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总数达到14.12亿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7206万人,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指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2024年跌至1.14）,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死亡人口数为1041万人,首次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2023年迄今每年出生人口数均不及死亡人口数,延续负增长态势。
“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社交媒体的高频话语，“催婚催生”与“断亲”构成代际冲突的一体两面。当生育议题被简化为个体选择或代际对立时，我们是否遗漏了更关键的结构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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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健康学院宋健教授的新著《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提供了一套不同于网络情绪叙事的分析工具。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本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2021年“中国家庭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等多源数据，提出了两个具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创新。
其一，“育龄家庭”概念的建构。
长期以来，国际生育研究以育龄女性为基本分析单位。但宋健教授指出：在中国，生育从来不是个体决策。家庭既是中国生育制度的基本单位，也是后人口转变时代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政策对象。“育龄家庭”概念的提出，将研究对象从育龄女性拓展为育龄夫妻与家庭整体，回应了中国家庭在子女养育中仍承担核心功能的社会现实。
在2010—2020年调查年份中,育龄家庭在全部家庭户中所占比例从接近六成到不足一半,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10年育龄家庭占全部家庭户比例为56.85%,2016年降至44.82%,此后略有回升,到2020年为48.98%。
其二，生育行为的“双切面”区分。
传统研究直接比较生育意愿与最终数量之间的偏差，但本书将中间过程细分为“行为实施”（助孕与阻孕行为）与“行为结果”（是否达成预期目标）两个环节。想生却“徒劳无功”生不出,或者不想生却 “出乎意料”怀上了——这些被既有研究忽略的中间地带，恰恰是理解中国低生育率深层结构的关键入口。
在经验层面，本书的多项发现值得关注。第七章运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对育龄在业人群进行系统测量，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一孩生育意愿是相对稳定不受影响的,而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容易受到工作对家庭冲突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中国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婚内普育生育文化仍在延续,生育一孩仍然是一种强烈的内在生育意愿,但二孩及以上的多孩次生育意愿已经开始受到外在制约因素的影响。
同时，丈夫的家务参与程度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调节变量。
·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相比于家庭对工作冲突,工作对家庭冲突更普遍。
·从性别差异来看,在这四种情形中女性有三种情形的占比超过男性,反映了女性遭遇工作家庭冲突的可能性在整体上高于男性。而从方向差别来看,女性感受到的家庭对工作冲突比男性略强。
·在工作对家庭冲突方面,男性更多感受到的是时间上的冲突 (“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很难承担家庭责任”),女性更多感受到的是压力上的冲突[“我工作完回到家后总是很累,没有精力再做家务 (照顾孩子)”]。
对于正在经历婚育焦虑的读者，本书会让你看到全国范围的育龄家庭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抉择。对于关注人口议题的研究者，本书则提供了分析生育机制的中国范式——“只有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才能摆脱单一视角的桎梏，更为深入地考察中国的生育机制及过程，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动。”
当网络上充斥着“恐婚恐育”的情绪表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声音——不是为了说服谁“应该生”，而是为了理解“为什么不想生”的深层社会机制。
更多视角、前沿观点，请关注《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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