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迪厄斯号与我们的距离：当人类社会撞上突发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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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2026年5月，一艘名为洪迪厄斯号（MV Hondius）的南极探险邮轮因船上暴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焦点。

对很多人来说，“汉坦病毒”是个陌生的名字。它不像新冠那样改变过世界，也不像埃博拉那样总能迅速占据新闻头条。但高致死率、疑似与野生动物接触、公海邮轮等元素，已足以刺激公众神经。

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强调邮轮上的汉坦病毒暴发不会导致全球大流行，但公众依然忧心忡忡。其实，这次事件提醒我们的是：在这个自然已经被人类活动深刻重塑的时代，当我们渴望接近自然时，人与突发传染病间的边界正变得愈发模糊。

世界尽头的垃圾场

根据阿根廷卫生部门的调查与部分媒体报道，故事的起点似乎是世界最南端的一座垃圾场。

2026年3月27日，荷兰鸟类学家利奥·希尔佩鲁德和妻子米利亚姆在阿根廷火地岛省的乌斯怀亚郊外，专程前往一处垃圾填埋场“推鸟”。在观鸟圈里，“推鸟”（twitching）指特意奔赴某地，只为观察某种罕见鸟类。这对夫妇的目标据称是极为稀有的白喉巨隼。

5月11日，阿根廷火地岛省乌斯怀亚市，一只白喉巨隼站在垃圾上，旁边是南美鵟

乌斯怀亚，这个被称为“世界尽头”的旅游城市里的垃圾填埋场，出现在国际观鸟攻略中。听上去荒诞，但对不少鸟类来说，真正适合觅食和停留的地方，早已不再是远离人类的荒野。

五天后，两人踏上了探险邮轮洪迪厄斯号，开始南极探险观光之旅。但意外很快到来。4月6日，利奥出现发热、头痛和腹泻，最初被认为是一般呼吸道感染。即便他在4月11日因呼吸困难去世，仍未引发过多怀疑。邮轮船长安抚乘客，表示利奥是自然死亡，无需担忧。

4月24日，洪迪厄斯号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停靠。妻子米利亚姆随丈夫的遗体下船，此时她已出现轻微腹泻。但在飞往南非的途中，米利亚姆病情骤然恶化，4月26日送到急诊室时便不治身亡。

就在米利亚姆下船的同一天，船上又有一位乘客病倒了。当她在南非急诊室离世时，这位乘客也被紧急转运至南非救治。他很幸运，活了下来。也正是在他身上，南非传染病研究所排查了各种病原体后，终于确认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消化道传染病，而是病死率高达40%的安第斯病毒，属于汉坦病毒家族。更令人不安的是，安第斯病毒是整个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可以人传人的成员。

经过多方协调，邮轮于5月10日抵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全部乘客与部分船员分批乘坐各国包机陆续撤离，踏上回国的旅程。

但它留下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人与病毒之间，边界正在模糊

当你听说有人专程去垃圾填埋场观鸟，或许会觉得这很离谱。但这早就成了生态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天然分支。

过去几十年，生态旅游一直被包装成低影响、可持续的旅行方式，带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想象。但随着野外空间收缩、鸟类栖息地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而日益碎片化，垃圾填埋场反而成了不少鸟类的觅食地。

于是出现了一个颇为讽刺的局面：想要观察罕见鸟类的最佳地点，不再是未经破坏的野外，而是那些人类活动留下痕迹最深的地方。这带来了全新的风险。

传统生态旅游有一个隐含前提：自然是整洁而安全的，“只看不碰”就能保持距离。但当越来越多生态体验发生在废弃矿区、城郊农田、垃圾填埋场等地带，这个前提正在失效。

乌斯怀亚的垃圾填埋场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人类生活的废弃物吸引了安第斯病毒的天然宿主（一种叫长尾稻鼠的啮齿动物），而对稀有鸟类的追逐，又将人类带进了同一片空间。人、动物、病毒之间的距离，被压缩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程度。

主要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的安第斯山脉的长尾稻鼠

在传染病研究里，我们把病原体从动物跨到人类身上的过程叫“spillover”，也就是“溢出”。艾滋病毒、埃博拉、SARS、新冠，都是从这样一刻开始。推动这些时刻发生的，往往是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迁移，以及人类越来越深入野生动物领地的行为。

如果后续调查证实这次汉坦病毒暴发确实起源于垃圾填埋场，那么洪迪厄斯号事件或许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案例：一次并非发生在原始森林，而是发生在人类废弃物边缘的病毒溢出。

我们必须强调，希尔佩鲁德并非缺乏经验的游客，他研究鸟类多年，去那处垃圾场本身也不是异常行为。他只是在做他一生热爱的事情，却仍然进入了一个过去很少被意识到的风险区域。随着生态空间越来越碎片化，类似乌斯怀亚垃圾场这样的地方，未来可能不会是孤例。

为什么没人研发安第斯病毒的疫苗？

安第斯病毒的病死率，根据过往研究高达40%。作为对比，新冠病毒在大流行初期的整体病死率大约在1-2%。

然而，尽管有着极高的病死率，安第斯病毒几十年来从未真正进入医药研发的视野，疫苗研发几乎停滞，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直到洪迪厄斯号事件之后，才有媒体报道莫德纳已在开展早期研究，不过这项研究在疫情之前就已启动，并非专门针对此次暴发。

为什么一种致死率如此高的病毒，长期处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边缘，得不到重视？

首要原因是感染病例数太少。汉坦病毒家族成员众多，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旧大陆汉坦病毒，如汉滩病毒与首尔病毒，每年感染人数以万计。中国在1980年代，单年感染汉坦病毒的人数曾高达十万，这使得汉坦病毒在中国、韩国等地都曾是严峻的公卫威胁，也促使两国先后研发了针对性疫苗。

但安第斯病毒等分布于美洲的新大陆汉坦病毒感染人数少得多，每年只有几百例。疫苗研发最现实的问题之一，就是临床试验需要足够病例数量。假如一年只有几百名患者，很难完成有效性验证。

更关键的是，这种病毒主要影响的是南美偏远地区居民，没有庞大的商业市场，很难吸引跨国药企持续投入。

一个病毒是否会被认真研究，很多时候不仅取决于它有多危险，也取决于它主要影响谁、出现在什么地方。许多局限于贫困地区、感染人数不多的疾病，即便病死率极高，也长期得不到足够关注。

埃博拉就是类似案例。它1976年被发现，却因历次暴发多局限在非洲、缺乏商业前景，疫苗研发长期滞后。直到2014年西非大暴发并出现欧美输入病例，才真正刺激了疫苗研发。病毒还是那个病毒，只是终于进了核心国家的视野。

5月21日，捷克布拉格，身着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转运一名曾在乌干达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疗专业人员

“零号病人”是谁，其实真不重要

和过往每一次疫情暴发时一样，一些媒体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那个最初感染的人，即所谓的“零号病人”。

这几天，“零号病人身份曝光”的标题在全球各地弹出，附带着希尔佩鲁德夫妇的姓名、住址线索和社交媒体记录。但这些信息并非来自世卫组织或阿根廷卫生部门，而是媒体从讣告和社交平台中拼出的轨迹。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追寻“人类零号病人”对于汉坦病毒意义有限。这类病毒的主要传播路径是从啮齿类动物溢出到人，而非人传人。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病毒来自哪类鼠群、人们究竟在什么环境里接触到了它、不同病例之间是不是同一个病毒株。阿根廷卫生部正在做的也正是追踪第一位感染者在南美三国的旅行路线，沿途捕捉啮齿动物进行检测。

但公众和媒体真正执着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第一个人到底是谁”。传染病疫情需要一个开始，这个开始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人。

问题在于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家属，在荷兰一个安静的小城里，不得不承受突然涌来的全球目光。与此同时，阿根廷火地岛省政府迅速出来撇清，强调“30年来没有本地确诊病例”。地方政府急于与疫情切割可以理解，但这种表态有意无意地将压力转移到了那个“外来者”身上——那个从荷兰来的鸟类学家，那个据说在某处垃圾场感染了病毒、又把它带上邮轮的人。

传染病暴发之后，社会的本能是寻找一个可以定位的起点，让人产生一种“事情已经找到源头”的安心感。但这种“安心感”是虚假的，代价却由无力替自己说话的人来承担：或是已经去世的患者，或是在疫情中被污名化的族群，或是在讣告刊出后突然被全世界认识的家庭。

离我们不远的洪迪厄斯号

如今洪迪厄斯号上的乘客已经陆续回到各自的国家，但故事远未结束：疫情调查仍在进行，乘客们还要接受隔离和检测。

安第斯病毒需要密切接触才能人传人，大规模蔓延可能性很低。但不会引发大流行，不等于容易应对。

过往研究显示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长达6周，其他汉坦病毒潜伏期更是高达8周。由于传染力弱，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国公卫部门可以安抚民众说病毒对大家的威胁很小。但如此漫长的潜伏期，也让卫生部门很难断言这场危机何时会结束。

当乘客与船员们困在洪迪厄斯号上时，世界卫生组织既是协调各个国家的联络员，也是具体处置应对方案的规划者与执行者。可当乘客们回到各自国家后，世界卫生组织变成了顾问，谁需要隔离，如何隔离，隔离多久，将由接回本国国民的各个国家拍板。洪迪厄斯号上的乘客与船员来自23个国家。这意味着如今面对同一个病毒，突然有了至少十几个决策者。

世界卫生组织只能表示自己的建议是一致的，要做42天的观察。可姑且不说该建议不具备强制性，即便接回本国国民的各国政府愿意照做，如何观察42天呢？是集中在医疗中心隔离，还是让密切接触者回家自我监测？

5月11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和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成员引导最后一批乘客从洪迪斯号邮轮撤离

分歧在5月10日乘客们下船那一刻起就出现了。西班牙要求所有本国乘客都在葛梅兹乌拉军事医院集中隔离42天；英国与法国决定让乘客在医院集中隔离72小时后，回家完成剩下的隔离；美国则让乘客们自己选，可以在政府的隔离中心隔离，也可以回家。

不同的政策无疑会让公众困惑：这个病毒到底该如何应对，是应该更谨慎，还是应该避免过度反应？

困扰的不仅是普通民众，5月11日，荷兰一家医院宣布由于处理感染者体液时操作不合规，12名员工将被隔离。

安第斯病毒当然不是新冠那样可以引发全球大流行的全新病原体，但这些混乱，令人不禁想问：面对突发传染病，我们到底有多少准备？

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只是船上出现了汉坦病毒，而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分哪里是“自然”，哪里已经深深带着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垃圾场里的鸟群、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的啮齿动物、跨洲流动的游客与邮轮，把原本彼此相隔千里的生态空间压缩到了同一个场景里。

许多危险病毒依然长期停留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边缘，只有当它们进入欧美媒体视野、出现在国际航线和豪华邮轮上时，世界才突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至于那些不断被追问的“零号病人”，很多时候只是碰巧站在了病毒与现代社会重新接触的交界点上。可在传媒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下，他们往往比病毒本身更早被公众锁定。

一艘漂浮在大西洋上的邮轮，看起来离大多数人的生活很远，但人与病毒之间的距离，可能从来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远。

（首发于腾讯新闻《大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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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6-05-22/un-sends-emergency-funds-and-staff-to-tackle-congo-ebola-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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