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对话在么在么吕功琛：“死了么”之后，我们想织一张网

文 | 章俊、胡海洋

编辑 | 吴佩蔚

本文由长青研究社原创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便预言：现代性的代价，是社会纽带的松弛。当传统共同体逐渐瓦解，每个个体都成了漂浮在城市里的原子：看似自由，却也孤独。

今天，这个预言正在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应验。中国独居人口已突破一亿。在北上广深的出租屋里，年轻人与外卖和猫为伴；在三四线城市的老房子里，老人对着空荡的餐桌发呆。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却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却不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我们通讯录里躺着上千个名字，真正出事时，却不知道该打给谁。

亿万座孤岛，漂浮在同一片海域。彼此看得见，却够不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初，一款名叫“死了么”的App横空出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它就冲上了App Store付费榜榜首。这个带着黑色幽默气质的名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划开了每个独居者心照不宣的伤口。“万一我出事了，多久才会有人发现？”

聚光灯下的喧嚣往往是短暂的。猎奇的热度退去，质疑的声音袭来，大多数网红产品的命运，都是在短暂的爆火后迅速沉寂。但“死了么”没有。在众人的目光逐渐移开后，它悄然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从“死了么”到“Demumu”再到“在么在么”，从年轻人的情绪出口到老年人的安全守护，从一个人的App，到一张关系的网。它不再只是发出求救信号，而是尝试造一座连接孤岛的桥。

而站在这座桥背后的，是创始人吕功琛。这位出身科研世家的年轻创业者，血液里流淌着两种看似矛盾的基因——爷爷是北大教授，教给他对科研的敬畏和对极致的追求；父亲是油田安全科长，从小给他灌输“一次疏忽可能毁掉一个家庭”的安全意识。从社交赛道转战安全赛道，从深圳独居的ENFP变成冷静的INTJ，他的人生轨迹像一部关于成长与选择的小说。

而他的野心，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大。他说要做“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要在3-5年内覆盖几千万人，要重构整个养老安全行业。他说“我们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在卖服务”，他说“很多做养老的，根本不把老人当人看”。

网红App、科研世家、20元/年的公益微利、四个人的远程团队、对标Palantir的野心、极简主义的产品哲学、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的终局……这些标签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充满矛盾却又异常迷人的创业故事。这究竟是又一个网红产品的自我续命，还是一次真正的行业重构？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团队，凭什么说要做基础设施？从“死了么”到“在么在么”，这个转变的背后，到底是妥协还是觉醒？

带着这些疑问，长青研究社与“在么在么”创始人吕功琛进行了深度对话。采访内容经编辑。

长青研究社：“死了么”登顶付费榜只花了一天半，这个速度在整个App Store历史上都不多见。你觉得它爆火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名字本身的猎奇性，还是恰好戳中了一个大家憋了很久却没说出来的东西？

吕功琛：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首先是名字，它本身提供了情绪价值——无论是猎奇感，还是引发的深度思考，这部分价值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只有情绪价值，它可能火一阵就过去了，不会有后续的持续发展。

真正的底层原因，是被压抑的需求。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或者其他平台搜一搜“独居安全”，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伪需求，而是一个非常广泛、却长期没有人去满足的需求。这些人一直在讨论，一直在焦虑，但一直没有产品来服务他们。当有人真正去做这件事的时候，需求的爆发就是自然而然的。

长青研究社：你说爆火是因为戳中了独居群体的安全焦虑。但一个只花1500元、一个月做出来的产品，能在零投放的情况下登顶付费榜——你觉得这里面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功劳，有多少是“死了么”这个名字的功劳？

吕功琛：市面上猎奇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能爆火，还可以持续性地发展？这背后一定有原因。它不完全是偶然。当一个产品的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都达到90分的时候，它才会火。如果你敲掉其中一条腿，可能都火不起来——只有名字，火不起来；只有使用价值，也火不到这个程度。很多事情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叠加效应。

长青研究社：你曾经坚持“死亡不是敏感话题”，暂不考虑改名。但最终还是改了，从“死了么”到“Demumu”再到“在么在么”。这个过程中，你内心经历了什么？是向市场妥协，还是你真的想通了？

吕功琛：做产品，一定有要坚持的，也有要妥协的。当你发现你的用户不只是年轻人的时候，它还牵扯到一些老年人的时候，你就要做出转变。你是灵活的，但大的方向——安全——你是要坚持的。后面我们发现了老年人的需求，然后灵活地做出来调整，所以才有了“在么在么”。

我们非常尊重，也比较相信命运。我们就往前走，命运会把你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既然有一小撮用户有负面的反馈，我们就要去及时补全，那我们就变得更好。逻辑也很简单。

长青研究社：新名字“在么在么”是网友共创选出来的。在那么多备选名字里，为什么最终是这四个字？你们选名字的标准是什么？

吕功琛：作为品牌名，第一肯定是要容易被记住。现在很多品牌花了很多广告预算，但最终用户没有记住，那广告费就相当于打了水漂。第二，在容易记的品牌名里面，我们又倾向于找一些跟我们赛道相关的，跟我们未来规划相关的。当时就觉得“在”这个字蛮好的。第一个“在么”，是关于安全的确认；第二个“在么”，是关于关系链、关于网络的。这也是后续我们会去延展的一些方向。

当然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拿不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内外部综合投票去选举出来。中间确实会有一些犹豫，犹豫的点在于其他几个备选名字也蛮不错的。倒不是因为负面舆情的考虑，而是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方向，我们究竟要选择哪一个，哪一个更符合我们未来的拓展性、延展性，能够长期使用。

最终选择“在么在么”，是因为它未来能延展的空间很大，不至于说一次性就把你彻底锁死在了某一个点上。

长青研究社：从年轻人到老人，从“死了么”到“在么在么”，你说这是认知的扩充，不是转向。但年轻人怕的是“万一出事没人知道”，老人需要的是“每天有人确认我还活着”。你觉得这本质上是同一个需求，还是你在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件事？

吕功琛：我们的目标人群是独居群体，它里面其实是包含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所谓的大字化简约界面，在年轻人的手机上，它是可以自己适配的。年轻人可以签到，老人可以求救。我希望我们服务的群体是独居群体，不是说我们现在重点在做老人，就变成了大家理解的那种二元对立——你要么就做老年人，要么就做年轻人。我觉得很多观点都是不对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做了这样的区分：市场策略和产品本身。我们的产品做的是通用型的安全工具，它是不限制人群的。只是我们的市场策略，目前主要推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痛点更多。但年轻人群体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产品也是能够服务他们的。我们的紧急联系人、短信群发、322轮呼、求救位置、实时导航、社区守护——是所有公民都可以用的，它不限制人群。从产品角度来讲，人人都需要被保护。

长青研究社：你爷爷是北大教授，对你要求很高；你父亲在油田做安全科长，从小就跟你说“一次疏忽可能毁掉一个家庭”。这两种成长经验似乎都在影响你——一个教你“要做出点名堂”，一个让你觉得“不安全是很可怕的事”。它们怎么塑造了你性格里最“底层”的那些东西？

吕功琛：我先从我爷爷讲起吧。他在科研上极其投入，但对家人非常严厉，是那种很传统的家长。我小时候调皮，每次回爷爷奶奶家都心惊胆战。面对一个搞科研的爷爷，你心里是害怕的，会本能地保持距离。

但偶尔，我也会刻意去靠近他。走进他的书房，看到那些影像记录，看到他笔记上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铺满纸面。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渐渐意识到，爷爷在家庭中或许有缺失，但他在事业上的专注和成就，是值得敬畏的。那种对科研的敬畏感，一直留在我心里。

再讲我父亲。他从小就用身边的事例不停地给我讲安全的重要性。有次他去工厂检查，发现隐患后刚把人撤出来三五分钟，工厂就爆炸了。他还亲眼见过有人触电，电流从头顶击穿到脚下，人当场就走了，甚至烧成焦糊。

包括小时候，我家对面有个平房，挨着一根电线杆，我经常顺着电线杆往上爬。我爸在二楼看见了，立刻冲下楼吼我。他平常性格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到这个场景，每一次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大声地呵斥。他还叮嘱我，千万别在井盖上放鞭炮，里面的沼气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告诫，我从小听到大。

长青研究社：这两种影响是怎么最终把你推向安全这个赛道的？

吕功琛：爷爷这条线，给了我敬畏心和好奇心。我上学时接触了一些提前了解计算机的人，进一步激发了对技术的兴趣。后来我一直从事软件开发，根子就在这里。

父亲这条线，在我心里埋下了“安全第一”的种子。但在那之前，我先做的是社交赛道——做直播，靠社交打法，在很短时间内拿到了不错的成绩。那时我研究人的底层需求，锁定了社交。但创业念头起来之后，我就在想：还有没有更底层的需求？

继续往下挖，社交下面，是安全。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连上了。国内和海外，似乎都没有一家真正成熟、成规模的个人安全公司。为什么我不能做？后来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关于“独居安全”的讨论，需求很明确，但没人认真去满足。我觉得这就是切入口。于是，就动手了。

长青研究社：你以前说自己是ENFP，后来变成了INTJ。从社牛变成沉默的观察者，这个转变发生在深圳独居那几年。那段生活里，有没有具体哪一件事，让你觉得“我必须封闭起来，专注于做事”？独居是成就了你做产品的冷感，还是也让你付出了某种代价？

吕功琛：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是潜移默化的转变。感情上、事业上的一些挫折，加上进入社会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逼着你不得不更成熟。我年轻时当leader，很多场合是强迫自己表现得沉稳。别人看你年轻，你也必须显得老练。几种力量叠在一起，慢慢就变了。我自己都不确定从哪天开始变得安静、变得冷静。就是水到渠成，没有某个标志性的瞬间。

长青研究社：你的微信签名是“重构、增长、AIP”。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它们是你给自己定的方法论吗？

吕功琛：已经改了。不同阶段我会给自己总结几个关键词，现在改成了“重构、价值、普惠”。

重构，因为我欣赏马斯克的思考方式。从最底层去追问用户真正需要什么，而不是对着市面上已有的产品做微调。我认为我有能力重新梳理这个行业，甚至重构它。

而价值和普惠是绑在一起的。产品必须有实际价值或情绪价值，但价格一定要低，低到绝大多数人都能用得起。我希望用极高的服务价值换取极低的用户成本，低到只够覆盖团队基本运转就行。

我特别反感市面上很多养老赛道的做法——打着服务的幌子，做的却是坑蒙拐骗的事。这不仅不对，而且伤害的是像我父母一样的普通老人。我绝不会那样做。

长青研究社：你认为智慧养老这个面向政府的赛道，未来三年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吕功琛：我们非常排斥“智慧养老”这个词。我们是做普惠式助老养老的，不是做“智慧某某”那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未来三年最大的转变，我觉得会是——行业终于把老人当人看了。

长青研究社：养老安全领域有很多方案，比如毫米波雷达、智能监测设备，技术含量看起来比你高。如果一位街道办主任问你“我为什么要选你”，你的回答是什么？

吕功琛：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你面对的是人，不是算法模型。

老人需要懂什么叫LLM、什么叫AI吗？你会给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讲底层逻辑吗？

现在很多做养老的，根子上就没把老人当人看。他觉得好的东西，老人就必须喜欢。这不是服务，这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你去看市面上那些居家监测设备：摄像头全天候对着老人拍，隐私不要了？老人不排斥吗？你是在监控动物，还是在照顾人？

毫米波雷达？很多老人家连宽带都没有，你让他怎么用？采购成本呢？老人退休金有限，你替他们想过吗？还有那些穿戴设备——笨重、要充电、要记得戴。

整个行业都在做一个错误的假设：老人喜欢智能设备。

而事实是，老人要的是简单，要的是可靠。我们做的无源NFC手环，不用充电、不用穿卸、防水、易清洗，戴上就懒得摘。这不是技术多先进，是我们终于愿意蹲下来，问一句：你到底要什么？

我们不是不能讲科技——我们都能做，但我们选择不讲。因为在这个赛道，讲科技本身就是错的。我们讲的是极简、是可靠、是持续性服务。我们不会像某些厂商，找个工厂贴个牌就大谈“科技养老”。

长青研究社：你们有想过“在么在么”的下一代产品具体长什么样吗？ 比如会不会自己做一个类似毫米波雷达那样的主动监测硬件，从“被动确认活着”进化成“主动检测跌倒”？

吕功琛：至于下一代方案，参考ChatGPT——它就是一个对话框，但它的背后是一整套庞大的服务体系。我们也是这个思路。无论是软件、独立设备还是便携设备，它都只是一个触发装置。

我们希望它具备所有好的特性，规避掉之前那些产品的缺点——不用充电、不用穿卸、防水、简单到不需要学习。老人只需要点一点、碰一碰、握一握，一个最自然的动作，就能完成触发。而触发之后的所有服务，我们会疯狂地延展、加固、提升可靠性。

我们不是卖产品的。就像ChatGPT不会在对话框上雕花一样，我们也不会在手环上堆功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在你看不到的后端。

长青研究社：“死了么”靠的是用户每天主动签到，而“在么在么”变成了无感监测——拿起手机就算签到，老人不需要记、不需要操作。这种变化背后，是不是意味着你放弃了“人会自觉守护自己安全”这个假设？还是说，你一直就认为真正的安全本来就应该是无感的？

吕功琛：我们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年轻人喜欢签到，那就签到；老人会忘、有认知障碍、想不起来，那就给他们无感的。我特别反感一种做法——按自己的喜好给别人送礼。应该是别人喜欢什么，你送什么。这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化设计。

长青研究社：你们有一个“322电话轮呼机制”，第一位联系人拨打3次，第二、第三位各拨打2次。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是“3-2-2”而不是其他数字？

吕功琛：最早设计的是1次。跟社区讨论后，发现一次很可能被漏掉。我给我老婆打电话也是这样——打一次两次不接，打第三次她才觉得有急事。我妈也一样，不爱接电话。对重要的人，必须多次拨打。另外从法律层面，子女是第一监护人，频次天然应该高于其他人。其他角色是次要监护、辅助监护，本来就有区分。

长青研究社：你之前提过“多场景、自动化、全链路”的产品方向，现在还在推进吗？

吕功琛：这个方向已经被迭代了。我经常说，我自己讲过的很多话，后面会主动推翻——这是小团队的优势。我们现在暂时不考虑“多场景”了，重心放在了另一个逻辑上：把“点”连成“线”，再把“线”织成“面”。

“点”是每一个个体。“线”是每个人背后的关系链——子女、亲友、邻居，每个人身后都站着很多人。“面”是突破熟人关系的限制，让整个社区连成一片。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是提供帮助的人，也可以是被帮助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是服务者，也可以是被服务者。它不再局限于熟人、半熟人，甚至陌生人之间也能形成互助网络。

这是我们当前在做的事。至于“自动化”，它没有被放弃，但它是“点线面”之后的下一步。当网络织成之后，我们用自动化去提升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而“多场景”和“全链路”，会比较靠后。

长青研究社：20元/人/年，包含一条手环、一年服务和社区系统。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算出来的，还是街道的采购预算倒逼出来的？

吕功琛：银发经济里相当一部分用户是价格敏感型的。跟欧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付费意愿还有差距——你就必须走普惠路线。不是一万个人里逮到一两个往死里宰，那不长久。

长青研究社：你说你走的是“公益微利”路线，20块钱覆盖硬件加服务，如果没有规模，这个账肯定算不过来。你心里的“盈亏平衡点”大概在多少人？

吕功琛：我们现在商业属性不强，就想先把事做好。单笔赚多少钱，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我写BP时也没刻意强调这个。跟投资人聊，我问的是：你认不认为以后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你认不认可少子化、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你看好这个方向，我们可以一起做。

至于商业回报，你可以去买彩票、去投矿场，有太多东西能帮你赚钱，不需要投我们。我觉得，当你给社会、给别人创造价值，别人才会回馈你。

至于“盈亏平衡点”，我们几周就已经盈亏平衡了，之后边际成本只会越来越低。

长青研究社：“在么在么”这类产品的技术门槛不高，有人说“一周就能复刻出来”。你们的壁垒或者说“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如果明天有个团队，用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模式进入同一个街道，你怎么赢？

吕功琛：我反感投资人讲“护城河”，但他们问，我也整理了。

第一，流程壁垒。我们跑通了从政府到企业的采购、部署、实施、交付全流程，效率极高，具备快速裂变的能力。

第二，价格壁垒。我们的利润极薄，后来者进来没有利润空间。他没有我们前置的条件，要花很多钱做一件亏钱的事，这本身就是壁垒。

第三，体验壁垒。别人讲技术壁垒，我们讲极简。做多容易，做少难，把少的做精更难。很多国内从业者的思维是“我要做多”，堆了90%没用的功能。海外产品越来越极简、越来越知道人们真正要什么。

第四，认知壁垒。我们的产品、服务、定价、未来延展方向都提前规划好了。未来三年做什么、几个重要转变节点，全都清楚。你跟着抄？标准我定，策略我变，你抄不赢的。

还有，社会越来越不奖励抄袭者。字节出豆包，某厂跟进，大家尊重了吗？有钱没有用。我是20块钱，你15块钱又怎样？你是抄袭者，别人在乎那5块钱吗？我们靠的是用户满意度和全链条体验。用很小的团队打几千人的上市公司，我们干过很多次。

长青研究社：年初你说想做“中国的Life360”，那是一个面向家庭用户的C端产品。现在你们看起来更像一个政企服务商。Life360的路子在中国走不通吗？还是说你想先把政府这层信用拿到，再回C端？

吕功琛：确实有转变，我们现在把自己定义为轻量化的政企服务商。原因是找到了更值得对标的对象。Life360本质上做的是家庭安全，而我们做的是独居安全——这是面向未来社会结构的一个新赛道。客户不一样，商业模式也不一样——无论单笔规模还是未来的整体规模，我们都比Life360大得多。所以我们更多在对标美国的Palantir。它给城市治理、各类机构真正提效、真正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现在重点在看的方向。

长青研究社：你说融资“既是寻求资金，更是在寻求资源借力”。什么样的资源是你目前最缺的？

吕功琛：我们最缺的是上下游协作资源。养老和银发经济这个赛道很宽，里面有大量已经沉淀了庞大中老年人群体的机构——康养旅游、养老地产、保险公司、护理团队等等。他们不缺用户，缺的是一个能把“安全”这件事做深做透的服务载体。

我们希望这些机构加入进来，不是只出钱，而是把各自的资源和能力摆到桌面上，一起来把市场做大、把用户服务好。所以我们现在跟投资人讲的是：投资重在参与，钱不用特别多，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做好。

长青研究社：三个核心创始人，你在杭州，另外两位在深圳和北京，这种远程协作状态，在2亿估值的公司里非常罕见。你们吵过架吗？最激烈的一次是为了什么？

吕功琛：争论仅限于工作本身。早期多一些，后面慢慢磨合，彼此都清楚对方的处事方式和标准，现在合作非常顺利。遇到分歧时，我们会尽可能找共识。找不到，就遵循权责一致——谁决策谁承担结果，人人都可以是决策者。但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行。

长青研究社：一位合伙人是前同事，另一位是在闲鱼上认识的网友。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下，你们靠什么相信彼此？

吕功琛：靠时间。线上认识的朋友已经合作了两年，时间不断冲刷，留下来的就是信任。我甚至对他长什么样都印象模糊——我们几乎没有视频过。很多投资人、合作方也是一样，语音沟通，互相不知道长相，就打钱推进了。这在别人看来挺不可思议的。

长青研究社：公司现在只有4个人，却同时要做产品、硬件、商务、融资。这是你刻意保持的精简，还是你其实不太敢扩大团队、害怕失控？

吕功琛：产品设计研发团队四个人，加上行政、人事、法务、工商财税和外部两名投资同学，整体十个人，核心团队四人。研发端我们希望精简，每个人都是能打的老手。但渠道端会开始扩张——政府、企业、物业、康养机构、养老院，有相关资源和经验的人，欢迎加入。

长青研究社：如果现在招人，你最需要什么样的人？又最害怕招到什么样的人？

吕功琛：最怕招到逐利的人，不适合我们现在的阶段。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热爱这件事、相信能帮到别人、愿意一起赌一把的人——哪怕赌上两年时间。当然，基本保障和市场平均收入我们都会给。如果你跟我聊天时眼里有光，还没合作就疯狂提想法、跟我讨论进展——这种人，我们特别想要。热爱是第一驱动力，没有热爱，催着干永远干不好事。

长青研究社：从爆火到现在，你们团队在服务用户的过程中，最坚守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吕功琛：提供价值，不坑蒙拐骗，不短视，长期主义。我的人生观是做有意义的事；我做产品的逻辑是给别人提供价值。

长青研究社：你在朋友圈写道“在么在么”的终局，是3-5年内成为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这个词很重，水、电、网是基础设施，一个App如何成为基础设施？

吕功琛：几方面催化吧。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老龄化加深、独居群体扩大，安全需求会越来越痛。我们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普惠、决策成本低、接受度高，它就具备了成为基础设施的条件。我们希望能成为那样的存在。

长青研究社：有一种说法是：“养老是慢生意。”但你们从1月到6月完成了产品转型、硬件开发、政采试点，速度非常快。在产品决策上，你们怎么判断哪些事必须“快”、哪些事必须“慢”？判断标准是什么？

吕功琛：产品设计研发，一定想清楚再做。快的地方是市场——每一个阶段都有时间窗口，先行者有优势，后来者可能完全没有机会。

决策上，反而可以慢。我们不着急下结论，多想一下。决策影响很多，想清楚之后动作再快。从最早的定位到“点线面”的规划，再到用户群体的切换，都是认知迭代的结果。你需要不断刷新认知，才能做更好的决策。

长青研究社：如果让你回到1月“死了么”刚爆火的那个时刻，带着现在的认知重新做一遍决策，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吕功琛：我觉得都是命运的安排，可能还会这样走。生活中越来越多巧合——你短期觉得不好的结果，回过头看反而是好的。整个复盘下来，现在就是最好。

长青研究社：注册公司名叫作“月境未来”，为什么叫月境？你们是寄托了某种期望吗？还是有某些特别的原因？

吕功琛：有的。我们的上市主体叫“月境未来”，运营主体叫“月境探索”。探索和未来之间还有一个过程，探索是为了拿到未来的结果。员工持股平台叫“月境至恒”。探索的过程中，保持对目标的坚信，灵活调整，持之以恒。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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