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崇谷：一谈当代辞赋创作的价值取向

一谈当代辞赋创作的价值取向
——谈辞赋发展是从晦涩艰深走向通俗自然实现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作者：彭崇谷
赋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独有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起源于战国，从汉代开始盛行，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当今社会，赋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一种文体形式。许多名川大山、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常有赋文刻碑：报刊杂志常有赋文刋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代，赋要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绽放得更为灿烂，要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就需要不断的发展自身。那么赋要怎样才能更好发展呢？它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本人试图分两个篇章对这一问题作些肤浅探讨，以求教于各位赋界同仁。本文是第一篇章。
一，历史上赋体的发展是由晦涩艰深走向通俗自然
赋由战国产生后经历了由汉初盛行骚体赋、汉朝中期盛行汉大赋、魏晋时期盛行骈赋、唐时盛行律赋、宋代盛行文赋的发展变化。宋之后以上几种赋体是基本上并行发展直至今天。辞赋之所以在不同时代发生这种变化，是由赋体本身属性与时代发展的矛盾性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赋的最初形式骚体赋源于楚辞，重抒情、重言志、重家国情怀；但却偏于心情的幽愤、感伤，格局受限。汉代散体大赋随着国家大一统显示出盛大气象而产生，它铺陈张扬、体物宏大，成为一代赋体高峰；但后期逐渐走向堆砌名物、雕琢辞章、脱离现实，沦为功能上“劝百讽一”，形式上则带有相当大的文字游戏成分。魏晋时期骈赋尤其追求对偶、声律、用典，形式上日趋精致，内容却愈加空疏。唐代律赋为满足朝廷科举考试需要而产生；为统一标准方便取土实行限韵、限句、限意。这就造成了作者思想被严重禁锢以至进一步丧失了文体活力。直至唐宋时古文运动兴起并开展对骈文的批判否定，文赋应时而生。文赋散骈结合、不拘声律、融叙述、议论于一体、合情理于一篇，追求自然流畅、言之有物；在文体上有的采用主客问答形式，有的则不采用主客用答方式，实现了赋体从“形式至上”向“内容为先”的历史性转化。文赋是古文运动在赋体领域的成果。辞赋发展的历史启示人们：任何文体一旦脱离现实、脱离功用、脱离大众，就难免走向衰落。这一启示，直接决定了辞赋必须摒弃形式主义，应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近时代。
分析赋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可知，赋体的变革是尊循曲线形规律发展的。赋在发展到产生文赋所经历的几次重大变革过程中、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之前赋体不合时宜不合民众所好的成分；另一方面又继承发扬了之前赋体中的积极因素。如保留了骚赋（楚词）借物咏志、感时伤事、抒发胸臆的抒情传统及比兴寄托和情景交融的写作方法；继承了汉赋的铺陈与体物传统及记游、怀古、咏史、说理的题材框架，保留其铺叙描摹、体物细致的特点及由序—>铺叙—>议论—>收结”的文体结构；继承了骈赋追求声韵与炼句之美，即吸收其既语言精炼、对偶和谐、声韵流暢，且保留其音乐性与文采的优点；继承律赋章法严谨、起承转合清晰的风格，但又把束缚思想的格律变成放飞思想的自由句式。由此也可看出，辞赋发展过程中 每一种新的赋体的出现都是一种渐进。这种渐进都是扬长避短，具体就是放大“体物铺陈、抒情言志”的核心长处，不断修正之前体裁辞繁意寡、风格浮夸的短板；从赋体变革的最后形态唐宋时代文赋的代表作看出，文赋以秦汉古文之散，改变了骈律之死板；具骚赋之真情，弥补了汉赋之浮华；以自由之文体，行铺陈之实。赋从骚体的抒情自由，到汉大赋的突显铺陈典重，再到骈赋与律赋的形式格律化，到文赋骈散结合、情理相融的最终回归，这五次演变是赋文形式经历从自由到格律束缚，再到突破格律束缚的飞跃，与其它文体一样遵循“萌芽—成熟—僵化—变革”的发展规律。
从辞赋发展的最后阶段文赋自身的实际看，经过前几次演变，文赋最终摒弃了之前赋体复古拟古、晦涩空疏的创作倾向，体现出“散韵结合、意脉贯通、情理交融”的基本特征。这也意味着，文赋让赋体摆脱了以往那种重形式，轻内容的桎梏，使之愈加适应时代的需求，文体愈趋通俗易懂，愈加接近社会底层民众而利于传播。它让古老的赋体顺应时代焕发新生。所以赋发展到文赋时，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让赋最终回归了文非固格、言之有物的文学本质，成为了受众面最广、最适于传播实用的赋体形态。文体也最终走向了成熟。所以，从理论上说，文赋是代表了赋体风格发展的方向。从实际看，宋代文赋成为当时文人抒情言志的首选赋体，成为了当时赋文创作的主流。北宋之后至今，辞赋未再次发生新的核心文体变革。但由于元代科举试古体赋，明代科举甚至以八股为主，故文赋又转而式微 。所以在元明清期间，文赋並未成为赋坛的主流，社会上仍是赋体多元并行。当然文赋放飞思想的创作理念及风格对整个赋体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流行的几种赋体中，文赋产生的年代离现代最近，是最适配当今时代发展的赋体形态。其破除形式桎梏、贴近现实人生、兼顾审美与实用的特质，相对更适合当代文学发展主流。从赋体发展的历程看出，赋辞的发展趋势是由晦涩艰深走向通俗自然。所以，当代辞赋创作，虽然骚体赋，汉赋、骈赋、律赋与文赋互不排斥相并存在，但从适应时代的实用性和发展的普遍性来看，应以文赋创作为主体，兼顾采用骈赋和汉赋；至于律赋和骚体赋，则适用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和满足作者的个性爱好。所以赋体的发展应走“以文赋为主、多体兼容”的发展道路。
二，检验辞赋优劣的标志是内容与形式能否辩证统一
赋的创作应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观，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赋文亦不例外。“体物铺陈、抒情言志”是赋的内容；是采用骚体赋、汉大赋、骈赋、还是文赋等是赋的形式。无论采用哪一种形式，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赋的完美标志。
但从赋的发展史来看，辞赋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并不那么轻而易举。骚体赋过于偏重对“兮”字的使用；汉赋则偏重于用典与辞藻的堆砌，注重形式上的繁华而内容却显贫乏；骈赋过度追求对仗、格律、及声韵限制；律赋不仅格律严格，还严格限韵。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束缚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偏重于形式，而轻视了内容。只是文赋产生后，文赋扬长避短，放大内容“体物铺陈、抒情言志”的核心长处，不断修正其它赋体辞繁意寡、格式僵化、文风浮夸的形式短板；它以秦汉古文之散，改变骈律之死板；以骚赋之真情，弥补汉赋之浮华；以文赋相对自由之体式，彰显铺陈之气势。从而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动态平衡。纵览赋的发展过程，它与其他文体一样遵循“萌芽—成熟—僵化—变革”的发展规律。 从抒情自由的骚体，到铺陈典重的汉大赋，再到形式格律化的骈赋与律赋，最终回归骈散结合、情理相融的文赋，是赋文形式从自由到格律束缚，再到突破格律束缚的飞跃。这五次演变标志着辞赋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走向了成熟。
赋在当今时代及今后无论怎样发展，要把握的关键仍然是正确地处理好赋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赋的内容与形式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于与内容；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内容与形式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现象。具体到赋文的创作上，一篇赋文是否是成功之作，首先是由赋文本身记述的内容，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对读者的影响程度所决定的。这属于文章的内容及思想性范畴。至于文章采取什么表达方式，用什么体裁，是用骚体赋，散体汉赋，骈赋，律赋，还是文赋；语言句式是骈句为主体，甚至全用骈句，或是散句为主体？古典，生僻字词、华丽辞藻运用多少、韵律严格的程度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则是第二位的，这属于文章的艺术性范畴。文章不能只追求艺术性而不注重思想性。所以不能只注重于文章的形式，而忽略文章的内容。当然，好的艺术形式有利于文章内容的展示和思想境界的表达，艺术手法低下会对文章内容和思想境界的表达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衡量一篇好的赋文的标准只能是美好的内容，高尚的思想境界与形式上精湛的艺术手法的有机统一。从二者的关系看，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是主导，艺术和形式是为其服务的，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文章只注重于形式而忽略内容，只追求艺术表达而忽视其内容和思想价值则是本末倒置，是不宜提倡的。清代小说家、诗人曹雪芹（1715一1765）在其所著的《红楼梦》第48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借林黛玉之口说明了这一主张。第48回记载，林黛玉在教香菱如何写诗时，指出写好诗的核心是立意第一、辞藻格律第二，不能为了形式丢了内容 。林黛玉的原话（原文）是：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黛玉与香菱这段对话有四层意思：一是格律是末事，可灵活。起承转合、平仄对仗都是规矩，真正有好句子，格律不对也没关系 。二是立意是根本，要写好诗，首先要有好的立意。三是要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意、真情、真趣，诗自然跟着好；刻意堆砌辞藻，反而伤意。四是词句不应过于雕琢。不能为了对仗工整、辞藻华丽，把原本的意思给扭曲、冲淡、以至毁坏。不能“以词害意”。她不让香菱学陆游“重帘不卷留香久”这类过于雕琢的语句。认为沉迷于字词的过度雕琢、会导致格局小，影响人的思想的奔放。
被当代诗界誉为唐宋以来中华诗词最高峰的毛泽东有着与曹雪芹同样的深刻见解。平仄是格律诗的最基本形式，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诗要严格遵从格律，指出“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另一方面又主张形式服从内容，只要诗的意好，破点格也无妨。昆明大观楼有副180字的长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名士孙髯，毛泽东对此联十分赞赏，称之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据《楹联丛话》记载，晚清云贵总督、号称“一代文宗”的阮元看到这副长联后，觉得平仄对仗不工，且文采不足，便下功夫作了修改。毛泽东阅后，在改本旁批道：“死对，点金成铁。”这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对写诗过于注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否定态度。他认为过于机械的求工求正“死对”，很可能会“点金成铁”、因词害意。毛泽东自己作诗填词，在格律上也不是一味死究。《蝶恋花》词按古时规则是要求一韵到底。但毛泽东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上下阕就不是一韵到底。为此他还曾专门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能仍之。”从这个例子可见，在诗联创作上，毛泽东是主张求正容变、尊古但不泥古。从诗词史的实际看，包括李、杜、苏、辛在内的大家，破格而成的千古名篇也不在少数。 而破诗词的格实质上就是强调形式要服从于内容。
在辞赋创作史上，有许多正反案例证明：辞赋优劣完全系于是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属典型文赋。这两篇赋文不尚雕琢、不拘声律，借景抒情、因物喻理，写人生感悟、写精神境界，贴近心灵、贴近生活，故千年传诵不衰。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典型的骈赋精品，文章情真意切、志存高远，写身世之感、怀才之情，因有真情与风骨，文章成为千古绝唱。这几篇赋都是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典范。 反之汉末魏晋时期的部分宫廷赋，它们注重于形式上的堆砌辞藻、专为帝王权贵歌功颂德，脱离民生、脱离现实，空洞无物，故其社会影啊也越来越少。明清时期八股律赋尤其拘于格式、囿于声律，内容陈腐、思想僵化，严重脱乏其艺术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最终只能沦为科举工具。在当代，也有个别作品注重仿古、堆砌生僻字、典故，死拤句式的对隅及声律，读之晦涩难懂，以至近乎只能孤芳自赏。但内容空泛、不接地气，既难以打动读者，也难以反映时代。这就说明，辞赋如果只注重于形式，必然丧失其社会历史价值。辞赋的生命力，不在仿古，而在适应时代；不在形式的华丽，而在内容的；不在书斋，而在社会。
从赋发展的历史看，赋从骚体赋到汉赋，再到骈赋，到律赋及文赋的变化，本质上就是赋体形式的一种不断的渐进。而每一种渐进，都坚持扬长避短，具体即是放大“体物铺陈、抒情言志”的核心长处，不断修正前一体裁辞繁意浅、形式僵化的短板，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平衡。具体到每一种赋体体裁，同样有一个应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问题。如文赋的核心内容是“铺陈”，即要用优美的词句详尽记载描写事物，体现其“铺叙描摹、体物细致”的基本特征。然而是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还是采用直接以序交代背景，正文铺陈内容，结尾总结升华的结构；骈句与散句在文章中的占比及如何结合，四六句式使用状态，押韵与平仄的把握，这些都是文赋的形式。要科学地把握文赋其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使其对事物的描写记叙铺陈至极，又走出古代赋文不同程度存在的晦涩僵化、无的放失、唯古是从的创作误区，坚守“散韵相间、意脉贯通、情理兼备、文质彬彬”的基本特征，使赋的形式与内容达到辩证的统一。
赋体创作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巳于前述，赋文形式是采用什么体栽、辞藻、韵律、用典，以及骈句与散句的运用；赋的内容是“体物铺陈、抒情言志”，其核心则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意思是强调文章要用于说明道理，表达思想。这是我国文论的核心命题。这一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相传孔子弟子子夏在所著的《毛诗序》中，论述诗歌社会功能的核心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意即诗应用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同时诗也可用来讽谏君主、委婉评说时政。中国古代“诗乐一体”，“声诗统一”。所以“音与政通”。故古人观诗知政，察世治乱，以声乐来观察、教化，引领社会。“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之用：事父事君、教化天下”，“先王以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诗具有 治国理政的职责。到战国时期，荀子在《荀子·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主张“文以明道”，认为文章应阐明客观事物的规律（即“道”）。在《荀子·君道》中还提出了“至道”的概念，并形成了“文以至道”的思想理念，这就是强调通过文章来承载和体现最高深的伦理秩序和治世之道。这一观点被后世刘勰、韩愈、柳宗元等人继承发展。刘勰是南朝梁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生于约公元465年，逝于约532年。他在所著的《文心雕龙》中主张“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文不是单纯的修辞游戏，而是存在宇宙规律、社会真理与人文价值的媒介；文应以自然之道为本源，既要有真情实感，又要有深刻思想，要实现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文采的统一。他明确反对六朝骈文空洞浮华的文风。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明确提出“文以明道”，反对六朝以来追求辞藻华丽，形式僵化的骈文；提倡恢复先秦两汉质朴、实用的散文传统，倡导文章应承载和阐明儒家伦理思想，有益于世。同在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元稹等人明确提出并倡导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其核心主张是诗歌应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以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明确提出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要拘限于为文而作；强调诗歌必须真实反映时事，揭露社会弊端，关注民生疾苦，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泛内容。‌‌白居易之后200多年，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周敦颐继承总结了上述前人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认为文章应承载道德教化与思想内涵，文学作为承载传播儒家思想的工具而不能仅追究形式华美。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在继承桐城派基础上有新的创新，他将“经济”（经世致用）纳入原有义理、考据、词章体系。他推崇文章的实用性，其文章内容多涉及实际事务，如军政、治家、文学等。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南北朝后期官员，文学家庾信的《镜赋》与晚唐官员，文学家，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两篇同属文采斐然的骈赋，但境界高下悬殊。二者在立意、格局、思想深度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镜赋》是六朝骈赋精品，全篇精工细巧，辞藻华美，对偶声律考究。文章细致描摹女子晨起对镜、梳妆打扮的全过程，；从环境、器物到动作神态，刻画入微，声律和谐，辞采华美，体现出极高的语言技巧。如写美女照镜：“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于搔头，拭钗梁于粉絮。梳头新罢照著衣，还从妆处取将归。”可见这赋题材局限于闺阁细事，仅写镜之精致与美人妆饰，形式完美却题材纤小，缺乏社会关怀、人生感慨与深刻思想；情感浮于表面，无寄托、无风骨。内容上狭窄单薄，是六朝绮丽文风的代表，常被用来说明“重文采、轻意蕴”的赋风特征。所以文界评价《镜赋》“极重形式，内容偏于纤巧空洞。
《阿房宫赋》则文采与思想兼备。它以雄健笔力铺写阿房宫的宏伟奢华，辞藻瑰丽、气势磅礴，形式上不输《镜赋》；更以秦之奢靡讽喻当世，借古讽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皆足以拒秦；使秦国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段文字纯粹是一段近似口语的白话散文。这就可以看出，如果从辞藻、对偶、声律考究，《阿房宫赋》明显比《镜赋》逊色；但《阿房宫赋》伸张大义用秦朝阿房宫的兴衰以警示当时唐朝的统治者。晚唐时期政治腐败，帝王大兴土木，百姓民不聊生。《阿房宫赋》针砭时弊，提醒当权者不要走秦朝老路。文章句句戳心，字字见血。他不仅是文学的艺术瑰宝，更揭示了“奢必亡、骄必败”的历史教训，寄托忧国忧民之心，是讽谏当时统治者的生动教材；此文叙事有场面，抒情有力度，议论有深度，将《镜赋》这类赋文表现出的文字游戏特征改变到载道讽谏的高度。
还有唐代李绅写的《寒松赋》，是历史上众多文学家为松树作赋的经典之作。此赋托物言志，以松喻人，写寒松坚守本心“彼众尽于玄黄，斯独茂于苍翠。然后知落落高劲，亭亭孤绝。其为质也，不易叶而改柯；其为心也，甘冒霜而停雪”，赞美松树不屈于环境、不随俗浮沉。“阴阳不能变其性，雨露所以资其丰”，“不学春开之桃李，秋落之梧桐”。此赋体现的境界：从写松树的孤高、刚劲、正直、坚贞，比喻 君子、隐士、忠臣、志士，是人格的物化。所以，分析以上三篇赋，可以得出结论：《镜赋》是外表美观漂亮，腹中空洞无物的花瓶；《阿房宫赋》是令人振聋发聩的洪钟大吕，是人们立世治事的妙药良方；《寒松赋》则是风骨峥嵘的君子。三篇赋的本质区别在于；《镜赋》文未载道，有形式之美，却内容贫乏。《阿房宫赋》、《寒松赋》则是“载道”于文，既有形式之美，又内容深远。所以能否文以载道，关系到是否内容与形式统一，是一篇赋有无生命力的根本区别。上述几千年来古人的文学思想及践行的实际启示我们，辞赋的创作必须牢牢把握住“文以载道”的原则。要以辞赋之体，写时代之变，抒人民之情，明复兴之道。无“道”之赋，即便辞藻再华丽、格律再工整，也只是文字堆砌，失去灵魂，有形式之美却缺少思想与价值。
坚持辞赋的“文以载道”，就是要发挥辞赋的社会功能，凸出辞赋的社会实用性，使辞赋如古人所言的诸如，“正人伦，重教化、易风俗的社会实践作用。毛泽东曾赞扬铁骨铮铮的明代重臣杨继盛（字椒山）的诗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把他写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句诗作为自年轻时就遵从的处世原则。这说明杨继盛这两句诗承载着教育人要虚怀大度的“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故毛泽东赞扬杨继盛说，“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中有句名诗：‘邑有流亡愧俸钱”，表达了诗人自己管理的地方百姓仍流离失所，而自愧享用国家俸禄的忧民情怀与自省精神，常被后世认为是官员勤政爱民的至理名言；这寥寥七字，写出了官员应有的胸怀，也写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操；体现出这七字承载着深厚的“道”，故能流芳千古。这就启示我们写赋要承载家国大义，民本情怀，道德伦理、社会责任，要写出作者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正能量，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流传后世。
新时代的辞赋创作更要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上世纪毛泽东将文艺定位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强调文艺要能动地反映现实、服务实践、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当今时代，赋作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载道”.就是要文以辅时：要坚持人民立场、突出时代精神、捍卫社会正道、弘扬民族大义：要关乎家国、关乎民生、关乎文化传承。要坚持赋的社会实用性，要记录时代、凝聚精神、弘扬正气、增强文化自信；要摒弃古代一些辞赋游戏文字、闲情逸兴的陋习，让辞赋成为有作用、有价值、有温度的新时代文体。只有这样，当代的辞赋创作才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达到了“文以载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