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找到一块可以租种的稻田变得越来越难，这种说法在塞达卡正在被普遍接受，而且人们都对此哀叹不已。村里的老年人都还能回忆起加尼·勒拜的父亲以及其他村民用少量的钱从东姑·吉瓦（Tengku Jiwa）那里买到20里郎至30里郎土地的时光。中年村民也能回忆起另一段并不久远的时光：那时，村里不管是佃农还是地主，没有人无地可种。阿布杜尔·拉赫曼还说，"那时，人们收地租的时候充满同情心，土地很便宜，也很多；一个富人至多也只能耕种20里郎的土地"。当然，这种"过去的好日子"现象是被社会地创造出来的，显然是为了同当前的局面进行比较。阿布杜尔·拉赫曼在进行了比较之后说道，"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独自耕种50里郎甚至100里郎的土地；他自己不仅保留了全部钱财，还保留了全部大米"。托·穆罕默德的比较有所不同，但可以作为补充："现在人也多了，地租也高了，地主出租土地时开始使用长期租佃制。"有两个原因经常被援引用来解释今天的事态（忽略掉人口与现金地租不计），一个是大地主开始重新耕种，另一个是长期契约租佃的现金租金的增加。后一个原因比前一个原因更为重要。

在这些问题上，塞达卡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毕竟，塞达卡并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地主阶级。出租土地的村民绝大多数都是以小块地的形式按照特许条款（concessionary terms）将土地出租给了子女或者孙辈。其余被出租的那些土地，或者是继承来的但因距离太远而不方便耕种，或者是由于土地所有者暂时有财政困难而被迫租出去了。因此，在塞达卡，对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租种稻田的普遍憎恨，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住在塞达卡村外的大地主阶级。然而，村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激情和热情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阶级地位的。对于十来个拥有并且/或者耕种超过8里郎土地的富裕农场主而言，问题不是很大。假如能够租到更多土地，他们中的某些人将会欢迎这种机遇，但这并不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但对于剩下的村民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无地可种或者是几乎无地可种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则是备受关注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在塞达卡是否有未来。

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重新开始自己耕种土地，因此解雇了他的佃户，这是贫穷的耕种者失去土地的通常方式。在双耕的利润以及很容易就能雇到机器的驱使下，许多吉打州的大地主一度收回了曾经由小佃农耕种的土地。哈吉·布鲁姆的儿子哈吉·安尼正是以这种方式收回了明关村附近超过100里郎的土地。另一个明关村的大地主来自槟城的贵族家族，他通过雇用一个华裔经理人收回了超过50里郎的土地。塞达卡的沙姆苏尔和托·艾哈迈德也面临着土地被地主收回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地主哈吉·丁宣称，他想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或者让他的儿子耕种。幸运的是，通过向地区政府投诉，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哈吉·丁暂时收回一半的土地。用这种方式收回大块土地的地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贪婪而被憎恨。托·艾哈迈德会谴责哈吉·丁："他根本不关心我们能不能吃上饭；他想吃了我们。"收回土地的小地主并不会受到这样的辱骂，因为人们都明白，这些小地主也非常贫穷，而且他们也得为子女的生计考虑。因此，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地主拥有的土地，在满足自己生活所需要之外还有剩余，那么他们就应该将多余的土地租给更穷的人。如果这些地主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冷酷或者是贪婪。

大地主要求高额的地租或者要求收回耕种权，这些都引起了许多担忧。但是，向长期契约租佃制转化的趋势看起来更具有威胁性。传统的长期租佃协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由于小土地所有者急需现金，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租出几个种植季以换取租金，这种租佃规模较小。新近的长期租佃则涉及了较大块的土地以及高额的保证金。村民对此密切关注，关于长期租佃地租的每一个消息通常都成了胡乱推测的基础。最近有消息说，双溪通港村玛·布扬的儿子以总额2000马元的代价连续三个种植季租种了3.5里郎土地的租佃合同。这是个悲伤的消息，因为在这一宗交易中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地租超过190马元。大多数村民都认为，玛·布扬的儿子"竟敢"以这样的价钱租地，这将是一个失败的交易。

引起了如此恐慌的不仅是计算出来的地租，还有长期租佃要求一次性付清地租所需要的资本。哈吉·查希尔是尼扎姆租种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哈吉·查希尔通常是在每个种植季开始时收取一些保证金，不过，在1979年初，哈吉·查希尔宣布他要改为一次收取两个种植季的预付地租。尽管这些地租钱并不多，但尼扎姆依然需要立刻筹集1000马元。因此，尼扎姆只能匆忙从他父亲和当铺那里筹集贷款。如果尼扎姆没有筹集到这笔资金，那块地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尼扎姆认为，"他（哈吉·查希尔）想剥削我们；他想拿走一切"。其他人可就没尼扎姆这么幸运了。由于地主坚持延长租期，而萨马德和法齐勒都拿不出所需的资金，于是他们两个都丧失了原本承租的土地。两个案例中都是富裕村民加尼·勒拜·玛拿到了租佃权。萨马德和法齐勒对于加尼·勒拜·玛的怒火比不上他们对于那两个外村地主的愤怒强烈，那两个外村地主拒绝在租佃期限和地租上做出让步。对于寻求土地的年轻农民来说，长期租佃制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例如，罗吉娅新近结婚的儿子玛·纳西尔在过去的3年一直在积极寻找可以租种的土地。最近，玛·纳西尔听说有一个4里郎土地连续4个种植季的租佃合同，所有的花费共计2400马元。尽管每个种植季每里郎土地的平均地租比较合适，只有150马元，但这笔钱依然超出了玛·纳西尔的筹集能力。尽管那块地的所有者是他妻子的亲戚，这种情况有助于玛·纳西尔成为那块地的佃农，但是，没钱就无法获得租佃权。玛·纳西尔非常痛苦地发现，"现在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肚子。亲戚关系被放在了一边"。

在转向长期租佃制的过程中，如果说贫穷村民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富人受到的影响也不小。我在塞达卡期间，村里对一份长期租佃合同进行了广泛讨论，富人们的担忧就反映在了他们对这份合同的反应之中。该合同的双方分别是来自明关村的富有马来地主哈吉·哈桑（他是哈吉·布鲁姆的孙子）以及他的新佃户——凯帕拉·巴斯塔镇最有钱的绰号叫"支那烟鬼"的华裔小商店老板。50里郎的一块极其宽阔的土地被出租了8个种植季，一次性付清的租金总计为88000马元。每里郎土地的地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每季度220马元，但更令人惊诧的是巨大的租金总额，这笔钱甚至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最富有的马来地主的支付能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存在于非常富有的马来地主和华裔佃户之间的大宗租佃交易，这些华裔大都拥有收割机辛迪加联合企业的部分产权，哈吉·哈桑的这份租佃合同引发了塞达卡富裕村民的沮丧感。尽管有望积攒资金进行较小规模的土地租佃，但他们猜测，如此巨大数额的租佃——不管是从每里郎的成本看还是就所需的资金总量而论——从此以后将被拥有机器的富裕华裔垄断。哈吉·纳扬把这些租佃称为"竞买"租佃："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可以拥有（土地）；他们（地主）不关心种族问题，许多（佃户）是华裔。"因此，富人和穷人同样都有充足的理由为长期租佃制而忧虑，尽管他们的担心并不相同。对富人而言，长期租佃制意味着进一步进行土地积累的渠道正在消失；对穷人——尤其是佃农——来说，长期租佃制代表着对他们不稳定生活的一种威胁。

长期租佃制的实施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由联合收割机导致的混乱的社会关系。以前，富裕的地主把土地出租给比自己贫穷的人，这种关系也反映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租佃制中。然而，现在，地主把土地出租给了同他们一样富有的新型佃农，并且，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佃农比地主还要富有。几乎每一个贫穷村民都满腔怨恨地讽刺道，今天，收割工作和越来越多的土地租佃正在变成富人——而非穷人——的保留地。无地雇工苏库尔的说法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以前，他们把土地出租给穷人。现在，你根本租不到地了。富人把地租给富人，穷人靠穷人生活"。

谁应该为长期租佃制而受到责备？答案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或许，有人会归咎于华裔，他们常常被看做是成功的竞标者。或许，有人会认为马来地主难逃其咎。或许，有人还会认为国家应该为许可长期租佃制而受到责难。事实上，人们对马来地主恨之入骨，正是这些马来地主希望得到最大的利润而无视亲戚、乡亲及其种族的需要。我偶尔直接询问谁应该为某一个特定的长期契约租佃受到"责备"——是地主还是（华裔）佃农，我几乎总是听到相同的回答。例如：地主应该受谴责；他们不愿（把地）租给马来人。（罗吉娅）地主，他只想着钱，他拍卖土地，并问，"谁出价最高？"（拉齐姆）他们（地主）不愿意把地租给他们自己的种族。（拉扎克）

塔伊布是村里最贫穷的人之一，他有个妹妹住在附近。塔伊布发现，他的那个妹妹以500马元的价钱把她自己拥有的1里郎土地出租给了一个华裔小商店老板耕种10个种植季。正要寻租土地的穆斯塔法也有类似遭遇。他妈妈将她自己的2里郎土地租给了一个拥有拖拉机的华裔，一共租出8个种植季。没人对华裔有什么偏见，尽管这些人夺走了他们本来想自己租种的土地，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家人不考虑亲人的利益而感到沮丧。穆斯塔法绝望地说，"我居然都不能在我母亲的土地上耕作。"在之前考察联合收割机时，我们已经遭遇到这种"谴责的逻辑"。最经常地被挑出来受到谴责的并非陌生人，或者说外地人。毕竟，这些陌生人处在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之外；这些陌生人利用他们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是在意料之中的。而在另一方面，亲戚、同村的乡亲、马来人都被视为共同体的成员，这些人在直接的物质利益之外彼此负有义务。因此，村民有可能去呼吁这些人重视自己的责任。例如，玛·纳西尔说，他已经呼吁他的亲戚把地租给他几个种植季，而不是把地租给陌生人。当那个亲戚无视他的请求时，玛·纳西尔理所当然地感到了背叛。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之外，请求与背叛这样的概念显然是不适用的。村民没有理由去呼吁一个联合收割机的华裔主人为了给马来人工作而放弃自身的利益；即使他的呼吁不为这些华裔所重视，村民也不会感到被背叛了。然而，对一个雇用联合收割机或者将土地租给华裔小商店老板的马来大地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期望这位马来地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对那些他可能会背叛的朋友、邻居和亲戚负有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绿色革命在吉打地区导致的许多变化对马来人内部的阶级关系的影响要比对种族关系的影响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