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邓煜与王虹获菲尔兹奖，不仅是中国大学，也是培养过他们国家大学的成功，人们在为他们欣喜之时，也会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如此年轻、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
王虹原本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学院，大二才转到数学系，她在北大数学系只待了三年；2011年本科毕业后，王虹就去法国读研究生，之后到美国读数学博士；至今在海外一共15年，在北大只有3年，研究生及所有工作都是海外完成的。
邓煜在北大数学系只读了2年，2009年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剩余本科，取得MIT本科学位。他至今在海外一共17年，在北大只有2年，研究生及所有工作也都是海外完成的。
可见，人才流动在邓煜、王虹成功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没有读完数学本科四年学历。王虹入学第一天，就开始为转系做准备，大二她通过转系考试进了数学科学学院。邓煜入校两年后离开了北大，投入了海外学术研究十多年。
这种来去自由的双向流动，恰恰是全球一流人才体系的常态。施一公、饶毅等大量顶尖学者归国；同时少量顶尖学者如颜宁阶段性重返海外，本质都是正常学术交流，不应简单贴上爱国与否的标签。
没有一种选择适合所有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到海外学习，开阔视野;至于最终在哪里工作，应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生活规划和现实条件决定。
在一个习惯用“政治正确”来对待科研人才、立场代替思考的舆论环境里，“出国”容易被理解成“人才流失”，“留在海外”容易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现在几乎所有重大科技突破，都建立在全球合作之上。
尊重个人选择，而不是要求政治表态。人才之所以流动，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忠诚，而是因为他们追求更好的研究环境、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自由的思想交流。
大学不应该把个人选择政治化、道德化，因为文明意味着人才不是集体的零件，更不是某种叙事的附属品。尊重个人选择，不仅是文明的起点，更是创新、创造力的起点，也是一个国家持续进步的起点。
邓煜、王虹的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需要长达数年的、不受干扰的、免于考核焦虑的沉浸式思考，锲而不舍才能成功。
王虹说，证明挂谷猜想是"一个漫长而平静的过程”。
其间“没有特别兴奋的时刻”。她习惯在曼哈顿的公园里散步。“想不想数学，依心情而定。”学校从不给她压力。
王虹现在任教的法国IHES，它的教学、研究理念:给你绝对的自由和优渥的待遇，不考核，不评估，不问产出，只问你是否在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
邓煜花一个星期读完85页论文，验证每一个细节。他觉得对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产出。
而国内的学术评价:三年一考核，五年一评估。五年没有代表性成果，可能非升即走。十年没有国家级项目，可能失去带团队的资格。
王虹在北大数院时成绩中下。如果按国内现行的保研、直博、人才计划筛选机制，她大概率会被系统性地淘汰。而邓煜若没有奥赛金牌这块”护身符”，也未必能在大二拿到转学MIT的机会。
后来王虹去了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课程，她去学习建筑、绘画，也曾认真考虑自己究竟要不要继续做数学。在许多高度标准化的培养体系中，这样的经历大概会被评价为“不够专注”、“路线不清晰”或者“浪费时间”。但正是这种绕路，让她有机会重新确认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再后来，王虹到了MIT，遇见导师Larry Guth。当她的想法模糊、混乱，甚至很可能不成立时，导师不会立刻打断，也不会急于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耐心听她把想法讲完，让她逐渐学会怎样深入一个思路，怎样判断什么值得继续，哪里出了问题。
国内高校普遍存在年度成果考核、项目申报、论文指标、各类行政事务、教学任务挤占前沿基础研究时间；而欧美顶尖讲席教授，考核周期极长，极少细碎行政束缚，更适合长期深耕长线基础科学。即便大学已经大幅简化流程，这套底层体系差异依然客观存在。
国内近些年也针对性改革：弱化短期论文量化考核、减少科研人员非必要行政事务、推行新型研究院机制，正是为了缩小和海外顶尖科研环境的差距，减少顶尖学者的环境割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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