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清代吉林城的老城门时，乌拉街古城的城门也请了解一下

吉林市的清代历史实际上是两座城的历史，一座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围拢的吉林城，一座是与吉林城共饮一江水的乌拉城。双城相伴相生，共同谱写了松花江畔厚重的人文历史篇章。相对于吉林城，乌拉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古久的时代，也正因此，坊间才会酝酿出“先有乌拉后有吉林”的俗语。

根据地方史料所载，乌拉城曾是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主城，后金时期，该部被努尔哈赤征服，清顺治初年被重新启用，为打牲乌拉总管驻地。很遗憾，早期该城档案因康熙二年打牲乌拉总管希特库家发生火灾而被焚毁，现已无从查考。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洪水再次泛滥，离江过近且地势较低的乌拉城遭受严重破坏。痛定思痛，总管穆克登于是在次年，正式呈请清廷移建新城。

当时有两个备选方案，其一是将新城建在“旧城迤东有最好高埠向阳之地”，其二则是在江对岸的一处高地建城。对此，康熙帝给出的意见是：“打牲乡村，奈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拣其东阳钟秀之地方可居住，万不准迁渡江西。钦此。”根据康熙皇帝的答复，1706年，乌拉新城在旧城东南方向高地之上开工建设。

新城是一座矩形土城，每边长二华里左右。城设四门，“以东、西、南、北为名”（《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在光绪年间编修的《吉林通志》中，乌拉新城有着一个标准的官方名称“打牲乌拉驻防城”。驻防城是清朝的特殊城池，主要为八旗军队的专用军事驻地‌，兼具兵营和家属居住区功能，因此也常被称为“满城”。故而在地方史料中便有了“旗仆占居城里，不准客留浮民。商贾占居西门外，原为以免旗民混杂而重风化”（《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记述。这种旗民居住区分隔，与吉林城旗民混杂的情况并不相同（吉林城仅四品以上旗人可居于城内）。

到了民国时期，乌拉城的城墙破损严重，防御功能几近丧失，恐怕这也是“小傻子”武装能够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攻占乌拉城的重要原因。“小傻子”武装离开后，吉林地方当局决定在清代城墙的基础上，重新修筑城墙。1923年，扩建工程开工，此次扩建废掉原来的西墙及西门，将“西门脸”（今乌拉街镇仿古街市）扩进城内。新城在新扩充的区域加修了五座城门，同时又在东侧加修了一座城门，此时乌拉城共有九座城门（城门为砖砌，城墙仍为土筑）。如同清代同治年间吉林城扩建一样，乌拉城的部分城门还被重新命名。

1923年之后，乌拉城东墙为大东门和小东门；西侧为泽萃门，出城即是江边；南侧自西向东为天泰门、南新门、永吉门；北侧自西向东分别是通往九台的北门，北新门、和通往舒兰的永安门。九座城门中的天泰门最为壮观，其门上有扇形门额，是通往吉林的咽喉。1943年，日本人藤山一雄曾对乌拉街进行过细致的调查，其报告中所附《乌拉街略图》就明晰地绘制了当时乌拉城的轮廓与街道、城门，以及城内重要机关的分布。

在了解街市布局时，过街牌楼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地标，藤山一雄就把天泰门内的牌楼与天泰门并论。

根据《打牲乌拉地方志》记载，乌拉城内曾有过两座过街牌楼，其位置在老城十字街口的南北两侧。《永吉县文物志》则根据调查，记述两座牌楼曾在1907年秋季，经打牲乌拉总管德克德恩重建。牌楼上每面均悬有一方金字黑匾，传闻都是由成多禄书写。其中南侧牌楼的南北两侧分别为“南接龙潭”和“山围圣地”（另有资料记载朝北的匾额为“水绕名区”，差异待考），北侧牌楼的南北两侧分别为“水绕名区”和“北通风阁”。

另外在新扩进城内的西门脸尚义街，南北两端的城门内侧15米左右，还各建了一座牌楼。其中天泰门北侧的牌坊上悬挂有“威严大树”和“德茂甘棠”两方匾额（另有说法：“威严大树”为“威瞻大树”，“德貌甘堂”为“德茂甘堂”）。

目前，本人见到了数张城门照片，其中有明确标注的是天泰门。照片中可见，天泰门为二层门楼，门洞为方形，门外东侧有高大的树木。另有照片可透过门楼看到天泰门内的牌坊。

我还见到一张城门和牌楼的“合影”。根据史料记述，离城门相近的牌楼都在尚义街上，结合城门外的树丛，以及城门一侧的建筑，基本可以判定这张照片中的城门也是天泰门。

另有一张标注为“乌拉街西门”的照片。虽然叫作西门，从城门一侧有房舍，另一侧为空地的情况判断，应该是站在西门外向东拍摄，因而此门肯定不是清代驻防城的西门——清代西门外是“西门脸”市街。这张照片应是朝向松花江的泽萃门。

自2024年开始，借吉林市文旅大发展的东风，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乌拉街古镇迎来了华丽变身的契机。尤其是老尚义街更被改造建设为一条可进行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打卡街市。吉林与乌拉重新合体为“吉林乌拉”，以江为脉，使两座老城悠悠古韵再现惊世焕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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