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80年来，日本如何系统性给天皇脱罪？看完才知，啥叫狼子野心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昭和天皇又活了很多年，直至1989年1月去世。天皇去世的消息传来，大批日本民众在皇宫外聚集，表达悲痛之情。欧美国家的人们通过电视镜头惊讶地看到，平常在他们的国家以西装革履、出手阔绰的面目出现的日本人，竟然以无比虔诚的悲痛面容，跪拜在皇宫外的地面上。黑压压一片的日本“臣民”，看上去与他们几百年前的祖先毫无二致，似乎也与二战时的日本人没有区别。

1、“天皇傀儡”论

不久，在美国怀俄明州卡斯珀，一位名为寺崎真理子(真理子·寺崎·米勒)的日本裔美国人发现了家里所藏的昭和天皇的口述书。寺崎真理子是战后不久担任宫内厅官员的寺崎英成与美国女子格温德琳·哈罗德所生的女儿。

其全文发表在1990年12月号的《文艺春秋》上，这就是后来发行的《昭和天皇独白录》。

它是由宫内大臣松平庆民、宗秩寮总裁松平康昌、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内务部长稻田周一以及担任宫内厅职员的寺崎英成听取并记录的，从1928年9月直至战败大约15年间，昭和天皇就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发表的感想。实际上，它是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使战争责任追究不到昭和天皇头上而作为辩护书被急忙拟定的。裕仁还进行了自我辩护。

在1950年9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记者提出的“在日本关于结束战争的决断中陛下做出了哪些贡献”问题，他的回答是：

“本来这应该是内阁做的事。我虽然听了报告，但在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大家还是争论不休，结果请求我做出决定。我以我的意愿决定结束战争。”

1975年9月20日，裕仁接受记者伯纳德·克里舍采访时又说：

“虽然是按我的意见决定的，但是当时总理大臣自己拿不定主意，所以我只是说了自己的意见。在战争以前，这都是由内阁会议决定的。所以，已经做出的决定，不可能因为我的意见而推翻，这是日本的宪法里写着的。所以要遵守宪法嘛!”

天皇将战后反复主张的“天皇傀儡”论从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还有许多天皇免罪论的典型事例。天皇曾指出：内阁“正式”决定后上奏的事情，即使是天皇也不能否定。确实，《日本帝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并对其负责”，如文字所述，辅弼者即内阁优先的原则遵循立宪主义。但果真如此吗？的确，基于内阁一致的原则，内阁成员即全体阁僚的同意必不可少。

但实际情况是，身为天皇臣下的阁僚都是在弄清天皇的意志后才上奏的。没有人可以对抗天皇的意志。简而言之，天皇是“神”，遵循天皇的意志就是日本战前和战时的“国体”。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上奏不是形式上的，实质是由天皇的亲信准备好一定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天皇亲信的内大臣林户的权柄如此之大，“宫内集团”可以成为日本政坛上难以撼动的巨大势力。

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过程也是如此，天皇最终以接受内阁上奏的形式间接接受《波茨坦公告》。昭和天皇对采访的回答显然只是一种形式逻辑，隐瞒了实情。不过，这种形式逻辑在战败后能够被接受的政治背景，正是问题之所在。

关于东京战犯审判，在日本被叫作“胜利者的审判”或者“基于国际法的公正审判”，但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无法否认，这次审判追究的对象都是昭和天皇的“幕僚”，而非昭和天皇本人，甚至就连拥有军事指挥权、实际犯有战争罪行的皇室成员都予以放过。其背景是盟国方面尤其是美国，着眼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政治意图，美国最迟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就确定了打败日本后的占领政策，其中就包括赦免天皇罪行，利用其为占领和利用日本提供“润滑作用”的内容。

无论如何，作为最高战争责任者的昭和天皇被免于起诉的事实本身，已成为战后“圣断论”的主要根据，这是毫无疑义的。“圣断论”产生本身或许并非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方面的意图，但其结果不仅是昭和天皇的免责使战争责任问题变得不透明，也使战后日本社会应该面对的战争责任被搁置。

从“圣断论”到“天皇无罪论”，发展到把日本战争后期为“维持国体”做出的无谓挣扎异化为所谓“保卫祖国”，以至于从昭和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还魂”的思潮甚嚣尘上，总理大臣、阁僚去靖国神社“拜鬼”，8月15日的“全国战殁者纪念”仪式以及广岛、长崎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本政要大言不惭，“日本今天的和平繁荣建立在过往战殁者的宝贵牺牲上”，对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荼毒的千万受害者不屑一顾。

日本投降后被世俗化的天皇，与他此前作为万世一系的神圣血统后裔的化身相比，成为一个拥有更少权势的象征。裕仁从他那匹有名的白马的马背上下来，永远脱下了他习惯穿着的那件缺少装饰的陆军军服，在1945年9月一系列精明筹划的巡游活动中，摇身一变，作为忧国忧民的最高统治者行走在普通民众之中。

2、日本的半个世纪“包装”

昭和天皇巡幸地方，是旨在保持战后象征天皇制权威的行为，使天皇失去神的性质之后获得了亲和性，这样的结果将“圣断论”提升到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变得根深蒂固。但是，这给日本的侵略主义蒙上了一层面纱，剥夺了战后一代人追问战争本质的机会。在这样的结果下，不仅无法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质疑天皇制本身也与战前一样被视为禁区。

因此，就连美国的历史研究学者也不客气地指出，战后“日本帝国的统治体系”依然完整，保留了作为个体的天皇与作为制度的明治特色“王权”。战后，有20万日本人由于曾担任军职或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有关联，从公共职位上被清洗，但日本最高统治者仍高居宝座。

当战后日本陆军与海军完成复员工作被解散时，日本帝国的“民族一国家”结构继续保留下来。因为天皇虽然仍是大和民族纯粹精神的象征，然而以他的名义在昨天采取军事行动的那些人，实际掌握着“神之权柄”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战败的替罪羊与“恶魔”势力。军国主义者、狂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战后被日本的文官群体与美国征服者一道，描绘成扭曲了“皇道”纯粹本质的有权势的腐败者。

这场波及半个地球的战争是他们的战争，是“昭和参谋的战争”，他们是日本近代历史上参与阴谋操纵帝国机构使侵略合法化的越轨者。

《“天声人语”的天皇与战争》指出，在战前的日本新闻界，有“天皇、革命和性”三个讨论禁区。而到了战后，就只剩下天皇了。不用说，这种有关天皇报道的管理和控制状况，正是导致战后日本缺乏反省的毒瘤。

曾谈及天皇战争责任的长崎市长遇刺(1990年1月18日)，明治大学研究生院筹划了有关天皇制问题的集中讲习班和研讨会时，发生右翼阵营暴力事件。另外在地方议会，日本议员如果对天皇的战争责任提出疑问，就会被问责或受到警告处分。对于这些封杀言论的行为，日本战后社会从未严肃对待，知识分子冷眼旁观。

森喜朗担任首相时发表所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断，仍让全世界的人记忆犹新。在职的首相竟否定以“主权在民”为基本原理的战后民主主义，但在日本根本没有造成大问题。森喜朗至今仍是日本最有权柄的政客之一。归根结底，因“圣断论”而保留的战后天皇制正是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的产物。日本人似乎普遍无视昭和天皇自己明确指出的“圣断”的真相一“维持国体”，保住天皇制国家统治体制是第一位的，而解救国民于毁灭的目的意识则是第二位。

到1964年，光鲜亮丽的新干线列车疾驰在富士山下的盛景之下，昭和天皇的“圣断”是战后复兴与繁荣的契机成为日本不可动摇的“定论”，亚洲首次举办奥运会就是其现实的成果，再难有人进行反驳。至于过去不到20年的战争，日本有没有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改过，在日本成为几乎无人关心的问题。

当麦克阿瑟领导的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魔术般的转换表示支持时，就相当于为这样一种论点做好了铺垫:既不是灾难性的战争，也不是占领军当局本身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国家政体”。天皇与据称是永恒的国体，仍然是过去的非军事精英阶层可以避难的攻不破的堡垒。在更加世俗的层面，这样的操纵更加冷酷。例如在1945年8月，预感到盟军占领军即将到来，内务省打算通过创办“慰安营地”——更准确地说，是性剥削贫穷的女——再次以“净化”的名义，努力保护日本“上流社会”的妇女。

有统治权威的内务省，这个战时警察国家的堡垒，命令组织起明确为外国人服务的“特殊慰安协会”，它就是战时日本军部强制性“慰安妇”制度的延续。

日本下层社会的女性——许多是以前被征募到战争工厂里做工的战争孤儿或战争寡妇——现在被要求通过为美国占领军士兵服务来“报效国家”。在东京，甚至在皇宫前举行了“特殊慰安”协会正式从业仪式，大约30名年轻女性宣读文辞华丽的誓言，“为数百年的未来而护持和促进民族血统的纯洁”献身自己，由此为社会安宁、为护持确保国体做出贡献。

这些妇女没有从事过性服务行当。然而，那些不久前还进入特攻飞机座舱的青年男性也没有具备多少自杀的经验。与战争时期一样，日本统治集团在和平时期再一次证明他们能够熟练地要求国民做出无条件的自我牺牲，鼓动年轻人的狂热情绪，与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另外，日本人在西方人眼中，以前“全是坏人”，甚至应该“全部送入地狱”，现在他们全部变成了什么呢？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变成了勤劳、热爱和平、亲美，以及反对亚洲“赤化”的积极合作者。

3、不知反省的后果

1950年6月，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东京建议日本人转变他们的想法，开发美国市场以部分替代那个美国刚刚在1949年“失去”的中国。日本可以向美国输出什么商品呢?杜勒斯建议，可以向美国出口衬衫与睡衣，也可以考虑餐巾纸。当这种明显带有藐视态度的看法，被20世纪60年代日本有活力的经济繁荣、热闹非凡的世博会、奥运会带来的认可替代时，西方人仍然在嘲笑日本人。日本人似乎变成了“经济动物”，一个咄咄逼人甚至令人印象深刻但依然不能融人“西方文明”的“物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遥远的东南亚丛林中流失了大量金钱和年轻子弟生命的同时，西方人面对日本人在全球贸易战争中一个接一个胜利这种意想不到的壮观景象，日本人的形象才再次彻底改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亚洲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样，一个崭新的“日本超人”突然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

西方评论员详述有关日本的奇异神话，许多日本人也把他们引人注目的成就从根本归因于独特的不可言喻的“大和民族精神”另外一些让人回忆起战争年代，并在西方和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的想法和观念就不怎么有趣了。在美国，当贸易赤字失控，日本商品开始充斥大街小巷时，“打压日本”变成了国民娱乐，正如当年狩猎商店出售“猎杀小日本证”。

例如，1983年到日本访问的美国国会商务代表团负责人在一次聚会上谈到“那个黄色的男人，你知道的，本田”——这在日本成为引发广泛愤怒的恶意评论。

白宫幕僚长、财政部前部长把日本人比作他的牧羊犬，必须要“敲击脑袋”以便让它老实，这让人联想起史汀生在1941年秋的比喻说法，史汀生当时说日本人是只会“在鞭子下屈服的小狗”。相对于西方人“卡通化”的种族主义攻击，日本人表达种族傲慢的方式更为生硬。

例如1982年底，一名日本高官说：“日本人是能制造质量稳定且上乘的产品的民族，因为日本人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种族，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一个血统混杂的种族。”

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绰号“红武士”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彻底扭转了战后日本的“谦卑”。1983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仪式上，中曾根康弘宣称他的国家“完全不存在外来种族，因此两千年来日本人一直保持完美”。在担任首相之前，1978年，中曾根康弘写过一本小册子，在其中描绘出一幅屹立于世界的和平“新文明”的蓝图，在他的规划下，在整个亚太地区，日本将负责总体的经济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专门负责生产。这其实就是新版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1945年没有终结昭和时代，因为天皇没有被追责，日本的“国体”也没有在1945年结束，换了一套由美国制造打造的“马甲”之后，日本人努力数十年后又开始做建设“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这一次是依靠不见硝烟的经济武器。但是，在1989年天皇去世，结束昭和时代后不久，规模庞大的“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的“新大东亚共荣圈”之梦也终结了。

进入21世纪，与邻国一样，日本也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自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从未将中国视为能与其比肩的大国。即使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重获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位，80年代进入“中日蜜月期”，在当时日本的眼中，中国无非一个未来在“新大东亚共荣圈”生产大量廉价产品的“被指导国家”。2010年，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日本的“1945年”至此才算彻底完结。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