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0工资，送员工百亿股票，朱一明死磕出长鑫千亿IPO

出品丨花朵财经观察（FF-Finance）

撰文丨一舟

A股今年最受关注的IPO，终于来了。

7月16日，长鑫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申购。发行价8.66元/股，对应市值约5792亿元。

创始人朱一明身家，也将从120亿飙到900亿。

但真正让整个资本市场感到震动的，不是这个数字，而是上市前夕他做出的一个决定：

将持有的7.68亿股，在上市满36个月后开始、10年内分完，无偿分给近两万名在职员工。

按照上市后机构预估2万亿-3万亿的市值计算，这意味着一线的产线工人、技术员，平均每人能分到近百万人民币的股权资产。

而与员工的“暴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朱一明自己已经拿了整整7年的“零工资”。不是1美元象征性薪水，也不是低薪+高期权。

2018年到2024年，朱一明在长鑫科技的工资栏上，写的是0。

不仅如此，朱一明还承诺公司上市后10年内不减持。要想完全套现，他至少要等20年。

对比那些公司还在温饱线挣扎，但高管已经开上迈巴赫的公司来说，仅从财富分配这一点来看，朱一明的个人格局，在A股这个奇妙市场里，完全可以给到一个夯中夯。

但如果你只看到今天长鑫的财富神话，很容易觉得这又是一个顺风顺水、赶上国产替代红利的幸运故事。

但时间回到2018年，当朱一明决定“零薪水”all-in长鑫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被全球半导体巨头围剿、几乎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技术黑洞——DRAM。

为了这一天，朱一明用了二十多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存储芯片。

PART.01

从10万美元创业，到国产存储芯片第一步

朱一明的创业起点，并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加持。

17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标准的顶级天才。1998年，朱一明跑去美国攻读电子工程博士，但他读博读到一半，突然觉得“做科学家太慢，集成电路才是信息革命的底层”。

于是又半路退学，转头去了硅谷，入职存储芯片公司MST担任项目主管。在那里，他第一次看清了半导体的残酷真相。

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巨头，从来不是靠一两次技术灵感称霸的，它们是靠几十年如一日、动辄百亿美金的砸钱建产线、烧设备、卷工艺，最终在行业周围筑起了一道凡人无法逾越的技术高墙。

朱一明深刻意识到，芯片不是普通的制造业，它是决定一个国家信息安全最底层的“命门”。

后来，他曾对媒体直言，尽管硅谷那份薪水优渥，但一眼望见未来二十年的生活，对于渴望有所作为的人而言，更像是一种变相的折磨。

因此，2004年，朱一明决定回国创业。彼时，他兜里，只有10万美元天使投资。

公司算上他，只有三个人。

而在当时的国内，半导体概念冷门得像个笑话，除了骗补的掮客，就是说风凉话的旁观者。

朱一明四处找钱，四处碰壁。没人相信一个刚刚回国的年轻工程师，能从零挑战成熟的国际巨头。

最尴尬的时候，清华科技园的薛军正带着孩子在硅谷山景城的宝马店看车，手机响了，电话里是朱一明执拗的声音：“您能投我们吗？”

当时的朱一明甚至连公司企划书都写不好，翻来覆去只有短短的五六行文字。

但就是凭着这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他终于拿到了清华校友的早期投资，在一张清华科技园的旧办公桌上，拉起了大旗。

资金碰壁，只是九九八十一难的第一难，更多难题还在后面等着这个刚回国的愣头青。

当时国内的半导体产业粗放得像个农贸市场。朱一明团队研发的高性能SRAM芯片，性能无可挑剔，但因为没有品牌、规模小，根本没人敢用。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国内有些客户，把芯片焊接到板子上后，为了图省事，用酒精冲洗完连风干都不做，就直接通电检测。

芯片烧了，客户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反而怪朱一明的产品质量不行。

但朱一明没被打倒。他一边死磕SRAM的品控，一边深刻认识到，在自身不够壮大的前提下，“不要一开始就和强敌正面竞争。”

于是，他盯上了巨头们暂时瞧不上的市场——NOR Flash。

当时，三星、美光等巨头正忙着往DRAM和NAND等规模更大、利润更性感的存储市场迁徙，NOR Flash这种利润薄、容量小的边缘产品，逐渐被大厂边缘化。

但朱一明敏锐地发现，国内庞大的消费电子和低端电子产品，对这种低价、稳定的存储芯片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需求。

2008年，兆易创新推出了国内第一颗SPI NOR Flash。

但就在量产前夜，金融危机爆发。兆易创新的资金链断了三个月，账上只剩下几千块钱。美国ISSI公司趁火打劫，开价1000万美元想要全资收购。

朱一明在办公室里闷了三天，最后回了两个字：“不卖。”

随后，国内企业Rockchip送来的一笔10万元的订单，成了这家濒死公司的救命药。活下来的兆易创新一路狂奔，迅速量产并占领了国内市场，一跃成为中国本土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

2016年，兆易创新成功上市。

但在敲钟的那天，朱一明离开聚光灯，退居台下，将敲钟的位置让给了公司的核心工程师。

这时，他的目光，已经穿过庆功的人群，落在了那个真正代表半导体产业王冠、也让他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的终极战场——DRAM。

PART.02

英伟达都头疼的绞肉机，被朱一明闯进去了

DRAM，是半导体行业里公认的“修罗场”。

它不像手机芯片，能靠架构创新和设计卖点创造出差异。DRAM高度标准化，你在主板上插一颗三星的，和插一颗国产的，主板分不出任何区别。

这意味着，后来者想要在巨头嘴里夺食，必须同时扛过三重压迫：

第一重，是技术。一旦工艺落后一代，你的单颗成本就会比对手高出一大截，直接被对手用价格战碾死；

第二重，是资金。一条先进的DRAM生产线，投入动辄百亿美金起步，是名副其实的“碎钞机”；

第三重，是人才。培养一个成熟的工艺工程师需要十年产线经验，而全球核心人才绝大多数都垄断在三巨头手里。

四十年来，强如英特尔都宣布永久退出DRAM，十几家中小厂商在巨头的“逆周期价格战”中被成批消灭。最终，全球市场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牢牢统治。

当朱一明决定在这个时候杀进DRAM时，外界几乎全是唱衰的声音。

因为彼时，中国在DRAM这块战场上的自给率是：零。

而一家刚在小容量NOR Flash领域站稳脚跟的中国设计企业，去挑衅统治了行业二十年的三巨头，在其他人眼中，无异于螳臂当车。

但朱一明看得很清楚：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存储芯片却长期依赖进口。

如果不去核心区域竞争，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永远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2018年，朱一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他辞去了兆易创新总经理的职务，放弃了已经成熟的上市大厂的优渥待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未知的前线——长鑫存储。

走之前，他按下了自己工资的归零键：长鑫不盈利，自己不领一分钱工资。

因为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耗时极长的阵地战。

而长鑫面临的困难，比兆易创新时期要复杂百倍。要做DRAM，从晶圆制造、光刻、薄膜、刻蚀到封装，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短板。

为了建立技术基础，朱一明下了一步关键的棋：他通过复杂的产业合作，拿到了已破产的欧洲存储巨头奇梦达（Qimonda）积累了数十年，1000多万份技术文档和7000余件核心专利授权。

这成了长鑫最厚实的防弹衣，成功帮它在初期避开了三巨头劈头盖脸的专利大棒。

2019年，长鑫存储在合肥低调宣布：19纳米DDR4正式实现量产。

那一刻，三星等巨头猛然发现，那个曾经被他们视为“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中国团队，不仅活了下来，还硬生生在铁幕上砸开了一道口子。

2023年，长鑫实现LPDDR5量产。从DDR4到LPDDR5，长鑫仅用了四年时间，走完了国际巨头十几年的技术路。

2025年，长鑫科技交出了一份关键答卷。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17.99亿元，同比增长约155%；归母净利润18.75亿元，首次实现年度盈利，终于结束了此前长期投入阶段的亏损状态。

尽管，长鑫距离全球最顶尖的水平仍有身位上的差距，但朱一明和他的团队已经用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已经正式拿到了全球DRAM竞争的入场券。

PART.03

一个IPO背后的另一种财富逻辑

随着7月16日长鑫科技申购的启动，长鑫科技的财富神话正在成为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比起创始人身家会翻几倍，长鑫科技所展示的另一种财富逻辑，更值得资本市场反思。

7.68亿股，分给近两万名员工。

中国制造业的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家工厂能让一线工人靠持股权变成百万富翁。

富士康有百万员工，比亚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宁德时代也培养了庞大的制造团队，但真正能分享到企业高速成长红利的一线员工，始终是少数。

当然，温情的股权激励无法消除半导体竞争本身的残酷。在未来，长鑫依然要面对巨头的专利围剿、行业的周期波动以及持续不断、动辄百亿的资本开支。

但至少，朱一明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企业范本，A股可以有一个不以短期套现为目的、愿意与员工共享成长的科技巨头。

这不是一次资本套现的终点，而是一场关乎中国半导体未来的、长达数十年的长征。

回看朱一明二十多年的创业路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风顺水的财富传奇。

2005年，他先从NOR Flash寻找微弱的呼吸空间 ；

2016年，在公司上市、人生步入舒适区时，他转头冲进了DRAM的绞肉机 ；

2018年，他甚至辞去了总经理的位置，给自己停发了7年工资，再次把自己投入未知战场。

这背后，没有侥幸，只有对半导体产业规律的敬畏和偏执。真正的技术突破，从来不属于投机者，它只属于那些愿意花十年、二十年去死磕底层的实干家。

长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最艰难的阵地战才刚刚开始。

但至少，在DRAM这张长期由海外巨头垄断的全球牌桌上，中国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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