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陈潭秋与其珍贵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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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

老正按：今天所发文章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7期丁晓平撰写的《陈潭秋与其珍贵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此文是对陈潭秋于1936年所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的考证。

第二部分就是陈潭秋于1937年所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原文。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陈潭秋是党的“一大”代表；其文章来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属于个人回忆类历史资料性质。敬请阅读时注意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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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1月4日-1943年9月27日），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陈潭秋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他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他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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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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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与其珍贵的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来源：《党史博览》2010年第7期

作者：丁晓平

众所周知，最早回忆和记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于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该文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笔者不久前从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该文的翻译手稿。 经与有关史料对照，发现该文献目前在各类党史书籍中有较大出入。

为此，笔者就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及相关历史进行了研究，请诸位方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 忆》

写作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注：应为7月31日）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的，由于特务的破坏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留下详细的会议记录和历史材料。陈潭秋的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是目前党史界公认的最早回忆中共一大的珍贵文献。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陈澄，字云先，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进入武昌省立一中读书，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班，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学生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秋，他大学毕业到湖北人民通讯社当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中共湖北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是主要领导人。党小组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赵子健、张梅先、包惠僧、刘子通、郑凯卿、赵子俊等。第一次小组会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的。会议决定在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机关，出版《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小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代表，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时年25岁。

出席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自1921年9月开始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长、组织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1927年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顺直省委常委。192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到青岛组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并改组市委，之后巡视满洲省委的工作，组建哈尔滨新市委。1930年12月，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初，他和谢觉哉化装成商人，潜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陈潭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头部负重伤，被秘密送到上海医治。1935年，陈潭秋和陈云等一起前往苏联，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6年，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已经正式成立 15年了。作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陈潭秋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回首革命岁月，客居异国他乡的陈潭秋心生无限感慨，于是提笔写下了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献上了一份礼物，可谓是第一篇纪念中共诞辰的纪念文章。此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举行过党的生日的纪念活动或发表纪念文章。第一次把7月1日作为中共党的诞辰纪念日，是两年后的1938年5月，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党的生日更是在5年后的1941年6月中共成立20周年的时候。此后，中共才在全党开始大规模举行纪念生日的活动。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 同年6月至1942年9月，陈潭秋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至1943年2月）。在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临危不惧，决定自己最后一批撤退，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走。”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把陈潭秋骗去软禁起来。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家属100多人也被软禁。9月27日夜，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洋民一起，被敌人秘密地用麻绳勒死。 这一年，他47岁。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三种版本译稿比较

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翻译手稿”），不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会议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因为历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献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的情况下，长期以来，陈潭秋的这篇文献被党史研究专家和广大学者、作家作为重要的权威史料参考、引用、摘录，影响非常广泛。但笔者经过比较发现，不同版本的公开发行的党史出版物中所收陈潭秋的这篇文章，其标题、内容却有多处不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有的经过译者或编辑的修改、删节，情况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笔者在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新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不仅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产国际》发表的原文，而且内容表述也真实可靠，十分珍贵。

下面，笔者将三种不同标题和译文版本的史料与新发现的“翻译手稿”进行比较。

第一种：标题为《回忆党的一大》

此版本见《一大回忆录》第7~11 页，署名“本社编” ，知识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小32开。选摘自《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在同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和一篇建党史料，分别是陈潭秋的《回忆党的一大》、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和胡华、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这三篇文章在《百科知识》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随后该社又收集了中共一大出席者发表的回忆文章或谈话共11篇，出版了《一大回忆录》一书。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摘自《西行漫记》）、董必武的《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续西行漫记》）、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根据1955年访问李达的记录整理）、刘仁静的《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摘自陈公博《寒风集》）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赴华回忆》和《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等。

经比较，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除标题与笔者新发现的“翻译手稿”不同及翻译语言中个别说法和用词不同外，编辑内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后面大部分的删节内容与“翻译手稿”中删除的内容高度一致。从该版本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的时间来看，这是陈潭秋关于一大的回忆在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

鉴于《共产国际》亦有中文版， 2010年1月5日，笔者专门请教了《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作者、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他告诉笔者，他本人亦没有看到刊登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记得当时陈潭秋的这篇文献是由几个懂俄文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一大回忆录》也正是他当年编辑的。对于笔者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的情况及其他版本内容上的异同，他说，因为年代久远，很难回忆清楚了。

第二种：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此版本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85~2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32开。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在翻译语言、语气和有关党史问题的说法上，均与“翻译手稿”有较大出入，可以完全断定译者不是同一人。如：该版本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而“翻译手稿”中的记述为：“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关于“九个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该版本译为：“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翻译手稿”中则是这样表述的：“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还有，“翻译手稿”中说：“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而该版本则说李汉俊是“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此外，包惠僧（鲍怀琛）的姓名、关于与会代表的介绍、会议经过以及对一些建党问题的争论，在翻译上也有许多较大的出入和不同。该版本公开发表晚于第一种版本近一年时间，但收入图书出版的时间却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种版本是在8月，上一种版本是在 6月。而此种版本中的文字翻译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在政治上虽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编辑修订和加工成分。

第三种：标题为《回忆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版本见《从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页，李颖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小16开。该版本标题与“翻译手稿”的编辑删节版一模一样，除了文中有个别文字不同外，后面删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复。

但该书编者在编选校注中出现两处差错：一是在文中“广东的代表力 鲍怀琛”之后，编者在括号内错误地添加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的注释，而且下文中竟然又出现了“广东第二个代表力陈公博”。“翻译手稿”的表述为：“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十分清楚，这是符 合党史事实的。二是编者在该版本倒数第三段中出现了重大差错，即：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而“翻译手稿”中的表述为：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 该版本中的“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与“翻译手稿”中的“反对了 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虽然仅两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另外，此书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还曾以《从一大到十六大》书名出版过。

此外，由张静如主编，梁淑样、刘道慧撰稿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5月第1版）一书，也收入了陈潭秋的这篇文章，标题则改为《陈潭秋对中共一大的回忆》，其所收录部分与“翻译手稿”基本相同，但因为内容大量删节，无法看清全貌。

对《中共第一次

大会的 回忆》的考证

笔者新发现的这份陈潭秋《中《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编辑文本。 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翻译手稿， 16开，纸质发黄。译者用黑色钢笔手书，编者似用粗钢笔修改（应为红色钢笔，但因时间久远退色接近黑色），译者和编辑修改者不详，时间亦没有注明。“翻译手稿”首页标题区有用绿色笔标注的印刷字体和字号（文章标题似标“111号仿宋”，陈潭秋三字标为“老五号”），其左上角还有绿色钢笔标注的“第二篇”字样。“翻译手稿”首页的流水码为4，依次至第10页，共计7页。在第4、5两页上有用红色毛笔书写的“海”字； 在第6页上部空白处有一手书简写 “孙”字，第7、8、9、10页的顶部页眉空白处有手书繁体字“孙”字，笔者认，这“孙”可能系译者或编辑修改者的姓氏。

从“翻译手稿”和手稿上编辑删节的字迹、字体上看，“翻译手稿”是经过了不同的人（肯定不是译者本人）进行了大量修改，如：原标题为《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修改为《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且个别地方在修改时还出现了重大的、明显的错误，如：开头第一句“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的“七” 修改为“六”，“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修改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七月初开的”。还有，“翻译手稿”上陈潭秋姓名右下方注明的撰写时间和写作地点“1936年于莫斯科”被删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流水页码第8页最后一段的下半部分（共计6行）和第9页、第10页均被完全删除。而从文稿的文字书写上，手稿中有多处使用了现在已经不使用的简化字，比如：“第”字写成草字头的简化字、“国”字写成了“”、“面”字下部写成了“口”字，有的“党”字还简化速记为“T”字母，等等。这些简化字都是“文革”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流行的，而且手稿文字还大量夹杂着繁体字。这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除，正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十分相似。

笔者虽未看到原载于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的原文，暂时也无法考证到当年的译者和编者，而且收藏者也透露该“翻译手稿”系从高层流落民间，还有一些专家从字体、墨迹、纸张上分析认为“其抄写时间不会晚于20世纪50年代”。但笔者认为，这份“翻译手稿”翻译或抄录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估计是1978年前后，距今已经30多年。如果让笔者更大胆地推测，该手稿亦有可能是《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译稿的手稿和编辑稿。但无论怎样，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翻译手稿的发现，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收获。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对它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和发掘，找到最准确的答案，形成更接近原稿的准确统一的译稿。

■（据收藏者介绍，陈潭秋的这份《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翻译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卖会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2万多元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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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一九三六年）

陈潭秋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王、邓两同志那时是两个最活泼英俊的青年，后来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邓同志被捕，在济南被韩复榘枪毙了。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后来变成了托洛茨基的走卒，被党开除，现在国民党警察所特殊机关卖气力，专门反对共产党。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分家后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行动违背共产党党纲，被党开除了。

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然而武汉国民党叛变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李达在“五卅”运动后，被伟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党的战斗队伍以外去了。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以后，他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经党历次警告不听，最后被开除党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变而为国民党的要人了。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紧急关头，用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断送了大革命。然而他并没有出席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广东陈炯明部下任教育厅长。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方面是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再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所以他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方面是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是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公开合法运动。至于党的组织与党员入觉的条件，则决定采取经过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并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当时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下楼而去。离李汉俊寓所的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于是我们马上瞥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只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果然，我们走后不到十分钟，有法华捕探等共九人来李汉俊家查抄，但除了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没有抄出其他可疑的东西，所以并没有逮捕人。

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

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 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面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

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则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一—中国共产党一—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

中国党的年龄，虽然还很幼稚（现在只十五岁），然而，它经过了许多的风浪，艰苦的锻炼，巨大的牺牲。它在降世不久，即领导了全世界闻名的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它壮大了自己。于是它有力量组织了“五册”运动，争取了大革命的领导权，组织了坚持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组织了上海工入的三次起义，组织了有世界革命意义的，开薜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它的数万党员和干部以及无数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曾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然而这些党员，干部以及工农劳苦群众的鲜血，已经凝成了数十万的英勇红军与数百万方里的苏维埃区域。这些鲜血所凝成的赤色的果实，在今天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紧迫情况下，有充分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心，它能够团结和统一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力量，来胜利的完成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它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它所提出的反日人民统一战线，已经得到全国人民广大的反映，正在开展着广大的抗日斗争，它将在这一斗争中，要表现更伟大的作用。 党内思想斗争，是中国党的发展、健全、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党在第一次大会就开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传统，第一次大会反对孟什维克主义与极“左”派的斗争，“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斗争，四中全会反立三主义、反罗章龙右派以及反对［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斗争，都逐步地推动了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最近十五年来因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中国党的艰苦奋斗，一般老的党员，有的在斗争中牺牲了，有的被革命风浪打落了。计算出席第一次大会及那一时期的党员，现在存留在党内的，真是寥寥无几，然而党在第一次大会后新生的力量，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苏维埃的、红军的优秀领袖，如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作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中国党在第一次大会时，虽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线与组织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的。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此以后中国党的全部生活，一切的斗争，党的全部政策，红军苏维埃的发展与巩固，无一不得力于共产国际之指导与帮助。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信赖与忠实，也是与本身的进步与发展程度同时加强的。

（原载《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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