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列强如何逼袁世凯，吞下全部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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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的终结和全新的共和制度的开创，无论在中国的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但是，这一转折是长期意义上的转折，它并不是在顷刻之间立即显现出来的。

1、辛亥革命与条约的继承问题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是起义者面临的首要任务。为了防止出现列强干涉革命的局面，起义后成立的各地军政府采取了尽量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的方针。

10月12日，即起义爆发两天后，湖北军政府便派遣外交人员前往汉口，英、俄、法、德、日租界，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照会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示军政府的外交政策。照会表示军政府“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了军政府的七条对外方针，表明了继续承认清王朝过去所订条约的态度。

该照会称：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赔偿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将一律保护；四、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为了防止被推翻的清王朝通过出让利权而获得列强的援助，军政府对今后清廷可能与列强订立的条约表示了不予承认的立场：

“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碍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之物品者，搜获者一概没收。"

湖北军政府的这一外交立场并不是军政府首领或外交负责官员的的独创。对照同盟会在革命爆发前几年便已制定的《革命方略》，可以看出，湖北军政府的七条外交方针实际上来源于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对外宣言。可以说，湖北军政府执行的乃是同盟会的既定方针。

湖北军政府对清王朝与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的承认，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其目的在于打消列强对革命党人的担心，争取列强的同情。消极目标为避免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积极目标则为促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军政府的这一策略在达成最低目标方面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官员曾照会驻汉口的英、法、德、俄、日五国领事，请求五国派军舰在武汉江面巡逻，以阻止革命军渡江进攻汉口。军政府方面则竭力促成驻汉领事团承认其为交战团体。这样，军政府便可取得与交战另一方清王朝的对等地位，并享受交战一方的权利，而不是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叛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列强出兵帮助清政府的借口。

10月13日和16日，五国两度召开领事团会议，尽管德国领事主张助清作战，但会议未接受这一主张，决定保持中立态度。10月17日，英国代表到军政府拜见黎元洪大都督，声称驻汉领事团对国民军勇敢文明、保护外侨的举动表示欢迎。领事团在致湖北军政府的照会中表示，“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各国将“严守中立”。军政府将此视为其外交方针的成功，随即照会各领事馆，表示感谢。

上海军政府的态度与湖北方面亦大同小异。11月3日，即上海起义的当天，军政府便照会英国驻沪总领事，表示革命军将会协同维持上海各租界的治安。同日发布的《军政府通告》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的最大集中地，革命党人对处理对外关系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

对此，列强似乎也无可挑剔。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曾说道，上海的起义军“对保护租界一事似乎提供了一项令人满意的保证”。朱尔典对清王朝能否渡过危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清王朝“交给袁世凯的任务，显然不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列强在上海采取了比在汉口更为积极的活动，既有损中国主权，也不利于革命的发展。对此，上海军政府不得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如英国曾以沪宁铁路系由英国资本修建并在英人监督下运营为由，派遣外人武装团体万国商团占领了沪宁车站。军政府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万国商团撤出车站。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人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他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阐述了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其外交部分表示，“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1月5日，孙中山发表《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宣示了新政府的八大政纲。该告书的前四条和后四条分别阐述了临时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纲。

其对外部分的内容为：

“一、凡革命以前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停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革命党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这种态度，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曾指出，清王朝外交丧失了不少主权，“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惟现值军书旁午，不宜多起交涉，重大事件虽断不可退让，其余自应暂仍旧贯，留待后图。此亦不得不然之势也”。伍廷芳此时虽任职司法总长，但仍是临时政府中首屈一指的第一流的外交家。他的这一想法，可以说反映了此时临时政府中大多数人的思路。

例如，对于租界问题，临时政府认为，租界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权操于外人之手，无疑有损中国主权。但它仍主张“应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临时政府要求“现时华人在租界内，暂不可率行抵抗或卤莽从事”，并指示所属军民不可自行进人租界缉捕搜查，不可携带军械进入租界行走，不可检查外国的商船军舰等。总之，临时政府是要人们仍然遵守租界的旧有规则。对于革命时期被外人攫取的会审公懈，临时政府表示“尤宜急图挽救”，外交部将向有关国家的领事交涉争回。但“交涉未妥之前，我军民不可从旁抗辩，至滋生枝节”。

临时政府内的一些成员虽在一些场合也曾提出过收回被外人侵夺的国家主权的主张，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列强的敌意，并指望获得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临时政府并没有把这些作为当前即要付诸实施的急务。

1月6日，《大陆报》记者采访孙中山，询问临时政府是否准备撤销领事裁判权。孙中山的回答是，“自当撤废，一俟改革既定，即须实行也”，“今日最要之事以改良法律为第一也。”孙中山的这一回答既表明了革命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态度，也表明了革命党人对它所面临的各种任务有轻重缓急的区分。

因此，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没有在收复国家主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而是恪守了承认旧约的承诺。然而，南京政府的这一克制态度，并未获得列强的响应。列强仍以清王朝为中国的合法政权。各国公使依然驻在北京，临时政府只能与各国领事交涉地方性事件。

2、袁世凯的态度

不久，革命的成果便被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根据南北方达成的协议，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政府希望能尽快获得列强的承认，而列强则不准备轻易给予这一承认。尽管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列强在承认问题上并无文章可做。因为这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两个对立的政府，而民国政府与清王朝的更替又纯属中国内政，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国政府并不存在需要列强承认的问题。

然而，先天不足的袁世凯政府，大概是需要通过列强的承认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对承认问题颇为看重。而列强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可做文章的机会，他们以承认为筹码，要求袁世凯政府确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日本在这一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2月21日，日本政府拟定了一个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的备忘录，并先后提交主要列强征询意见。日本政府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现状，各国政府应在此时先就有关承认之各项问题加以慎重考虑”，“在新制度下，各外国人仍继续保持其在中国所享有之一切权力、特权及豁免权，至为重要”。

但这些权力、特权及豁免权中，有不少并无条约依据，而是以中国及各外国的法规或惯例为依据的。因此，日本政府主张“各国在宣布承认时，为慎重起见，应使新政府对此等权利、特权及豁免权等明确表示正式承认。同时，应使新政府郑重言明:对于中国过去所负担之一切外债，新政府将继续承担责任”。日本还建议各国在承认问题上统一步调。除美国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之外，其他列强都赞同日本的主张。

在英国的支持下，一个月后，日本又提出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之细目(草案)》,并令其驻外使节照会英、美、法等国政府，将有关承认北京政府的条件进一步具体化。《细目》提出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时机是，中国须建成一个巩固的而且具有实力的新政府，“并足以证明此新政府抱有履行中国所负担之一切国际义务之意志”。日本要求中国新政府应事先“表明其抱有尊重各外国在该国所享权利、利益之意志，并正式做出保证”。

具体而言，《细目》要求新政府就下列各点发表声明：

“(一)新政府确认旧政府与各国间所订之一切现存条约、协定以及为履行此等条约、协定而颁布之一切现存规章、条例(包括上谕)。同时约定，非经有关各国政府同意，对此等规章、条例一概不做任何改变或废除。
(二)关于旧政府或事实上曾经存在之临时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借之外债，其中现实存在者，新政府一律继续承担其完全之责任与义务，并约定诚实履行上列政府为负担此等外债而缔结之各项契约与合同。
(三)凡各届旧政府或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间缔结或设定之上列债务以外的一切契约、合同、义务、特惠与转让等之现实有效者，新政府一律继续履行。
(四)各国在中国已被公众所理解且正在实行的治外法权或领事裁判权制度，以及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在中国所现实享有的权利、特权或豁免权等，新政府一律承认。”

袁世凯虽然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但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革命党人实际上控制着南方各省，并绝对控制着临时参议院。而列强趁革命爆发后所出现的政局混乱时机，先后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采取动作，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均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因此，以继承晚清的外交格局为代价，早日获得列强正式承认，便成为袁世凯政府稳定政局的方针之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通告“中华民国统一临时政府，现已成立”，“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

英国政府在以承认政权交换承认成约的交易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7月5日，英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表示：

“望我英之承认中国共和，实端于中国政府之于我英条约权利能与之以完全保护之证据，中国一日不能责令其各省尊重约章，则所谓保护之证据即一日不得谓之满意，中国中央政府之号令，多不能行于其国......长此不已，则英政府之承认中国共和一事，必致延缓。是非于承认期前，对于此等事大有进步之可见，盖不办也。”

英国指责云南西部官吏有仇外倾向，要求将有关官员降调他处，并威胁说：

“政府苟不能号令其属员以遵守其与列国订定之条约，则将来须行承认中国共和政府之时，英政府对于如是之政府，殊不能承认，此外部大臣之所以不惮重言以相告也。”

为防止地方事件对承认问题造成不利影响，7月12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命令各省都督及地方长官“督率所属文武军民，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勿得稍有违反，使我失大信于天下，而陷国家于危险之途”。

在是否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上，列强并未能结成铁板一块。

3、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

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率先迈开了承认的步伐。191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提案。3月，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新总统威尔逊宣誓就职。

4月，美国政府通知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召开国会组成议院之后，美国将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4月8日，中国国会在北京开幕。5月2日，美国宣布承认北京政府。在此之前，巴西和秘鲁已于4月间承认了北京政府。不久，墨西哥和古巴也宣布承认北京政府。但日、英、俄等国仍然坚持要袁世凯政府对条约权利首先作出明确的保证。

9月30日，北京外交使团开会讨论承认问题。日本公使山座圆次郎提出，在正式宣布承认之前，必须以某种形式首先取得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权利的确实保证。他建议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加上一段确认此种权利的声明。此一声明将事先照会各国。各国在获知这一声明后，再宣布承认新政府。

日本还向外交使团提出了日方所拟的声明文稿。日本的提议得到了外交使团的赞同，并受外交使团委托与北京政府方面商定声明文字。

10月6日，袁世凯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同日，中国外交部在将此事通知各国的照会中预先通告了总统即将发表的对外政策宣言的内容。当天，日、英、俄、法、德等13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10月10日，袁世凯在就职演说中按照事先的承诺声明：

“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必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

这一声明是完全按照日本的建议并与日本公使商定的。由此可见，袁世凯政府成立伊始便显示了它在外交上的软弱和屈服倾向。为了获得列强承认和支持，袁世凯不惜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代价。尽管从表面上看，袁世凯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都同样承认了晚清的旧约，似乎毫无区别，然而，仔细探究一下，便会发现两者在动机及措施上还是大有区别的。

正如指出的，革命党人并不讳言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废除列强享有的不平等特权的，只是目前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态度。革命党人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策略性。在措词上，他们对于旧约的承认也只是“至于条约期满而止”。而袁世凯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从未表现出要在将来予以修废的决心，它对旧约的承认是一种交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将不得不恪守它的承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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