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正义能救国吗？——谈义和团的几个问题

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

——雷颐

仅有正义能救国吗？当代著名史学家雷颐回答是不能，并且指出“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我对义和团悲剧的反思》）

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表现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和反抗精神。同时促进民族觉醒，显示了"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

义和团运动完全是被逼出来，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逼出来的。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凭不平等条约享有特权地位，庇护教民、干预诉讼、侵夺财产，地方官不敢处理，传教士和教民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老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矛盾激化社会变成了一个随时爆发的火焰山。天津教案、曹州教案、大足教案、梨园屯教案等等教案频发，从道光年间到辛亥革命，全国大大小小的教案达五六百起。

外交官郭嵩焘在1877年说：“西洋传教一节，最为中国人民所深恨。……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力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倚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凡有建天主教堂者，地方辄不能安其生，而教士之势乃张，其为祸乃至无穷。……是以各省人民，一闻天主教堂之名，莫不怀愤，思与为仇，诚有以取之也。”（《清季外交史料》）。

但是正义性不代表义和团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对于义和团问题在史学界历来是有争议的，解放以后以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为代表的主流史学家主要从政治方面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写到："把义和团描写成'暴徒乱民'，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的有意诬蔑"。范文澜写这段话针对的是与蒋廷黻 的《中国近代史》里面的的观点。因为蒋廷黻认为义和团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愚民会匪”式的惨败倒退。

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对义和团运动开始反思，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叙事。

王致中在1980年《历史研究》发表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系统批判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主义”。

李时岳发表1989年发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指出不亦歌颂义和团，反对把义和团整体包装成"农民革命高潮" 的叙事框架。

袁伟时2006年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批评“”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八十年代以来对义和团的反思实际上与清末至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一脉相承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批判义和团愚昧排外、祸国殃民的。

康有为梁启超将义和团视作清廷守旧势力用来排斥新政、盲目仇洋的工具，斥为“拳匪之乱”。

严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这些思想家都无一例外批判义和团愚昧落后极端排外。

邹容在《革命军》里直接将定性义和团为野蛮革命，“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carbonari，烧炭党），为国民增祸乱”。

今天的反思并不是要否定义和团，而是从历史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有益于民族的反省与自信，有益于时代的进步！

一、义和团消灭了多少八国联军？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北清事変戦史》其中汇总的八国联军伤亡共计约3,411人（含阵亡、伤、病综合口径，不是单纯的"战死"数）。

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说，“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与八国联军作战的主力是清朝的军队，《中国和八国联军》认为，义和团冲锋的作用是"持续消耗+制造恐慌"，但直接"打死洋兵"的数字很小。

义和团在战场上没有出色的成绩，但是杀了不少非军人的洋教士，季理斐在《庚子教会受难记》列出了殉道传教士和教民名单，是"241名外国人、2万多中国教民”。

义和团杀最多的是中国人，"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庚子国变记》）

二、义和团的蒙昧与迷信，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义和团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农村的贫民，他们普遍相信通过念咒、喝符水、请神附体可以获得“刀枪不入”的能力，实际上是融合了民间巫觋传统、秘密教门信仰、戏曲神话自己创造的信仰仪式。义和团请来了“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神仙，就是没有孔孟。“‘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秦晖）

义和团最恨洋人，天气不下雨那是因为"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义和团史料》），"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天津政俗沿革记》）

义和团的灭洋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商铺招牌也要改"洋药局"改"土药局"，"洋货"改"广囤货"，"洋布"改”细布"，洋钱叫"鬼钞"，洋炮叫"鬼铳"，铁路叫"铁蜈蚣"，电线叫"千里杆"。甚至“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天津一月记》）

义和团农民基本上没什么文化，但是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教堂久攻不下就说

"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庚子记事》）

义和团对自己拆铁路、砍电报线杆、烧车站、砸机器局、毁学堂等等这些破坏行为理直气壮，因为这些都是"洋人用来坏我风水、断我龙脉、吸我地脉之气"的东西。

对义和团的愚昧和迷信，当代学者秦晖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在秦晖看来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秦晖《“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三，义和团的最大悲剧在于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工具

有人认为是义和团引来了八国联军，导致国家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实义和团才是最大的背锅侠，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纵容义和团然后向世界宣战的。

义和团是“奉旨造反”，义和团本来是民间组织先从山东开始发起，结果被山东巡抚袁世凯强力镇压下去，不得已又窜到直隶京津地区。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不满列强干涉清廷废立皇帝，为维护自己的特权，于是想借义和团的民间力量牵制列强，顽固派官僚毓贤提出“招抚团练、以民制洋”，向慈禧进言"义和团可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顺势"以匪制夷"招抚义和团准备对付洋人。对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这些人而言，国家民族利益不是主要的，权力才是根本，义和团不幸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以当时就有人说过“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

慈禧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却无力战胜世界列强，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和政府军都不能阻止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原来是褒奖义和团为"义民”，现在清廷立刻翻脸颁布“剿团谕旨“：“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被清朝统治者联合八国联军联合剿灭了，多少万人惨遭屠戮。

造成国家民族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慈禧代表的顽固集团，把义和团当成棋子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义和团打前阵自己在背后使阴招，一失败就毫不留情痛下杀手献媚于洋人，义和团实实在在成了背锅侠，义和团居然对清朝统治者心存幻想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对于义和团运动国内学术界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作为第三方的美国汉学家柯文观察角度与众不同。柯文在其著作《历史三调》中发现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被反复涂妆换衣，不是妖魔化就是神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塑造成不同形象，柯文反对把义和团变成"纯粹英雄"或"纯粹恶魔"的卡通画，柯文强调的是保留历史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痛苦的细节。

历史告诉我们，仅有正义救不了国，更不能以正义的名义为所欲为，在当今时代反思义和团不是要否定义和团，而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是理性，爱国要理性，光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是不够的，还需要理性思考和科学指导！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今天我们更要警惕极端民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网络媒体上动不动就骂别人是“汉奸卖国贼”，上演网暴式爱国表演非理性排外情绪，阴谋论更是天天挂嘴上，項立刚就说什么“凡是敌视义和团的人都是汉奸，是民族的背叛者”、“圣女贞德就是法国的义和团”，这样的人在网上特别嚣张跋扈，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走上世界文明之道，走上现代化社会，理性是必不可少的，这可是血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