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参考案例”：运作案件的，要么是行贿罪，要么是诈骗罪

6月25日，“人民法院案例库”以“参考案例”的形式，发布了入库编号为“入库编号2026-18-1-407-001”的夏某行贿案。

参考案例主旨是阐明行贿罪主犯和从犯的认定标准，相关案情却再次告诉人们，司法案件中那些作为的收费“运作”的法律结果，要么是行贿罪，要么是诈骗罪。

首先，根据案例库公布及媒体报道的案情，综合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1年，翟某因自己涉嫌敲诈勒索被上网通缉，委托夏某给自己找关系“摆平”。夏某向某公安局民警唐某提出请托，请其办理撤销网上追逃或者取保候审。夏某收到20万元后，将上述钱款转交唐某。

尽管钱花了，可事情并没有办成。2012年，翟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满出狱后，翟某状告夏某诈骗。

2014年，夏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犯诈骗罪刑事拘留，之后被取保候审。夏某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罪责，自行将20万元退还翟某，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2016年，检察机关再启此案的调查，夏某经电话传唤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再次被重新定性和追责。

民警唐某称自己拿了20万元之后，给了以前的同事请其帮忙。后来获悉翟某已经被抓后，唐某便找到同事，同事称已花了两三万元请客吃饭，并将剩下的17万元退给唐某。

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2016年8月，民警唐某因受贿罪，被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

2017年6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2017)京0105刑初774号刑事判决，夏某犯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2018年2月24日，朝阳区法院对翟某被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认为，本案中，夏某根据翟某的诉求自行寻找受贿对象，并未向翟某介绍和表明受贿人唐某的身份以及引荐唐某。翟某不知道是向何人行贿，自始至终不认识唐某，未就请托事项、行贿款项交付等与唐某进行沟通。

夏某为帮助翟某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受贿对象唐某提出办理事项，收取翟某进行贿款项并向唐某转交行贿款，具体的行受贿行为发生在夏某与唐某之间，故夏某构成行贿罪共犯。

这起案件，是典型的托关系“摆平”刑事案件

这个案件中，为了避免以后产生麻烦，“能人”夏某可谓花了不少心思，虽然具有可以搭上警察的门路，却不让翟某参与行贿的具体过程，也不告诉翟某究竟向谁行贿了。

请托人花了20万，要求就是“摆平”自己的刑事案件，可结果却是自己被抓了被判刑了，肯定不会心甘情愿，也就有了刑满出狱后的控告夏某。

因为翟某并不知道夏某有没有真的行贿，也不知道夏某向谁行贿了，所以就以诈骗罪控告夏某。控告获得了刑事立案，夏某被以诈骗罪追究了刑事责任。不过后来因为夏某退回了20万元，获得了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处理。

这个案子如果到此为止，就是一起“能人”虚构关系、根本“摆不平”刑事案件的诈骗受害人案子，不会出现具有第二个警示结果。问题就在于，夏某不知道是在哪个阶段交待了，这笔钱并不是他骗的，而是行贿了相关人员，只是事情没办成而已。

于是，在检察机关重启了案件处理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检视不起诉案件中发现的线索，相关的受贿行贿事实及相关人员，一一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概括起来，这起案件以前后两个刑事结果的的方式，再次宣告了花钱找人摆平刑事案件的两个法律后果：一是，钱花了，被骗了，中间人会构成诈骗罪；二是，钱花了，真行贿到了办案人员，一干人等都会构成行贿受贿罪。

本不应存在的花钱“摆平”刑事案件，为何会有很多人信？

如今的刑事案件办理，办案机关内部都是实行严格的分工制约机制，对于一个案件的办理，都是设置了经办人、分管领导、审核部门等部门和人员的分别办理审查机制，就是为了防止办案决定权集中于一人产生的腐败可能。

这样的办案机制下，想要通过行贿某个办案人员，以实现消灭刑事案件、法外从轻或是减轻处罚的难度相当大。

然而，社会上仍很流行，遇到刑事案件是花钱或找关系就可以实现撤案消案、免除或是从轻处罚的现象和认识。用一位资深律师的话是，传播这样思想和认识的，大部分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以及那些想着从中牟利的人员。

这些所谓的案件“运作费”，绝大部分流向了所谓的中间环节，真正的办案人员敢于受贿而改变案件结果的，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已经越来越少。那些几千元、几万元就号称可以改变案件结果的，百分之百都是骗人的，没有公职人员会为了这点钱而冒险。

那些所谓的，宣称自己就是花了钱、找了人，才被从轻处理，被取保候审，被判缓刑的，很大可能是因为国家推行的认罪认罚、少捕慎诉慎押等刑事制度和政策，本来就是刑事案件的正常走向，却被很多人吹成了找关系的作用，甚至是某些律师的作用。

事实上，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案件运作的风险越来越大。犹如上述“参考案例”中的案情一样，花钱运作案件的，不管成功与否，都是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追究。

因为，一个案件的运作费，动辄几万元、几十万元，早就够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行贿受贿罪是1万或3万元，诈骗罪是3000元或5000元）。只要请托人事后反悔了，那些所谓的“能人”、中间人、司法掮客，一定逃不了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