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翰林学士独特地位的由来与兴衰

欧阳修曾说，弘文、集贤学士皆有所属，“翰林学士独无所属”，说明翰林学士独特的地位。“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这是指唐初以来弘文馆和玄宗开元时集贤书院的情况。至于翰林院，则本来是待诏之所。所谓“待诏”就是有待天子召见的意思。凡天子所在之处，必有词学、经术、方伎、僧道、卜祝、艺术、书弈者流，“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通俗地说，皇帝豢养了一批陪练的老师、聊天的专家、说笑话的朋友、解答佛学道学奥秘的师傅、炼丹药的术士、附庸风雅的文人，随叫随到，叫作“待诏”。这样的人员自古即有之。王先谦《汉书补注》卷11《哀帝纪》建平二年（前5）六月“待诏夏侯良等”引应劭曰：“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这当然不自西汉末年开始。

先秦时代封君们的门客，就是其滥觞。唐朝的待诏与此类似。只是到了唐玄宗时期，给这些人士供职的“单位”起了一个很正式的名字——翰林院，即“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翰林待诏随皇帝所在而安排其待诏之处，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处所。

此外，自唐初以来，就时常有一批文人被天子请入禁中参预机务，这与娱乐性质的“宾客”不同。如太宗时“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高宗时，武则天身边有所谓“北门学士”（从北面玄武门入内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中宗朝，上官婉儿这位才女用事禁中，“独当书诏之任”。发展到玄宗时便利用翰林院来安置这些类似于“北门学士”之类的文人了。“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元充焉。”这些颇用于正事的文人也被称为“翰林待诏”。因为，这些人在当时“虽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所以就沿用了老称呼。

▲ 唐玄宗

但是，这批人的身份、性质毕竟与医卜者流不一样，他们都是两省要职。只因为“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罢了。由于“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迭居其职，皆被恩遇”，就加了一个“翰林供奉”的称呼。《文苑英华》“翰林制诏”部分收入了张九龄撰写的一些诏书，当即此时所作。“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院]，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洎、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息罢。”翰林学士院的职能专门化了，集贤院学士的诏制草拟功能息罢了。所以，翰林学士院是从翰林供奉发展而来的。

翰林学士在玄宗朝的职务主要还是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以备顾问。这就在实际操作层面，进一步延续了两省供奉官外朝化的倾向。安史之乱以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的权任于是加重。德宗时，陆贽为翰林学士，“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陆贽以后，翰林学士参掌机密者仍大有人在，“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贞元末，其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贞元以后，宰相备位而已”。宪宗即位后，又于学士中择一人为承旨学士，“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大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起草诏书的大手笔，而是真正的皇帝身边的首席决策顾问了。

翰林学士无品秩官属，也没有独立的官署。所谓翰林学士院（史籍中一般径称翰林院），只是其办公之处。学士员额在宪宗元和以前“出于所命，盖无定数”，元和时定额一般不超过六员，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选最多的是郎官、补阙、拾遗、记注官等。承旨学士一般选学士中资望最高者一人充任，位在诸学士之上，号称“学士院长”。又有学士使二人，由宦官担任，“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一作“谋”）而达于上”。他们是皇帝与学士之间的联系人，其权任亦不可小视。学士的人选不重资历，却特别重文才。据前引李肇《翰林志》记载，入院者应试制书答三首、诗一首，后又加赋一首，谓之“五题”。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翰林学士刘昫也提到，凡是先前不曾担任过中书舍人的官员入学士院任职，要先试“麻制”（册封、敕文与任命诏书）、“答蕃”（对少数族或域外文书）、“批答”（对臣下章表的处理批复）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当场试毕，当场交卷。

▲ [唐] 柳公权《蒙诏帖》

玄宗时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等曾由中书舍人或侍郎兼任。翰林学士出现后，专掌内命，中书制诏之权遂大为削弱。于是朝廷的诏书被分成内制与外制。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而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者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外制所拟为一般诏书，但需经过门下，并由符宝郎盖上天子六宝，这样经过了中书门下，方为制敕。而内制所拟则为重要诏书。宪宗以前，内制完全无需两省“承宣制命”“审署审覆”，这在唐初只能算是“墨敕”，现在却成了最重要的诏书。元和初，方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册府元龟》卷550《词臣部·总序》记云：

元和初，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余则中书舍人主之。

由此可见，相比于旧日以中书舍人掌“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的制度，唐朝的诏书发布体制在翰林学士出现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应该指出，唐后期除承旨学士倚任尤重以外，其他学士并不都掌管中枢机密。许多“翰林制诏”实际上也是例行公文，《文苑英华》卷420至472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因此学士所撰诏书，不仅用象征重要尊隆的白麻纸写，而且还有白藤纸、黄麻纸、青藤纸。李肇的《翰林志》对此记载颇为赡详。这说明内制也日趋流于形式，五代时一度将翰林学士院公事归入中书舍人院，不是没有原因的。而翰林学士流于形式，是因为皇帝本身的衰弱，皇帝自己不能掌控局面，“内制”的必要性也就消解了。

◎本文摘自张国刚著《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中华书局2026年版，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