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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与“做到”之间,隔着一个利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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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国专家撰稿团成员,安踏集团COO
陈科 | 撰文
为什么企业明明知道管控过度,却还是停不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执行力不足”或“意识不到位”复杂得多。
如果你深入观察那些陷入管控内卷的企业,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做对自己最合理的选择。没有坏人,没有蠢人,但集体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这在经济学上叫“囚徒困境”,在组织学上叫“结构性失灵”。
要真正理解“停不下来”,需要从五个维度逐层拆解:利益结构、心理机制、组织惯性、问责文化、外部压力。
根源:五个维度的结构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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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维度如何共同锁死“停不下来”
1、利益结构:谁在管控过度中获益?
管控过度不是无缘无故存在的,它背后有一套清晰的利益分配逻辑。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加码管控”的理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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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利益结构分析
财务/风控/采购部门
• 每增加一道审批,就增加一份存在感与实质权力
• 否决业务不需要承担后果,放行业务出了问题却要担责
• 个体理性选择:永远倾向于“再加一项材料”,而非“简化流程”
中层管理者
• 层层审批是天然的责任防火墙——“这事我批了,但上面还没批”
• 流程越长,个人责任越分散,个体越安全
• 个体理性选择:宁愿多一个节点,也不愿独自承担决策风险
高层管理者
• 管控收紧往往发生在出过事之后——某个项目亏损、某笔费用被质疑
• 加码管控是向董事会、股东、监管方展示负责任的最直观方式
• 个体理性选择:用“我们已经加强了管控”来回应问责,而非重新思考战略
基层员工
• 在强管控环境下,填表比打仗安全——出错了可以说“我按流程走的”
• 创新有风险,合规无风险
• 个体理性选择:把精力投入到让材料看起来完美,而非让业务真正增长
核心悖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安全做最优选择,合力却把组织推向集体失败。
对组织有害的事,对个体却是安全的。这正是管控内卷最难破解的地方。
2、心理机制:管控给人一种“掌控感”的幻觉
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有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需要感觉自己在控制局面。管控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 市场在变化?→我们加强了预算管控
• 竞争对手在追赶?→我们收紧了费用审批
• 业绩下滑?→我们增加了KPI监控项
这些动作都产生了“我们在做事”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是在对内部施力,对外部毫无影响。
更危险的是,管控越细,数字越多,管理者越容易陷入数据幻觉——台账满满、报表漂亮,误以为这就是“把企业管好了”。
这在心理学上叫“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对结果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在局面复杂、压力较大的时候。
管控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它无效,而在于它让人感觉有效。
这种幻觉会持续麻痹决策者,直到市场的惩罚大到无法忽视——而那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战略调整窗口。
3、组织惯性:制度会自我繁殖
制度有一个可怕的特性:它会自我繁殖,且天然抵制删减。
制度的“历史合法性”
每一条规定,都是某次事故或问题的产物:
• 某年某笔费用出了问题→增加一道财务审核
• 某次供应商出现质量问题→增加资质审查流程
• 某个项目执行出现偏差→增加过程留痕要求
删除任何一条规定,都意味着要有人站出来说“这条规定没用了”——但谁愿意否定前任或自己曾经的决策?
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人记得某项审批是为什么设立的,但没有人敢取消它。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沉积层”:一层叠一层,每一层在当时都有道理,叠在一起却让组织动弹不得。
管控部门的边界扩张
更麻烦的是,管控部门本身会主动扩张边界:
今年管费用→明年管合同→后年管人员配置→大后年管业务方向
没有外力干预,管控范围只会扩大,不会收缩。这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恶意,而是官僚组织的结构性规律——任何部门都倾向于扩大自己的职能边界以证明自身价值。
4、问责文化:错误比损失更可怕
在很多企业,犯错的代价远大于错失机会的代价。
情境
后果
一笔费用报销出了问题
当事人被通报批评,影响晋升,记入档案
一个市场机会没抓住
损失被归因为"市场环境不好",无人被追责
一个新项目失败
负责人背锅,成为反面案例
一个新项目从未启动
无任何后果,甚至被视为"稳健"
这种非对称的问责机制,直接塑造了员工行为:
宁可什么都不做,也不要做错。
结果就是:整个组织的风险偏好趋向于零,创新动力趋向于零,而合规行为趋向于满分——但市场不给合规满分发奖杯。
这套逻辑古已有之,只是换了现代话语体系:从“依律办事,不敢僭越”,到“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流程执行,所有材料均已齐备”——本质相同:用流程合规来规避个人责任,而非用结果创造来体现个人价值。
5、外部压力:监管与股东的“可见性需求”
对于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受严格监管的行业,还有一层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
• 监管机构要求留痕、可溯源、可审计
• 股东/董事会要求看到“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成果
• 审计机构用“流程完整性”来评价管理质量
这些外部要求本身没有错。但当企业把“满足外部审查”等同于“把企业经营好”,就发生了目标替换——本来是手段的合规,变成了目的本身。
更隐蔽的是,这种目标替换往往得到外部的正向强化:合规检查通过了,审计报告没有重大发现,监管没有处罚——这些“无事发生”的信号,被误读为“管理有效”的证明。
但“没有出问题”,并不等于“做对了事”。
症结:为什么知道却改不了?
即便高层管理者清醒地认识到管控过度,改革依然极难推进。原因有三:
障碍一:改革的痛是即时的,收益是滞后的
简化审批的好处(决策加速、创新增加、人才留存)要6-12个月后才能体现,但简化审批带来的第一个风险事件,会在一个月内引发强烈反弹。
改革者面临的舆论逻辑是:
• 改革前出问题:正常,管控就是为了防这个
• 改革后出问题:看,就说不能放嘛
这种非对称归因,让改革者在心理上极难坚持。
障碍二: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
管控权力是真实的权力。削减审批节点,意味着某些部门的实质权力缩水。这些部门会用各种“专业理由”抵制改革:
• “这个风险你考虑到了吗?”
• “上次就是因为放开了才出问题的”
• “监管要求必须有这道程序”
高层往往难以判断哪些是真正的风险顾虑,哪些是权力保护的包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倾向于保留管控是更安全的选择。
障碍三:没有人愿意为“放权”后的第一个失败买单
改革者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放权后出现了一个坏案例,改革本身会成为替罪羊。这种政治风险,让很多本有改革意愿的管理者选择沉默。
破局:重新设计利益结构
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结构,而非认知水平,那么解决方案也必须从利益结构入手。
以下几个方向,是真正可以撬动改变的杠杆:
杠杆一:让管控部门对“机会成本”负责
当前的考核逻辑:财务/风控部门只需对“风险事件”负责。
改变后的逻辑:同时对“因管控导致的市场机会损失”负责。
具体操作:建立“管控成本报告”机制——每季度统计因审批延误导致的业务损失、因材料要求过高导致的项目放弃,纳入管控部门的绩效评估。
杠杆二:让决策速度成为考核指标
当前的考核逻辑:管理者为“流程合规”负责。
改变后的逻辑:同时为“决策速度”负责。
具体操作:对常规事项设定审批时限(如3个工作日),超时视为管理失职;对一线业务人员,将“有效客户时间占比”纳入考核,而非仅看业务结果。
杠杆三:建立容错文化,让“合理的失败”不再是职业终结
这是最难但最关键的一步。需要高层以具体行动释放信号:
• 公开表彰一个“失败但有价值的尝试”
• 公开追责一个“因过度谨慎而错失机会”的案例
• 明确宣布某类创新业务的容错比例(如“新业务试点期允许30%的试错损耗”)
杠杆四:高层以身作则,公开删除无效管控
改革信号必须来自最高层,且必须是具体的、可见的行动,而非原则性表态。
最有效的动作:在全员可见的场合,宣布取消至少一项具体的审批节点或材料要求,并说明原因。
这个动作的意义不在于那一项管控本身,而在于它向整个组织传递了一个信号:改变是被允许的,放权是被支持的。
杠杆五:改革者的生存策略
推动改革本身也需要策略。几个务实建议:
• 从小处切入:选择痛点最集中、阻力最小的环节先动,积累信任与案例,而非试图一次重构整个体系。
• 用数据说话:改革前先收集管控的"成本数据"——审批周期、一线填报时间占比、因延误损失的业务——让问题可量化,而非仅凭感受。
• 给反对者出路:削减权力时为其提供职能转型空间,减少正面对抗。
• 把容错承诺落在纸面:与上级明确"合理失败如何定性",降低改革者的个人风险。
管控内卷是激励设计问题
不是认知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企业明知管控过度,却停不下来?
因为“知道”从来不是行动的充分条件。
当做正确的事(简化管控、授权一线、鼓励创新)比做安全的事(加码审批、层层留痕、规避责任)代价更高的时候,理性的个体会选择安全,理性的组织会走向内卷。
只有当“做对的事”比“做安全的事”更合算,改变才会真正发生。
这意味着,真正的破局不是一场培训,不是一次宣讲,而是一次利益结构的重新设计——让风险承担者得到保护,让机会创造者得到奖励,让管控成本的制造者承担相应代价。
这很难。但这是唯一真正有效的路。
本文是“管控陷阱”系列的下篇,聚焦于管控过度的深层结构性根源。适合正在推动组织变革、或正在思考“为什么改不动”的管理者阅读。
陈科 | 文
陈科是安踏集团COO
HBR中国专家撰稿团,将汇集来自实战一线的经营者、管理者,以理论创新结合实践洞察,分享可落地的管理方法和商业经验。系列文章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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