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我的记忆里，襄安镇一直只有一所小学——襄川小学。我是三年级从吉祥小学转过去的，从那以后，再没想过镇上还会有第二所。
可父亲说，有过。他曾经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之前写襄安六一儿童节那篇文章时我提过一笔，没展开。后来父亲给我微信留言了，我才知道那留言里，装着多少东西。
为什么另办一所民办小学
襄川小学明明在那儿，规模也不小，为什么还要另办一所？
因为那些年太苦了。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吃不饱，谁还顾得上念书？那时候又没有义务教育，没规定学龄儿童必须上学。失学的孩子越积越多，有的到了十六七岁，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这些大孩子和七八岁的娃娃挤在一个班，老师没法教。你教加减法，大的嫌慢；你教应用题，小的听不懂。年龄横在那里，谁也没办法。镇上便决定，另开一所，专门收这些超龄的孩子。
学校的选址
学校在东关，现在菜市场后门那个位置。那栋房子最早是老祠堂，后来做了蔬菜大队的办公室，再后来又办过回纺厂。回纺厂停了，房子空着，就拿来办了学。
襄安好多老房子都是这样，看着不起眼，可它身上叠了好几层。祠堂那会儿供的是牌位，做了大队部贴的是标语，办回纺厂里面是纺车转，到了办小学，就换成了读书声。一栋房子活了几辈子，每换一回，就翻一页，没人觉得有什么稀奇。
历任校长和老师
1962年9月开学。头一位校长是位姓王的女老师，后来调去了公安局。王校长如今还在世，八十多岁了。接她的是从襄川小学派来的年轻师范生，姓张。
张校长有多大？二十出头，比四年级那些大龄学生大不了三四岁。个子还矮，有些学生站他面前，比他高出一截。学生打架，他上去拉，镇不住，有一次差点被学生打到。
当时在路过看到的老师都觉得好笑。可笑完又觉得心酸：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一群十六七岁在社会上野惯了的大孩子，他除了硬撑，还能怎么办？
那些大龄学生确实不好管，散漫惯了，没规矩。可有一点，他们学习是真用功。自己这个年纪还能坐进教室，心里都清楚不容易。
1963年，学校一共四个班。一年级五十多人，二年级四十多人，三年级七个人，四年级十几个。二年级和三年级合在一起，上复式班。
七个人。一个年级只有七个人。
老师讲完二年级的课，让他们做作业，再转过身给三年级讲。同一面黑板，左边写二年级的生字，右边写三年级的算术。我有时候想，那七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二年级的课，会不会走神？
那个年代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读到四年级算初小毕业，读到六年级才算高小毕业，发毕业证书。六年制，后来才改成五年。
1964年，张校长参军去了部队。调来一位公办老师，姓汤，接任校长。汤校长在任时，学校有李老师、徐老师、赵老师、费老师、刘老师、谢老师。这些老师都教得好，也极认真。
只存在了四年的学校
1966年，学校停办。民办教师全部解聘，学生并入襄川小学。那栋房子又空了出来。
四年，一所小学的全部。
我算了一下，1962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当时六七岁，到今年也六十七八了。四年级那些十六七岁的大龄学生，如果还在，八十上下。当年在民办小学任教的老师，如今大概只剩我父亲一人了。
张校长后来在部队提了干，团级转业回无为，当过县里几个局的局长，爱人也是县里的干部。可惜走得早，因病去世了。当年他是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最年轻的老师。最年轻的那个，反而先走了。
父亲给我留言讲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寻常的往事。我听着，心里头有些说不清楚。一所学校，活了四年，就没了；那几个老师，散了之后，大多数连名字都没人记得；那些十六七岁才学会写自己名字的学生，如今也老了，估计应该有的已经不在了。
可这批学生后来有不少人闯出了不错的成绩。哪些人做了什么，父亲没有细说，但说这的时候，作为曾经这个学校的老师又有几分安慰。
一间祠堂改的教室，几个年轻的老师，一群超龄的学生，四年。
那间教室还在菜市场后门那个位置上吗？还是早就拆了？下次回襄安，我去看看。
#襄安#无为#无为板鸭#乡土回忆
作者简介
刘承祥，安徽芜湖无为襄安人，安徽散文家协会会员，芜湖散文家协会会员，镜湖区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普陀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旅游》上海中心特约撰稿人，《遇见•徽文化》编辑，上海市无为商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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