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福钧与中国茶叶机密的失盗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的故乡。自18世纪以来，茶叶长期成为中国最大宗出口商品，同时中国也几乎是世界茶叶出口市场唯一供给国。但从1860年代中期起，印度茶业(后来还有锡兰即斯里兰卡茶业)横空出世，日益挤压华茶出口空间。从1873年至1920年，华茶出口从215，710，000磅跌至40，787，000磅，在世界茶叶贸易中的比重从92%一路下跌至6%。其关键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园艺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Fortune，1812-1880年)，暗中窃取了中国的优质茶树苗和茶籽，以及茶叶种植、制作、包装加工的全部秘密，从而将一个完整的制茶产业复制到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然后又与英帝国的工业化生产技术及先进的管理制度相结合，并传播至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地，最终使得中国茶叶出口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福钧是窃茶计划的关键实施者，而且他在东方“发现”并在欧洲推广的名贵植物种类数以百计。大英图书馆如今仍收藏有东印度公司的大量相关档案记录，美国记者、作家萨娜·罗斯依据这两方面的资料写成《将中国茶叶一网打尽》一书，详尽披露这桩“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贸易机密间谍案”；但其对于福钧在中国经历的叙述，与福钧原著有相当的区别(详见下文)。本文以福钧原著为基础，结合罗斯著作及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资料等，较为全面地还原福钧的窃茶行径。

一、东印度公司窃茶计划缘起

英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叶，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饮料，销量甚至超过啤酒和麦酒。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89年首次直接从中国(厦门)进口茶叶。到1812年，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茶叶的价值已与其它商品的总值相当；在1833年之前的几年中，东印度公司甚至发展到只买卖茶叶。

为平衡贸易赤字，该公司鼓励其他商人向中国销售其在印度垄断生产的鸦片，用其所得收入购进茶叶。在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里，这种鸦片换茶叶的交易成为英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在1813年，英国人均消费茶叶1.36磅，英国政府所征收的茶叶进口税高达其财政收入的10%；而鸦片的生产和走私贸易，则有力地支撑着其印度殖民地(英帝国皇冠上的耀眼明珠)的财政。

但英国议会在1833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最为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其它贸易公司迅速插手茶叶贸易，该公司在东方保持无与伦比优势地位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中国对于茶叶这种长期主宰英国人品味的饮料有着完全的控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任印度总督亨利·哈丁认为：“在我看来，北京政府通过让中国鸦片生产合法化——而那儿的土壤已被证明与印度一样适合种植鸦片，数年之后将让印度政府丧失其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在印度种植茶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可能证明其对于政府收入的贡献，将与来自鸦片的收入一样丰厚，而又更为安全。”

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丹麦植物学家纳塞尼尔·瓦立奇(1786-1854年)可以说是印度茶业的创始人。1824年，军人出身的茶叶商布鲁斯兄弟向瓦立奇报告并递交了在阿萨姆省发现的据信为野生茶树的样本，而且了解到当地人用它来煮水饮用或者通过咀嚼它来缓解情绪；七年之后，一名印度陆军中尉又从那里送来一批样本，不过瓦立奇都拒绝证实印度土生茶树的存在。1834年，随着对华贸易垄断局面即将结束，印度总督本廷克在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在印度种植茶叶的可能性。瓦立奇最终被鼓励承认印度的确有土生茶叶。随后，他利用公司部署在印度各地的外科医生所组成的巨大网络采集到各种土地数据，开始全心全意相信在南亚次大陆开辟茶业的可行性。

英国殖民者数年内投入数百万英镑在阿萨姆省试产土生茶。1839年1月，阿萨姆土产茶叶到达伦敦，鉴赏家们认为其“具有相当的品质”，最后甚至连其茶叶碎片、嫩枝也拍卖出比此前品质更优的茶叶更高的价格，达到每磅34先令。英国人对于印度茶叶的渴望，由于其新奇性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对华贸易的停滞局面而达到疯狂的地步。但此茶具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感和辛辣、烟熏的味道，而且单位面积产量可怜，再加上劳资关系糟糕以及投机狂热不时爆发，茶叶生产很不成功。

东印度公司接下来对喜马拉雅山茶叶寄予厚望。瓦立奇确定由植物学家休·法科讷掌管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为茶叶种植试验场所。法科讷使用的很可能是从当时英国人惟一获准前往的地方——广州走私出来的茶种，在中国茶种中属于品质低劣者。1848年1月，喜马拉雅山区古门地区生产的茶叶运抵英国，川宁等著名茶叶商均肯定其品质和中国最好的茶叶一样，但“香气欠缺”。这既是因为其由来自中国的普通茶种生产，也是因为中国茶叶与茉莉花、柠檬等芳香物一道包装，以及制作技术欠缺、装箱运输时密封不好。东印度公司认为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解决这些问题，正如英国在上海的领事艾尔科克告诫哈丁的那样：“中国人可能将带着很大的妒意，看待敝人索取茶籽或者茶树的任何要求，与获得茶种、引诱擅长种植与生产茶叶的中国人离开国家前往印度培训人们的努力有关的任何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最终完成这一计划的就是集植物采集专家、园艺师、间谍于一身的福钧。

△ 罗伯特·福钧 （Robert Fortune，1812—1880）

二、窃茶计划的实施

福钧出身平凡，只在苏格兰边境小镇艾德罗姆接受过教会教育，曾获得园艺学方面的一等证书，但没有药物学方面的文凭，无法跻身学术界主流阶层。他曾担任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后来掌管皇家园艺学会在奇斯维克的植物园。

在英国工业化的起初年月里，植物研究的作用相当于今天工业上的研究实验室，英帝国对于殖民地植物资源的掠夺性研究，是让其殖民地得以自行运转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随着英国乡村农民因工业化而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人们开始渴望自然，一个为家庭提供装饰性植物的新兴市场形成了。福钧擅长培育来自东方的兰花和各种温室装饰植物，因此成为皇家园艺学会在鸦片战争后派往探索中国的首选。

1843年7月6日，福钧从英国起航，4个月后抵达中国。8月23日，他从香港出发，途中遭遇台风，年底方至上海。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时，福钧曾遭遇扒窃、追打、海盗逼抢，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当时清政府只允许洋人超越租界向内地一天的行程，然后在24小时之内返回。1844年6月，为进入苏州城搜集最好的装饰性植物样本，他乔装打扮后和上海洋行的买办及船夫一道前往，一路上均未被识破。1846年年中，福钧最后携带着一些装满奇花异草的镶嵌玻璃箱——沃德箱回到伦敦。在中国期间，除了作一丝不苟的考察笔记，福钧还用日记记录其各种植物学发现以及“奇异的”中国民众与习俗，并据此在1847年出版游记《中国北面省份三年漫游》，受到各界热切追捧。

首度从中国归来后，福钧被任命为伦敦附近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1848年5月7日，东印度公司正式提议福钧为在印度引种中国茶叶而重返中国窃茶。与其当时100英镑的年薪相比，福钧的薪水将达500英镑，并将拥有其所搜集的其它所有植物的所有权。他们希望当时新近发明的沃德箱能帮助输送中国最好的茶树和茶籽。

1849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寄居在宝顺洋行(英国远东地区三大贸易行之一)股东比勒位于英租界的家中，并旋即前往安徽休宁的绿茶产地。他通过洋行买办雇用了两名来自著名绿茶产地徽州的仆人，其中的年长者被福钧称为“苦力”，负责搬运行李并在途中挑着沉重的沃德箱；另一位二十出头、受过教育的姓汪(Wang，也可能是姓王)，负责张罗行程中的其它事务，这位精明的小商人不失时机地从每一笔交易中“揩油”。福钧扮成一位体面而不招摇的中国商人，使用筷子，整个行程中只说中文。其中文名字为“盛华”，对人称“我是外省人，是从长城外的一个遥远的地方来的”。

福钧相信绿茶和红茶需要不同的生长条件，最好的红茶来自华南，而绿茶出自北面。他选择先前往绿茶产区，因为去那里大抵只需沿运河和江河溯流而上数个星期。绿茶之旅前往路线为：从上海经水路至杭州府，然后溯江而上直至徽州屯溪，再由陆路至休宁松萝山；返回时由屯溪顺江而下至杭州附近，再大体上取水路经绍兴府、上虞、余姚至宁波，经金塘岛(舟山群岛岛屿之一)和乍浦回到上海。

汪氏家离松萝山在两英里之内。福钧一行接连数天在松萝山周边采集所有能找到的茶种和茶树幼苗。福钧还得以进入徽州一家茶叶工场观察工序。此前西方的植物学家们一直未能解开茶叶的制作之谜。伟大的植物学家林奈曾研究早期探索者从中国带回的干制样品，断定红茶和绿茶属于不同种类(taxon)：Theaviridis(绿茶)和Theabohea(红茶)，两者外形虽然几乎一样，但后者更小、颜色更深。在第一次中国之行里，福钧对于茶叶的了解已经超过任何其他西方人。《中国北面省份三年漫游》里有整整两个章节描述他所观察到的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及茶树料理过程。通过实地考察宁波天童寺附近的绿茶产区和福州附近的红茶产区，他断定红绿茶之间的任何不同都只是加工过程的结果。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将让这一争论尘埃落定：红茶要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而绿茶不要。这一实证性证据最终改变了茶叶的林奈法分类，茶叶不久就被划分为“Theasinensis(来自中国的茶叶)”。

在工场内，福钧注意到工头亲自在一个白色瓷臼里研磨一种深蓝色的粉末——亚铁氰化铁(也称普鲁士蓝，有毒性)；它将和熟石膏粉末混合形成浅蓝色粉末，在茶叶烘焙时使用。福钧此前已经知道“那些在广州制造的绿茶毫无疑问曾染色以迎合外国‘蛮夷’的喜好”，而中国人自己并不喝它。这些物质将引人注目地陈列在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让中国绿茶声誉严重受损，同时无疑会为在印度生产的茶叶鸣锣开道。

福钧在1849年农历新年前数天回到上海，再度寄居宝顺洋行并利用洋行在英租界的一座空置新工厂和土地，成功移植和照顾茶苗及茶种。他接下来将输送大约1.3万株幼苗和1万棵茶籽，从上海起航至香港，再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和喜马拉雅山种植园。他制作了11个沃德箱存放幼苗。按照当时的标准运送程序，福钧将部分茶种包裹在纸里和布袋里，一部分茶种与干土混合，由4艘不同的船只输送；他还将各地茶种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打算在上海播种和培育，长成结实些的幼苗后再运往印度。福钧将每一株茶苗和每一颗茶种都登记下来：采集自何处，包装在哪个箱子里，并将其护送至香港，他写道：“从这里(上海)到加尔各答没有直达航班，在香港的任何延误或疏忽对于这些植物来说可能会是致命的。”

这些茶苗和茶种原本要从香港搭乘帆船(这时仍然是帆船的黄金时代)直达加尔各答，但出于某种原因绕道锡兰。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印度事实上的农业部部长法科讷在3月23日才收到这批货物，离其从中国起航已整整两月。细心的他只是满足于从玻璃箱外端详，里面看来一切状况良好。数天后沃德箱由一艘沿恒河上行的汽船运到阿拉哈巴德，当地官员打开了箱子；又由于当年干旱，直到6个星期后夏季第一次季风雨降临才继续行程。但有报告称其受到园丁照料，而且状况不错。此后这批货物先乘汽船后搭牛车，翻山越岭来到萨哈兰普尔。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有1000株幼苗还活着，而且存活者覆盖着霉菌。尽管植物园园长、年轻的植物学家詹姆士尽可能地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存活率最后降低至区区3%。詹姆士报告称茶种“结果是完全的失败，一颗都没有发芽。我最近从沙床上取出了许多种子来确定它们的状况，发现无一例外地烂掉了。”

詹姆士热心茶叶试验，但无视试验茶园里中国茶农的建议，多年来在平地种植茶树并进行漫灌。茶树根需要排水良好，否则植株会水浸过度发霉，无法长出健康幼芽。福钧在第一次中国行之后就已发表有关中国茶叶种植的著作，但詹姆士毫不理会同时代的科学进展。

1849年5月15日，福钧从宁波出发前往武夷山。此次红茶之旅前往路线为宁波—严州府—兰溪—龙游—衢州府—常山(由此转陆路)—江西玉山(由此再取水路)—铅山府—河口(由此转陆路)—福建崇安—武夷山；在返回时，为了探索新的“不明地带”，福钧并没有顺闽江而下前往福州，而是向东经浦城县翻越武夷山脉进入浙江，其最终路线为武夷山—浦城县—浙江清湖(由此转水路)—严州府(—途中转道，仍多为水路)—宁波—上海。福钧由新雇用的新徽州仆人辛虎(SingHoo)带路，此人曾在北京侍候一名与皇室有关系的高官。福钧此时的中文算是过得去了，筷子使用娴熟，装扮成高官。他自信地写道：“我怀疑我最亲密的朋友是否能认出我。我甚至几乎认不出我自己。”

在武夷山这个红茶王国的中心地带，福钧听说有近千座寺庙，他们落宿在一座靠近山顶的寺庙(武夷山最大的寺庙之一)里，可以南眺茶叶集散中心崇安县和星村镇。让福钧感到吃惊的是，东道主们并不怎么诵经拜佛，他们“更多地关注种茶，而不是宗教信仰仪式。”福钧他们在第三天离开寺庙前往星村镇方向，途中在九曲溪旁的一家小道观里落宿了两天，从附近的许多茶园获得了大约400株茶树苗，道观的老道士还赠给他大量茶苗。在武夷山地区，福钧作了大量关于经纬度、降雨、土壤特性、茶树栽培和茶园管理、茶叶打包和运输、茶叶价格构成的考察笔记。福钧记录着茶叶加工与烘焙程序、红茶与绿茶的地区性差异。他还热切地搜罗种种传说：猴子采茶，处女茶等等。作为一位素来勤奋、亲力亲为的科学家，福钧甚至记录和分析每一道沏茶工序中的诀窍。比如煮水，他就引用了宋代苏东坡《试院煎茶》中的诗句：“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福钧在近三个月之后回到上海，他从东印度公司寄来的信件中得知其此前所输送的茶苗与茶种几乎完全失败，但他没有沉溺于任何的自责，而是潜心构想出了新方法——迫使种子在沃德箱内发芽，植物的生命在沃德箱里未被中止，仍然活着而且生长着。当年10月和11月，福钧已经集中了来自松萝山、武夷山、舟山金塘岛和宁波各大茶区的大批茶种和幼苗。他迅速进行了一个试验：首先在沃德箱里以“寻常的方式”种上众多桑树幼苗——他在猎茶途中曾经过长江流域的最优质丝绸产区，他相信印度也许可以从中大大受益。在两三天后桑树适应了新“家”时，他将一捧捧的红茶籽撒入一层层土壤里，并让工匠为箱子安上横杆，防止土壤移位。最后将沃德箱尽可能紧密地封闭起来。

第一箱种有茶种和桑树的沃德箱在加尔各答打开后，茶种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运输过程中完全发芽。法科讷十分高兴，福钧的创造不止是弥补了詹姆士的无能，而且意味着一个有利可图的物种亦即一个完整的产业可以迁移。庞大的英帝国有遍及全球的附属殖民地等待开垦和种植盈利，福钧的发现不啻于革命。

在1849年这一年里，福钧将大量茶种播散在种有茶树幼苗的沃德箱里，亲自护送至香港；他在1850年夏天满意地得知茶苗和茶籽均已平安到达喜马拉雅山。从1850年起，喜马拉雅山茶园将种植福钧输送的茶树的后代，它们与阿萨姆土种及从广州引进的品种杂交，历经数代的选择和培育，品质更为优良。

1851年2月16日，福钧从上海起航前往香港，同时携带有8名年轻的制茶匠和大量的种茶和制茶工具，茶树幼苗、茶籽及薰茶所用芳香植物装满了16个沃德箱，这些人手及沃德箱都将由他一路护送到喜马拉雅山。携带人手外逃是有不小风险的，而福钧又拒绝雇用除种茶世家后代之外的其他人，最后还是宝顺洋行的买办们从福钧此前三年寻觅茶树的那些地区，为他找来了6名上乘茶匠和2名擅长制作茶叶密封罐的专家。

福钧对于绿茶着色秘密的发现，促使英国人只想喝红茶了。因此他在1853年3月又到达上海，聘请了8名来自武夷山地区崇安和星村的优秀茶匠，还在当时红茶已享誉欧美的江西婺宁和宁州聘请了9名红茶匠，并携带大量茶种、茶苗和制茶工具到达喜马拉雅山区。

大吉岭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镇长坎贝尔负责大吉岭的管理、计划、监督、建造、治安、种植、规划等，而且是当时世界上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切事物的顶尖专家之一。大吉岭因此将成为福钧红茶的理想家园。在十年时间内，“坎贝尔博士将英属锡金(包括大吉岭)从不可穿越的丛林的原始状态……一跃提升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欧洲人山地定居点，一个头等重要的国际交易中心和富饶农业区”。

三、结论

与列强利用炮舰外交强迫签订系列不平等条约，将近代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豪夺”行径相比，东印度公司完全无视中国利益和国际行为准则，雇用福钧窃取中国茶叶全部秘密，这一行径堪称“巧取”，但同样无法掩盖其贪婪无耻、纯粹掠夺性的本质。

近代中国在政府与民众或懵懂无知或汲汲于一己之私利的情况下，痛失茶叶机密这一国之瑰宝，委实让人扼腕长叹。（节选自《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