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新锐谈丨潘坤明药师：药物性肾损伤——从临床到基础再到实践，一名青年药师的探索与思考

编者按：药物性肾损伤是临床用药中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万古霉素等常用抗菌药物所致的急性肾损伤，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治疗结局和预后。如何从临床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揭示机制、构建预测模型、探索保护策略，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的药学实践，是临床药师实现专业价值的重要路径。

潘坤明药师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药师，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药剂科负责人，临床药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入选哈佛大学全球临床学者培训项目（GCSRT）及多项省市级人才计划。他长期聚焦药物性肾损伤的防治研究，主持国自然青年、福建省自然面上等多项科研项目，其药学服务案例获评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实践典型案例”和中国药学会药学服务全国示范案例。

本期“药师新锐谈”专栏邀请潘坤明药师，围绕药学实践与科研的关系、国际培训经历对临床研究的启发，以及高质量药学服务案例的核心要素等话题，分享他的探索与思考。

《药学瞭望》：作为一名临床药师，您如何看待药学实践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您在临床研究、基础研究、药学实践研究等不同类型之间都有涉猎，您能分享一下您的思路吗？

潘坤明药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的理解是，药学实践与科研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关系。我目前开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临床问题发起的药学研究，这与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后入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这两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特别注重临床、注重临床药学实践。药师都会深入临床一线，与医生组成医疗团队，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所以我们的思路有一个共同点：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开展研究，再将研究成果用于改善临床实践。

我大部分的研究灵感都来源于临床查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医生会问我“这个药能不能用”“这个患者能不能用”，我一般会去查阅资料。如果目前没有文献支持，这就形成了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就可以去开展研究。

不同的研究类型各有优势，它们是互补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以科学问题为主导”。以万古霉素肾损伤为例，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万古霉素导致的肾损伤。为此，我们开展临床研究，构建风险预测评分模型，以区分高危、中危和低危患者，为他们提供精准的用药指导。我们开展早期标志物的研究，助力早期诊断，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第二，事实上，目前临床上缺乏针对药物性肾损伤的保护剂。因此，我们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探索肾损伤的发生机制以及保护剂。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提供解决思路。

此外，有了好的预测模型、早期标志物和保护剂，还需要有人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工具。因此，必须有专业的临床药师去运用好这些工具，构建完善的服务模式，从而让这些工具真正、真切地发挥实际的临床作用。

《药学瞭望》：您2025年入选哈佛大学全球临床学者培训项目（GCSRT），同时主持国自然、福建省自然等多个科研项目。请问这段国际培训经历对您的科研视野和临床药学工作带来了哪些具体启发？

潘坤明药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目前还在这个项目的培训过程中，最大的启发有两点：一是民族自信，二是学科自信。我们国家的临床研究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每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我们也要正视不足和差距。

GCSRT是一项针对临床研究的专项培训，系统、规范地涵盖了临床研究开展的各个环节，包括研究设计、样本量计算、统计分析、结果解读等。我本身有一定的临床研究基础，在培训过程中一直在做相互印证。可喜的是，我发现既往使用的大部分方法都是正确的。这要感谢我接触到的教育和方法都是比较前沿的，也要感谢目前全球互联网信息的便捷性和公开性。

更深刻的体会是：虽然临床研究的大部分方法是对的，但在实施上仍然存在差距，包括研究注册、研究设计、随机化、样本量计算、数据治理等方面。我认为，临床药学研究最大的差距还是体现在研究设计的科学性以及实施的规范性方面，或者说是在研究的质量控制方面。高质量研究的实施经验还是需要不断积累。

《药学瞭望》：您的药学服务案例获评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实践典型案例”和2024年中国药学会药学服务全国示范案例。能否简要分享这个案例的核心亮点？您认为一个“高质量”的药学服务案例，应该具备哪些关键要素？

潘坤明药师：我认为我们的核心亮点是：我们不仅构建了药学服务模式，还对其进行了效果评价。以万古霉素为例，案例实施后，我们评价了效果，发现我们的药学服务模式切实提高了万古霉素血药浓度监测的规范性，提高了达到目标浓度范围的患者比例，降低了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的发生风险，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在吕迁洲总药师和李晓宇主任的带领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药学团队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一线的临床药学实践，“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我也是深受这种理念和氛围的影响。我认为，一个“高质量”的药学服务案例，应该具备以下关键要素：第一，聚焦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第二，构建系统、可操作的服务模式；第三，对服务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用数据证实药师的价值。只有这样，药学服务才能真正得到临床认可，也才能具备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