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实体瘤CAR-T落地胃癌之后：李宗海，没高兴太久，新的挑战马上开始

石慧玲 | 整理

王晨 | 编辑

过去十多年，CAR-T几乎改写了血液肿瘤的治疗历史。

对于部分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它让一些原本几乎没有希望的患者获得长期缓解，甚至实现临床治愈。因此，它被认为是过去十年肿瘤治疗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于是，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CAR-T能够复制到实体瘤，会发生什么？答案几乎意味着另一场革命——因为，90%以上的癌症都是实体瘤。然而十几年过去，没有一家企业真正成功，直到2026年6月22日，中国企业第一次做到了。

国家药监局批准科济药业舒瑞基奥仑赛上市，这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实体瘤CAR-T产品。对于整个细胞治疗行业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款新药获批，更意味着CAR-T第一次真正跨过了实体瘤这道门槛。

但接受深蓝观专访时，科济药业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李宗海，谈得最多的却不是”全球第一”。他反复提到的，是支付、制造、全球化，以及下一代CAR-T。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一项创新技术命运的，不是获批，而是有多少患者最终能够用得上。

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

实体瘤这道门，为什么这么难打开

为什么CAR-T能够治愈部分血液肿瘤，却始终攻不下实体瘤？李宗海喜欢把CAR-T治疗比作一场战争。在他看来，血液肿瘤和实体瘤，实际上却像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血液瘤更像在平原作战。”CAR-T细胞本身就是来源于血液的T细胞，进入人体后，很快就能在血液循环中遇到肿瘤细胞，并发动攻击。

“实体瘤不是。”他说，实体瘤更像是一座隐藏在原始森林里的堡垒。“T细胞不仅要穿过铜墙铁壁，进去以后，还要打巷战。”这是过去十几年全球CAR-T企业共同面对的难题。

实体瘤并不仅仅由癌细胞组成，肿瘤外围包裹着大量成纤维细胞、基质组织、免疫抑制细胞等复杂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肿瘤微环境，像一道道屏障，把CAR-T挡在外面。即使少量T细胞能够进入肿瘤内部，也很可能迅速失去活性。“肿瘤微环境适合肿瘤生长，却并不适合T细胞生长。”李宗海说。

“战斗环境，非常不友好。”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十多年，CAR-T不断在血液瘤取得成功，却始终迟迟无法复制到实体瘤。真正困难的，不只是找到一个靶点。而是如何让CAR-T能够进去、活下来、持续发挥作用，并最终杀死肿瘤。

与此同时，自体CAR-T本身也意味着另一重挑战。它需要从患者体内采集T细胞，在体外完成基因改造和扩增，再重新回输给患者。整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每一份产品都只能服务于一位患者，对制造、质量控制和供应链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而晚期实体瘤患者，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因此，实体瘤CAR-T真正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研发难题。它几乎同时考验着科学、临床、制造和商业化。

几位患者，让他决定继续走下去。2015年前后，科济开始探索GPC3 CAR-T治疗肝癌。那时候，PD-1还没有改变肝癌治疗格局，很多复发患者几乎没有更多选择，只能进入临床试验。

李宗海至今记得两位患者：其中一位患者已经出现下腔静脉癌栓；另一位不仅有癌栓，还发生了腹膜后淋巴结转移，两人都经历了多次复发。

在实体瘤治疗中，手术、放疗、介入能够切除、消融那些”看得见”的病灶。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已经扩散，却暂时无法影像学发现的微小残留病灶。“敌人已经到处跑了，只是你暂时看不到。”李宗海说。“它很狡猾。”当时，他希望CAR-T能够承担另一项任务——清扫那些看不见的敌人。

两位患者接受CAR-T联合局部放疗治疗后的一段时间，甲胎蛋白（AFP）恢复正常。截至去年，两人均已接近十年无病生存。

后来，还有一位肝癌肺转移患者，在接受CAR-T联合小分子药物治疗后，从2018年一直维持疾病控制至2023年底，生活状态已经接近正常人。对于一家走在无人区的企业来说，这样的病例远比任何论文更有说服力。“这些病例，就是我们继续坚持下去最大的奖赏。”李宗海说。

患者给了团队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但真正的考验是资金。2020年，科济一度走到最困难的时候。资金紧张，高管团队主动提出降薪，公司靠着早期投资人的持续支持、银行贷款，以及正心谷等机构在关键时刻的大额投资，最终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科济走到第一个，不只是选中了 CLDN18.2

很多人把舒瑞基奥仑赛的成功归结于一个靶点——CLDN18.2。李宗海并不否认靶点的重要性。“选择一个好的靶点，对于CAR-T成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一款实体瘤CAR-T能否成功的，从来不只是一个靶点，而是一整套围绕临床不断优化的解决方案。科济当年筛选过多个靶点，GPC3就是较早布局的方向之一。最终选择CLDN18.2，不仅因为它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相对集中，更因为它有机会真正走向临床。

李宗海关注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病房里的问题。如果攻击正常胃组织怎么办？胃黏膜有没有修复能力？如果患者已经接受胃全切，风险会不会降低？“最终还是要回到临床，因为那是真正的战场。”因此，CLDN18.2只是起点。

真正让它变成一款产品的，是后续无数次围绕临床问题的调整。从CAR结构设计，到清淋预处理，再到剂量组合，每一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CAR-T真正适应实体瘤。

肝癌项目给科济留下了经验：李宗海举例，血液瘤上市产品通常需要淋巴清除。最早用环磷酰胺，后来发展到加入氟达拉滨，才逐渐探索出有效方案。实体瘤更复杂，单纯照搬血液瘤经验远远不够。

在CLDN18.2项目中，团队加入了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并调整了环磷酰胺剂量，希望先改善肿瘤微环境，再让CAR-T发挥作用。“这个药已经被批准用于胃癌，既然它能发挥作用，就说明它可能改变肿瘤环境。”

在李宗海看来，真正的创新，很少来自某一个发明，而是一次次围绕临床问题不断校准。靶点、CAR设计、预处理方案、剂量优化、病例反馈、注册研究……这些共同构成了舒瑞基奥仑赛走到全球第一的路径。

采访中，李宗海反复提到一个群体——临床医生。“很多优秀医生最大的动力，就是帮助病人。”他特别提到了舒瑞基奥仑赛临床研究的牵头PI、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在李宗海看来，沈琳早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选择风险更小、把握更大的研究方向，但她仍然愿意投入一项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原创研究。

舒瑞基奥仑赛获批当天，沈琳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获批，太不容易啦。”

李宗海说，一款全球首创药物，从来不是一家企业、一个实验室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科学家不断探索，也需要临床医生愿意承担不确定性，把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真正带到患者面前。

正因为如此，舒瑞基奥仑赛获批，并不是这条路的终点，而只是另一段更长征程的开始。

全球第一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为了让患者能够用上CAR-T，李宗海甚至认真想过，能不能拿自己的股票给患者买保险。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办法，“那点股票远远不够。”

舒瑞基奥仑赛成为全球首个实体瘤CAR-T，只意味着完成了科学突破，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在李宗海看来，未来几年，真正决定这项技术能走多远的，不再只是疗效，而是四道更现实的考题：支付、早线治疗、全球化，以及下一代技术。

舒瑞基奥仑赛99万元的定价，引发了外界关于”贵不贵”的讨论。但李宗海认为，仅仅讨论价格，很容易忽略CAR-T背后的制造逻辑。自体CAR-T需要为每位患者单独采集、改造、扩增T细胞，每一份产品都对应一位患者，无法像传统药物一样规模化生产，高制造成本是这一技术路线的客观特点。

“生产成本几十万元，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认为商保必须发展，不然高成本药物怎么办？”

目前，舒瑞基奥仑赛获批用于CLDN18.2阳性、HER2阴性、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但李宗海真正希望看到的，并不是把CAR-T留给最后已经没有选择的患者。

十年前探索肝癌CAR-T时，他希望清除那些影像看不见的残留病灶；如今，这个想法正在延伸到胃癌治疗。今年ASCO上，科济公布了一组探索性的一线治疗数据：5名接受CLDN18.2 CAR-T治疗的患者中，有4人肿瘤明显缩小，2人重新获得了手术机会，目前两人均已生存超过50个月，其中一位接近5年。虽然样本量很小，还不足以改变临床实践，但它提示了一个重要方向：实体瘤CAR-T正在尝试从晚线治疗走向更早阶段。

李宗海透露，团队还将在ESMO分享胃癌术后预防复发的探索，希望回答CAR-T能否真正实现”斩草除根”。

成为全球首个实体瘤CAR-T，并不意味着全球商业化已经完成。李宗海透露，公司正推进新加坡、中国香港、沙特等市场注册，同时积极与FDA沟通后续注册路径，并布局欧美、日本、韩国等胃癌高发地区。随着海外患者咨询不断增加，产能也开始成为新的挑战。今年，科济将启动新厂房建设。

对于中国创新药来说，First-in-Class真正要面对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研发，而是全球注册、生产制造、供应链和商业化能力。

获批，只是第一张门票。

采访中，李宗海反复提到两个方向：通用CAR-T和体内CAR-T。它们指向同一个目标——降低成本、缩短等待时间，让更多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CAR-T。

“技术必须不断迭代。”在李宗海看来，未来CAR-T之间的竞争，不只是疗效，更是谁能够同时解决制造、成本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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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全球首创，开始诞生在中国？

十几年前，李宗海创业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做出全球首创。

2026年6月22日，这一天，国家药监局同时批准了两款具有全球意义的创新药：科济药业的舒瑞基奥仑赛——全球首个实体瘤CAR-T，以及百利天恒的伦康依隆妥单抗——全球首个双抗ADC。

在李宗海看来，越来越多全球首创药物诞生于中国，并不是某一家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创新生态逐渐成熟。2015年药审改革以来，监管效率不断提升，本土研发、临床、产业化和注册人才快速成长，完整的创新药产业链逐步形成，中国企业开始具备持续原创的能力。

李宗海说，原来要找好的创业人才很难，很多人在国外做，然后到中国来做一些跟随产品。现在本土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工业化人才、研究者人才、监管人才，都在成长。

还有大量患者需求。一些临床问题，在患者数量较少的市场里很难快速验证。在中国，临床资源、患者需求和研究者热情，让很多答案可以更快到临床里寻找。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全球首创产品在中国诞生，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句话背后，是中国创新药过去十年的结构性变化。过去，行业关心的是能不能跟上。后来，开始追求best in class。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开始面对 first in class。

李宗海并不把first in class 当成一开始就要喊出来的目标。在他看来，创造没有的药，做出来以后自然就是first in class。起点应该是具体疾病、具体患者和具体临床需求。李宗海一直记得黄晓军院士说过的一句话：“难道要让这些病人等死吗？”

当然，问题也还在。李宗海提到，中国监管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专业评审员数量仍然有限。全球化也不是产品获批后自然发生的事，它需要企业重新学习全球监管、生产、商业化和合规。

中国创新药已经有能力做出第一个，接下来要证明自己能把第一个变成可持续的全球产品。这也是舒瑞基奥仑赛之后更大的产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