝关系的演进过程是包含西方国家与外国顾问等多方力量的角力。林明德指出自“废王事件”后，朝鲜的反华意识加强，对宗主国产生一种敌对心理。宋惠娟虽未说明“废王事件”之始末，但指出袁世凯威胁另立新王之举，势必引起朝鲜的恐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损害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形象，也严重伤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感情。吕萍认为袁世凯提出的“废王之计”不失为加强中国宗主权的釜底抽薪之举。可以说，过去研究多偏重于《朝俄密约》的缔结背景及其失败，较少注意袁世凯准备废立国王的部分。本文将以“废王事件”为例，讨论朝鲜欲以俄国为后援，避开中日两国争夺朝鲜可能引发的冲突；袁世凯如何推行积极的朝鲜政策，阻止《朝俄密约》的实施，并借由皇帝对藩属的“撤封权”，准备废黜朝鲜国王，重整中朝宗藩体制。

一、组成朝俄联盟的契机

1884年，朝鲜开化党金玉均(1851—1894)、洪英植(1856—1884)等人发起“甲申政变”，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并杀死闵氏戚族的主要大臣闵台镐(1834—1884)等人，另组新政府。在驻朝清军的反击下，朝鲜国王脱困，事大派重夺政权，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使朝鲜国内反日情绪大涨。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不得不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同时，清廷内部也发生“甲申易枢”，由醇亲王奕譞隐操枢府大权，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又开始关说活动，希望能释回朝鲜。李鸿章接受袁保龄“以父临子”的主张，建议清政府释回李昰应，避免日本与闵氏戚族挟制国王，稳定朝鲜政局。“甲申政变”后，中日关系极为紧张，朝鲜也随之动荡不安。以闵妃(1851—1895)为首的闵氏戚族担心大院君回国报复，又担心中日战争迫在眉睫，将危害朝鲜利益。为求自保，接受了朝鲜总海关税务司兼外交顾问穆麟德(PaulGeorgvonMŏllendorff，1847—1901)“联俄拒清”的建议，转向俄国求助。因而，派遣金镛元等人赴海参崴，与俄国秘密谈判陆路通商问题，欲邀请俄国保护朝鲜，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基本内容。

△ 李昰应（ 1883年于直隶省保定府 ）

清政府很快收到朝鲜联俄的风声，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也移函询问朝鲜国王，但金镛元等人始终不承认密约之事。为了帮朝鲜与俄国穿针引线，穆麟德以外署协办的身分，充任朝鲜访日团的副使，暗中以徐相雨等人为代表与俄国驻日公使洽商，于1885年2月14日在东京秘密签订第一次《朝俄密约》。朝鲜求俄国保护、签订密约的消息很快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清政府要求陈树棠彻查，惩处相关人员，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决心加强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而日本、英国亦深感不安，日本担心俄国趁机侵夺朝鲜，将失去进窥朝鲜的机会，无法夺得控制东北亚的门户之钥；英国则担心俄国远东舰队南下印度洋，使其在阿富汗的军队陷入被俄军南北夹杀的窘境。为与俄国争夺阿富汗的战略地位，牵制俄国在印度西侧的军力，英国于1885年4月15日派三艘船舰强行占领了巨文岛(PortHamilton)，并表示要长期占领该岛，建立海军基地，阻碍俄国的远东舰队，是为“巨文岛事件”。

“甲申政变”让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减，遂以默认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鼓动北洋大臣李鸿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对日本外务卿井上馨(1836—1915)的建议，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与金允植(1835—1922)，并放弃中日合作方式，改由中国单独进行。为设法阻止第一次《朝俄密约》的成立，李鸿章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强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并释回大院君李昰应，试图利用大院君的威望，提升事大党的力量，牵制闵氏戚族的亲俄倾向。李鸿章的朝鲜政策虽能切中时弊，却未顾及朝鲜本身的情况，不但轻忽了闵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鲜长久以来党派倾轧的问题，尤其是释回大院君之事，引起闵氏戚族很大的愤恨，使朝鲜君臣对清政府的态度骤变，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巩固实害多利少。

朝鲜政府先后照会英国驻朝领事和英国驻华公使，请求英国撤回船舰，并由美籍顾问德尼(Ow-enN.Denny)猛烈抨击英国，要求交还巨文岛，英国皆不理睬。北洋大臣李鸿章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迁就态度，并主张“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只是要求英国保全朝鲜，在事实上承认清政府的宗主权，并利用英国海军的威势，抑制俄、日两国对朝鲜的野心。可以说，李鸿章的做法正是“以夷制夷”的均势政策。1885年底，中英两国屡经交涉，谈判拖延两年之久，英国要求总理衙门保证占领巨文岛或不得让其他国家占领朝鲜的领土。总理衙门以不占领“属国”的土地为由，表示无法接受英国的条件，透过与俄国临时代办拉德仁谈判，让俄国保全朝鲜的领土主权，间接满足英国的条件，让占领巨文岛的英舰尽快撤退。俄国之所以同意清政府要求保全朝鲜的条件，乃因明白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只是虚张声势，也了解若占领朝鲜，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还将引来中、日、英的仇视。于是，俄国承认既成事实，不去触及现有的中朝宗藩关系，并向英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占领朝鲜领土”，以达到其在朝鲜的最大利益。

俄国同意保全朝鲜领土，英国也间接获得了“别国不取巨文岛及朝鲜他处土地”的保证，于是决定撤兵。“巨文岛事件”告一段落，暂时缓解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反映出中朝宗藩关系必须走向实体化的迹象，也凸显了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必要性。受到“巨文岛事件”的影响，清政府发现朝鲜已有二心，也了解中朝宗藩体制必须有所改变，于是任命袁世凯接办“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力，防止俄国染指朝鲜。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闵氏戚族等人发现清政府的力量有限，连区区一巨文岛的收回也旷日废时，轻视之心渐起，态度已不如以往恭谨。甚至有人认为，清政府驻兵朝鲜时，不能管理军纪，清兵随意滋事，辱骂朝鲜官员，大损朝鲜国体，朝鲜与其指望清政府保护，还不如依靠美国更为妥当。由此可知，“巨文岛事件”是围绕朝鲜的各种矛盾激化的标志，显示朝鲜开始成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

二、袁世凯的《摘奸论》

穆麟德在中国工作多年，后获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荐，负责组建朝鲜海关。李鸿章本以为穆麟德能知恩图报，维护清政府在朝鲜的利益，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未料，穆麟德以协助朝鲜自主为己任，对朝鲜内政外交给予许多建议。他着眼于国际外交局势，认为俄国、英国、日本与朝鲜已缔结通商条约，可以对朝鲜实施共同保护的措施，排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但“甲申政变”发生后，穆麟德排除了日本，主张朝鲜应引俄自卫，避免卷入中日两国的纷争，获得中立地位，于是怂恿朝鲜国王与俄国联盟，签订密约。也就是说，穆麟德的朝俄联盟构想，看似出卖朝鲜利权，实则在执行清政府宗藩体制“属邦自主”的政策。或许在穆麟德或金允植等人看来，“事大”与“独立”完全不矛盾，反而是清政府背离了“属邦自主”的基本方针。

在第一次《朝俄密约》流言纷扰期间，清政府采取了积极干涉的强硬立场，不但释回大院君，也准备派兵移驻中朝边境，警告朝鲜政府。朝鲜国王始终不承认朝俄联盟的存在，朝鲜统理衙门也声称不知其详，指出“金镛元等潜赴海参崴，与俄私自立约，并未奉有教令，亦无外署公文”，所以该约即作为废纸，并将责任全推给穆麟德，强调其从未受到朝鲜的指令，也没有任何公文为证据，只是私人之间的谈话而已。这期间，袁世凯负责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并收到李鸿章的命令，要他密切注意朝、俄两国是否有勾结的迹象，监督穆麟德尽快返回天津。对大院君获释归国之事，朝鲜政府的态度冷淡，无人闻问。袁世凯要求朝鲜国王必须迎于郊外。朝鲜政府勉强派出官员迎接护送大院君的队伍，而朝鲜百姓“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至汉七十里不绝于道”，可见朝鲜朝野对大院君的不同态度。1885年10月5日，朝鲜国王在崇礼门外迎接大院君。但袁世凯仍不放心，亲自护送大院君回云岘宫，还特意叮嘱：“不可多谈公事，以为自保之计。”闵氏戚族仍到处搜捕、处死大院君的家臣；颁布《大院君尊奉仪节》，命令官员不可与大院君来往；检查云岘宫的书信，控制人员出入，形同软禁大院君。得知大院君的处境后，袁世凯要求朝鲜国王不得再迫害大院君及其随从，但并未使大院君得到保护，反而让闵氏戚族怀疑袁世凯袒护大院君的意图，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变得冷淡。

除了调和宫廷政争之外，袁世凯密切注意与《朝俄密约》相关消息，得知穆麟德扮演了俄国引路者的角色。他发现俄国驻华公使韦贝(KarlWaeber)早就收买穆麟德，影响朝鲜政府的意向，并顺利与朝鲜政府签署《朝俄修好通商条约》。面对朝俄联盟的情况，袁世凯先设法离间穆麟德与韦贝之间的关系，再向金允植反复剖析国际形势，劝告其逐去穆麟德，否则《朝俄密约》一旦成立，朝鲜将沦为俄国的殖民地。袁世凯谒见朝鲜国王时，敦请其开除穆麟德，切断朝俄联络的管道，并呈交《摘奸论》，要旨有三：一是揭发俄国借保护之名，收揽朝鲜兵权，欲将朝鲜置为殖民地；二是批评穆麟德只求己身富贵，不顾朝鲜安危，必须解职；三是重申朝鲜内政、外交虽可自主，但中国是上国，对朝鲜有保护之权。由中国代为平定“壬午军乱”“甲申政变”就是最好的证据。朝鲜与中国唇亡齿寒，非其他属藩可以相比。一旦俄国想染指朝鲜，中国势必出兵，全力相争。

袁世凯的《摘奸论》不只表达了他的个人意见，也可视作清政府重新整理朝鲜政策的基调。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军乱”“甲申政变”，甚至还派遣密使、寻求俄国保护，这表示过去宗藩体制的做法已无法保证朝鲜的秩序。而西方各国也质疑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让朝鲜产生轻视之心。因此，袁世凯认为，必须让西方各国承认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并将朝鲜寻求自主的行为当作背弃宗主国的叛乱，进行镇压，证明中朝宗藩关系也同样符合西方国际法的宗主国与保护国关系。袁世凯的建议与李鸿章的朝鲜政策不谋而合，颇受青睐。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商务委员”，控制朝鲜的政经发展与外交活动，以达成中朝宗藩关系实体化的目标。

穆麟德被逐出朝鲜后，袁世凯发现“保护之说，固由朝鲜启之，非俄人起意要挟也”。为实现中朝宗藩关系实体化的目标，袁世凯暗中维护大院君，打压闵氏戚族，并动辄干涉政事，加强监视朝鲜宫廷，操纵朝鲜海关、电政、对外借款等事，甚至自比为朝鲜的监国大臣，或被当时在朝鲜的外国人士戏称为“具有实权的下级”，大大折损了朝鲜国王的权威。对袁世凯的《摘奸论》及其高压政策，朝鲜君臣当然无法接受，遂复萌异志，又开始酝酿引俄自卫，并掣肘袁世凯的行动，上疏请求总理衙门调换商务委员的人选。朝鲜亲俄派官员闵泳焕(1861—1905)、闵应植、赵存斗等人也频繁接触俄使韦贝；朝鲜国王更秘密召回因第一次《朝俄密约》一案而被流放的金光勋等人，命其与俄国公使韦贝交往，使密结俄国的计划再度启动。除英国领事极力支持袁世凯之外，其他国家的公使或领事多批评袁世凯独断专行，难以相处。尤其是美国、日本两国公使怂恿朝鲜自主，减少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达到开放朝鲜门户的目的。

△ 穆麟德

三、废王之计与第二次《朝俄密约》

1886年7月，朝俄联盟缔约的消息越传越盛，8月1日袁世凯得到闵泳翊(1860—1914)的密报，确认了朝俄勾结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久，朝俄勾结之事为外界所知，英、日驻朝使节密切注意事件的发展；美籍顾问德尼不顾中国立场，竭力为朝鲜政府关说，斥为英人为“巨文岛事件”捏造的谣言。袁世凯虽没有明确证据，但认定朝鲜君臣欲抛弃属邦之名、废弃中朝宗藩关系，遂向李鸿章建议派北洋水师进兵朝鲜，并奉中国皇帝谕旨，罢黜朝鲜国王李熙(1852—1919)，另择一贤明宗亲改立新王，自可平息朝俄联盟的隐患。袁世凯也提到，朝鲜政权转换之际，虽可能引起内忧外患，但只要皇帝明降谕旨，再令大院君从旁辅政，就可恢复秩序，否则俄国若派兵赴朝鲜，中国将难以处置。

随即，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朝鲜领议政沈舜泽(1824—1906)送密函给俄国公使韦贝，转达俄国政府，请求保护。袁世凯劝诱闵泳翊抄出密函，紧急封锁电线，拒绝俄使拍发电报，再以“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为辞，威胁朝鲜政府，并命大院君赴宫，泣奏赵太妃(1808—1890，朝鲜翼宗之妻)，劝导朝鲜国王“索还文凭，查办小人”。朝鲜国王大惧，派沈舜泽、金弘集等人拜访袁世凯，与之抗辩，先否认有求俄国保护之事，再声称朝鲜国王及议政府皆不知有密函，所谓密函一定是小人伪造，应永远作为废纸。最后，朝鲜国王抵不过袁世凯施加的压力，只好将负责与俄国公使馆牵线的亲俄派官员赵存斗、金嘉镇等人逮捕下狱，领议政沈舜泽也主动辞职，自领罪咎，证明朝鲜国王没有背弃上国之罪，这样清政府便无法派兵问罪、罢黜国王。

对密函之事，许多人都将信将疑，尤其是密函内容有许多可疑之处，迄今未能确定其真伪。根据闵泳翊抄出的密函抄本，在年月上钤有“国宝”(国印之字)，且“沈”字上盖有图章，不同于朝鲜一般公文格式。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袁世凯与闵泳翊共同伪造，而朝鲜政府确实有递送密函的举动，俄国也确实收到了此类文书，很难说朝鲜君臣全然不知密函之事，只是其内容是否同于闵泳翊抄出的密函，那就不得而知了。李鸿章也不愿速作决断，甚至怀疑袁世凯是否因事大派领袖金允植被贬，才会捏造密函，欲废立国王，一解心头之恨。为慎重起见，李鸿章电令驻俄公使刘瑞芬向俄国政府探查虚实，命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巡弋朝鲜海面，以壮声势。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与朝鲜君臣虚与委蛇的表现，可知朝鲜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已失。袁世凯可能会铤而走险，罢黜朝鲜国王李熙，改立大院君属意的人选为新王，作为维护宗主权一釜底抽薪的妙计。

在朝俄双方都否认的情况下，李鸿章决定息事宁人。袁世凯却不愿罢休，指出朝鲜是中国属邦，必须遵守宗藩体制“人臣无外交之义”的原则，不得擅与外国遣使缔约，若引俄拒华、背弃上国，就要追究朝鲜国王的责任。与其让朝鲜背叛中国，不如由北洋水师派兵500名作为问罪之师，赶赴朝鲜；废去国王李熙的王位，并将李熙与闵氏押赴天津，听候审查；改立大院君嫡孙李埈镕(1870—1917)，由大院君担任摄政，遵行事大政策，使中朝宗藩关系更趋稳定。清政府虽认可袁世凯的看法，但因第二次《朝俄密约》的证据不足，也不能因朝鲜罢斥金允植，而遽兴问罪之师、罢黜国王。李鸿章考虑到国际情势，不敢轻易行动，先请驻俄公使刘瑞芬与俄国政府斡旋，约明此事作废，再派陈允颐赴朝鲜，观察大院君及其党羽的动态。最后考虑到北洋水师的力量不足，又担心引起列强干涉，李鸿章没有同意袁世凯的废立计划，放弃了利用大院君牵制闵氏戚族的主张。随着第二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李鸿章延续“以夷制夷”的方针，采取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的政策，尽量排除日本、俄国在朝鲜的势力。

△ 晚清时期日绘朝鲜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的废立计划不是武力政变，而是以光绪皇帝颁布“废位诏书”为手段，先废去李熙的国王名分，逮捕李熙夫妇，送回天津，再由光绪皇帝颁发册封诏书，另行册封李埈镕为朝鲜国王。对于外国公使来说，袁世凯的做法如同纸上谈兵，但他们不明白的是，所谓的“名分秩序”就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基础。清政府是朝鲜的宗主国，所以清朝皇帝是朝鲜国王的君主，自然可以控制朝鲜的王位继承权。每一任朝鲜国王即位时，必先获得皇帝颁发的“册封诏书”，取得与皇帝的君臣名分，否则就不可称为“国王”，只能称为“权知朝鲜国事”。换言之，清朝皇帝的册封，即朝鲜国王得位的正当性基础。一旦清政府不允册封，或收回朝鲜国王名号，就等于否认朝鲜国王得位的正当性。因此，朝鲜国王李熙若确定了“引俄拒华”的证据，就等于背叛了清朝皇帝，犯下“欺君背主”的罪行。清政府有权惩处，予以拏问。因此，袁世凯掌握密函后，便建议罢黜朝鲜国王，而这正是建立在中朝宗藩关系的君臣名分之上。

对朝鲜引俄拒华的原因，袁世凯指出朝鲜王妃闵氏不愿李昰应回国，怨恨中国多事，才会联络俄国。不过，朝鲜总税务司墨贤里却认为，朝俄密约乃是袁世凯行事骄横的必然结果，并指出袁世凯屡压迫朝鲜政府，朝鲜君臣不堪受辱，才会寻求俄国的保护。美籍顾问德尼也因袁世凯动辄威胁罢黜朝鲜国王，同情朝鲜王室的处境，遂与诸闵联手合作，屡次向李鸿章建议撤换袁世凯，并暗中推动朝鲜自主运动，一手策划了后来的“朴定阳事件”。英国与日本皆担心俄国觊觎朝鲜，美国则不愿朝鲜市场落入他国之手。照理说，英、美、日三国为防止朝俄密结，应该要支持中国，但日本驻朝公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驻朝公使福德(L.H.Foote)都不满于袁世凯的处置，甚至连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也担心会引发战争，所以请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转告李鸿章“谣言无凭，勿激成真”，劝告清政府不要故意威吓朝鲜。

第二次《朝俄密约》曝光后，朝鲜君臣担心清政府派兵问罪，非常不安，多次向袁世凯示好，又分别遣使向北洋大臣和礼部重申事大之志，绝无二心。袁世凯利用机会，径呈递《朝鲜大局论》等文，向朝鲜国王分析维持宗藩关系的利弊，强调朝鲜内忧外患不断，无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国庇荫。若朝鲜欲背中国而自主，必遭欧洲列强吞噬，不如放弃自主虚名，受辖于中国，方能保存宗社。其次，重申中国以大字小之义，只期唇齿相固，不会吞并朝鲜。若朝鲜被他国所有，中国必将兴师问罪，并要求起用金允植，留任外署督办，扶持事大党，建立亲华势力。最后，袁世凯指使外署照会各国，声明朝鲜公文必有外署盖印副署，否则视同无效。但各国反应冷淡，只有德国照覆而已。由此可知，各国驻朝使节多不认同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也不能接受清政府掌控朝鲜外交权，尤其是美国最为同情朝鲜自主运动，遂有德尼策划朝鲜遣使赴欧美各国之事，大大损伤了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

经过“废王事件”后，朝鲜君臣不得不重新审视中朝宗藩关系，似乎更加亲近中国，也似乎放弃自主的意图，约束亲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员。这些变化，让袁世凯以为朝鲜君臣不再存有异志，遂向李鸿章回报朝鲜近况，语带得意，认为朝鲜君臣经过“废位风波”的打击，已臣服清政府的权威，不敢另做他想。殊不知，朝鲜的谦恭态度，不过是假象而已。事实上，“废位风波”中，袁世凯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让朝鲜君臣多愤恨不已，反华意识日趋强烈，自主运动的势头也更加热切，中朝两国对立之局面逐渐成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仍留任商务委员，继续监督朝鲜内政外交，让朝鲜君臣倍感压力。朝鲜自知力量不足，但借助有计划地破坏事大礼仪，模糊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间接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加速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恶化。（节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