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周恩来昏迷不醒，军中名医“戴胡子”奇迹般把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了！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自长征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

年谱因为体例所限，对于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生病具体医治的情况语焉不详。

其实有一位名叫“戴胡子”的红军医生居功至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医术，千方百计利用当时非常有限的药品和医疗条件，把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从死神手里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戴胡子的名字叫戴济民，原名戴惠黎，安徽合肥人，他早年半工半读就读汉口大同医学院，辛亥革命时就参与革命军救护工作。1913 年到江西吉安创办私立惠黎医院，平日免费救治贫苦百姓，在当地声望很高，被百姓称作 “戴菩萨”。在此期间结识时任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二人交好，受其影响接触革命思想。

1930 年 10 月红军攻克吉安，经罗炳辉引荐，毛泽东与戴济民深谈，动员他为革命伤病员服务。戴济民毅然把自家医院全部药品、器械无偿捐给红军，带领全家参加革命。因为戴济民身材瘦削、留山羊胡子，红军战士称他"戴胡子"。

1935 年 7 月，红军抵达毛儿盖准备穿越松潘大草地，周恩来连日操劳、缺粮缺营养，突发阿米巴肝脓疡，高烧 40℃持续昏迷，这个病死亡率极高，当时无手术条件，救治分为两个阶段：先由王斌、李治医生紧急施救稳住危情，危险期过后中央专门调戴济民全程贴身照护、巩固治疗直至康复出草地。

发病初期周恩来持续高热昏迷，最初误判为疟疾，后确诊肝化脓。战士跋涉六十里雪山运回冰块，持续冰敷肝区控制炎症。服药抑制肠道蠕动，让肝部脓液顺着肠道排出，排出大量绿色腥臭脓便后体温骤降至 35℃，生命体征极度微弱，靠保守疗法勉强闯过生死关，但身体彻底垮掉，极度虚弱无法行动。

周恩来脱离最凶险的休克危险期后，毛泽东点名调来经验丰富、擅长内科重症的戴济民专职照料，寸步不离跟随担架队护送周恩来过草地。

戴济民当时随身珍藏几支以备不时之需的的特效针剂，每日定时为周恩来注射，持续抑制肝脏化脓扩散，防止炎症复发。过草地时无干净水源、无菌器械，他就地煮沸青稞水清洗外敷草药，减少肝部继发感染风险。

全程跟随担架行军，每小时测量一次体温、按压检查肝部肿胀程度，记录排便排脓情况。夜间宿营时，在湿冷草地搭建简易遮蔽棚，轮流值守防止周恩来高烧反复、低温休克，邓颖超配合他一同看护护理。

周恩来数日无法进食，全靠少量流食维持。戴济民向各军团卫生部征集仅存的红糖、少量杂粮，熬煮稀粥少量多次喂食。草地野菜、草根寒性大，他筛选温和草药搭配少量食物，保护肠胃，避免加重肝脏负担，同时杜绝油腻难消化食材。

过草地全程周恩来只能躺在担架上行进，沼泽泥泞、风雨无常，颠簸极易撕裂肝部创面。戴济民反复叮嘱担架队员放缓步伐、避开深坑积水。每到休息点第一时间调整卧位，垫高上半身减轻肝脏压迫。遇暴雨严寒，用仅有的毛毯裹住周恩来肝区，避免受凉诱发炎症反弹。

整个穿越草地近两个月时间，戴济民全程没有离开周恩来的左右。依靠针药控制化脓、持续排脓调理、精细营养护理，周恩来肝脏肿胀逐步消退，体温恢复平稳，能少量自主进食。

直至红军完全走出松潘草地，出了天险腊子口，抵达甘南的汉人地区，得到了相对充足的食物和营养，周恩来的病情才逐步好转并稳定下来，这时戴济民才完成专职陪护任务。部队到达吴起镇，与陕北刘志丹的部队会师时，周恩来已经能够下床步行了。

在极端缺医少药、无手术室、无充足粮食的草地绝境里，戴济民凭借成熟的西医诊疗经验、细致入微的长期看护，巩固了前期急救效果，彻底稳住周恩来的重症，保障周恩来顺利走完草地、恢复工作能力，实在是功莫大焉。

1978 年10月，90岁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原计划监察局局长戴济民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由上级部门审定的追悼会悼词专门写明，戴济民一生敬爱周总理，长征途中倾力救治、悉心看护周恩来，是其不可磨灭的革命功绩，这也是组织层面对这段救命往事的正式肯定。

过松潘草地时，周恩来同志罹患危重肝脓疡，几度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党中央专门指派戴济民全程贴身看护、接续巩固治疗。在无手术室、缺药品、饥寒交迫的绝境下，他日夜值守、精细施治，用尽仅存特效药剂控制炎症，搭配稀缺营养悉心调养，历时两个多月，使周恩来同志逐步脱离危险、恢复健康。

197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发了了一条新华社电讯《戴济民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电讯专门提及邓颖超参加了戴济民的追悼会，并向戴济民子女表示亲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