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爸爸”：中国父亲发展简史

本文作者为詹欣博士，特此分享。

冯小刚饰演的马林生趴在床上哭的时候，整个银幕都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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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老爷们，被邻居摁在床上骂了一顿，趴在那儿呜呜地哭。儿子马车站在门口看着，一言不发。那一刻，一个父亲在儿子面前彻底失去了所有尊严。不是被生活击垮的悲壮，就是单纯地：怂。

这是2000年才得以在瑞士首映的电影《我是你爸爸》里的一幕。王朔原著，王朔执导，冯小刚主演。片名原本叫《我是你爸爸》，透着股嘲弄父权的劲儿。后来改成《冤家父子》，听着像家长里短伦理剧。不过在那声“我是你爸爸”的嘶喊里，藏着整整几代中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父子关系。

要理解这一幕为什么让人如坐针毡，得先看看银幕上的父亲们，是怎么一步步从神坛走下来的。

一、父亲是神

往前数五十年，银幕上的父亲不是这样的。

197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年轻的一代》（1965年曾经拍摄成黑白片）。温锡莹扮演的父亲林坚，战火纷飞时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可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以至于被邻居家的小孩误认为是修水桶的工人。儿子林育生害怕艰苦，伪造疾病证明试图调回上海。林坚拿出他为革命牺牲的生母的遗书对他进行教育，使林育生愧悔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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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坚作为“伟大的父亲”受到尊重，根源在于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了革命和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在领导着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的传奇经历和革命业绩，使得年轻一代只能仰视他，而不可能挑战他。

那时候的父亲是神。是“革命父亲”，是“建设父亲”。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指的路就是方向。儿子只能仰视，没法挑战。

到了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开始向“神坛”上的父亲发起攻击。陈凯歌在《黄土地》里对“父权社会”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张艺谋则在《菊豆》中，以“弑父”的极端形式，将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各种纠结，化作了熊熊烈火和灰烬。弑父成了文化反思的符号。然而那时的“父亲”还是个大写的人，你恨他，至少说明他够强大，值得你恨。

二、父亲是笑话

真正让父亲从神坛上滚下来的，是九十年代。

《我爱我家》里的傅明老人，退休老干部，张口闭口“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手足无措，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他在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历史中不能自拔，但也只能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他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快乐，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调侃。他只能获得作为一个老人的基本尊重，却谈不上什么权威，也无人重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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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爱我家》中，傅明作为一个“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落伍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观众获得一种“市场经济新时代”的自我认同。“伟大的父亲”变成了“可笑的父亲”。

这是时代给的耳光。计划经济那一套不管用了，市场经济来了，老父亲们发现自己在家里家外都说不上话了。他们的经验成了废纸，他们的尊严成了笑料。

而王朔笔下的马林生，把这种“可笑”推到了极致。

他是个机关工会主席，典型的小知识分子。满嘴假大空，给同事写悼词是“几十年如一日，严格要求子女”；帮儿子写检讨，在雄壮的交响乐中，像伟人一样打开稿纸，挥舞着钢笔：“我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资本主义恶性膨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发人深省的。我要对自己大喝一声：‘马车同学，你危险了！’”。这些高度程式化的权力话语，在王朔指定的特定语境中，显得荒谬而可笑。沏上茶，钢笔当指挥棒，对着主席像挥斥方遒。写出来的东西，儿子像看傻逼一样看着他。

他在外面怂得一塌糊涂。儿子被小混混打了，他抄起一块蜂窝煤往外冲，走到台球桌前假装没看见，绕道走了。儿子夺过蜂窝煤要去拼命，他声泪俱下：“车儿，咱惹不起他们”。

只有在家里，他才能充充纸老虎。翻儿子上了锁的抽屉，被发现了还要嘴硬：“人权，那是成人的权利。你算什么？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包括你的生命”。把儿子打了一顿，第二天后悔得借酒消愁。想跟儿子做朋友，喝酒抽烟看报，结果发现自己成了需要被儿子照顾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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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生这一辈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连自己的儿子都看不起他。一个中年男人最丧失人格的时刻，莫过于此。

王朔写的就是他自己那代人。从王朔的角度来看，《我是你爸爸》中挨揍的儿子，就是60年代大院子弟的童年写照。王朔身为大院子弟的代表人物，对父权、挨打深有感触。对于年幼的王朔来说，心灵上的创伤远远大于皮肉之苦，在疼痛的根源下是内心的绝望，彼时王朔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的职业，完全不经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王朔将这对父子的周边清理得很干净，单亲家庭，马林生与前妻再无感情纠葛，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一位中年男性可能具有的儿子、兄弟、丈夫及父亲等多重身份在马林生这里只有一重，父子冲突一旦激化很难再有相关因素可以使之缓和。

马林生这种人，搁今天有个更直接的叫法，“Loser”。

三、父亲是累赘

进入新世纪，父亲又从“可笑”变成了“累赘”。

《老有所依》里的爷爷，老年痴呆，在家里胡“作”：一会不声不响地走失，一会烧床单，一会半夜爬起来狂摇婴儿床。儿媳贾幸梅不堪其扰，冲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你怎么还不死？！”《老有所依》中老一代的形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是年轻人的“累赘”，要么是痴呆，要么是无事生非。老年人，是折磨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病灶”，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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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里的苏大强，作天作地，把三个儿女折腾得鸡飞狗跳。电视剧中的父亲形象甚至经常“弱鸡化”，沦为强势母亲形象的一种陪衬。在《虎妈猫爸》等都市剧中，年轻的父亲们也沦为了家庭配角，仅仅《虎妈猫爸》这个电视剧名称，就将新时代父亲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

从神到笑话到累赘，一路下滑，几乎没翻过身。父亲成了家庭配角和麻烦制造者。

四、父亲归来

可就在这堆破烂不堪的父亲形象里，总有什么东西沉在那里，捞不起来也扔不掉。

《我是你爸爸》最后，马车被小流氓打得头破血流。马林生那个怂了一辈子的男人，像英雄一样冲了出来。他没本事以一敌十，但他可以替儿子挨打。没别的，就只是：我是你爸爸。

最后一场戏，父子俩去火车站接马林生的父亲。三代人穿着同样的衣服站在一起。父亲形象回来了，不是以神的方式，不是以权威的方式，就是以一个父亲的方式。

近些年的影视剧里，父亲在慢慢归来。《海洋天堂》里，李连杰演的父亲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教自闭症儿子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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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荣耀》与《人世间》中，对顾长山、梁富贵、周志刚等父亲形象的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代表性。

《那山那人那狗》中，父亲是一个乡邮员，心中“装着大山，邮路，心比脚还累”，但哪怕如此，他依旧记挂着山里的人。在三天的路途中，父亲和儿子重新认识和理解了对方，父子之间的隔阂渐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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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末期开始，“父亲”在银幕上再度回归。在21世纪之初，通过“爱的奉献”构建起来的“慈父”模式成为新型的情感叙事法则，“父亲”被彻底改写成为充满温情和责任感的文化形象。父亲的回归成为近年来内地电影的一个突出现象，一度具有强烈弑父情结的内地导演集体改变了对于父亲和父权的态度。

父亲形象在国产影视剧的塑造经历了权威、消弱、重构的过程。从高高在上的家长，到嬉笑可亲的朋友，影视剧中的父亲形象由冷到暖、由重到轻、由刻板到立体。

五、其实欠父亲一个和解
回头看看这几十年银幕上的父亲，从神坛上的伟人，到客厅里的小丑，到家里的累赘，到今天努力回归的普通人。这哪是什么艺术创作？这分明就是时代打在每代人脸上的巴掌。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在传统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领导者，是说一不二的决策者，父爱的典型意象是“山”，山是遮天蔽日的，也是沉默不语的，一代代父亲就这样像山一样，不由分说地把子女笼罩在自己的身影之下。父亲可以褒义地被赞颂为家族大厦的顶梁柱，也有可能被贬义地理解为封建顽固的大家长。中国传统父亲是权威的、遥远的、沉默的、孤独的。

然后时代变了。经济形态进化了，家族关系、家庭结构变化了，父亲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渐渐受到冲击。第五代电影人向“神坛”上的父亲发起了猛烈攻击。再然后，父亲成了笑话，成了累赘。值得注意的是，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时，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伟大的父亲”；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基本上是“可笑的父亲”；进入新世纪后，更逐渐演变为“累赘的父亲”。

马林生那代人“全面营养不良”，不知道怎么当爹。我们这代人呢？信息爆炸，观念撕裂，比他们强多少？豆瓣上“父母皆祸害”小组曾经十几万人。我们骂苏大强作，骂傅明可笑，骂马林生怂。可轮到自己当爹当妈，未必比他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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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到现在听来都扎心，那就是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做父母，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做父母。

这话搁今天，依然成立。

影视剧里的父亲形象变了又变，从伟大到可笑到累赘到归来。变的不是父亲，变的是时代给父亲留的位置。可有些东西没变，那个在火车站接父亲的最后一幕，三代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衣服会换，时代会变，但“我是你爸爸”这句话里装的东西，重的很。

马林生趴在床上哭的那场戏，儿子在门口看着。那一刻他失去了所有尊严，也让儿子第一次看见父亲也是个人，也会哭，也会怕，也会无能为力。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和解开始。不是父亲重新爬上神坛，也不是儿子把父亲踩在脚下。就是两个普通男人，隔着几十年的代沟，承认彼此都有搞不定的东西。

然后该干嘛干嘛。该替儿子挨打就挨打，该去接老父亲就接老父亲。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从前父亲是山，后来父亲成了笑话，再后来父亲成了累赘。如今父亲正在归来，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笨拙地，沉默地，不完美地。

而你我，终有一天也要坐上那个位置。到时候，但愿我们不必趴在床上哭给下一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