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生，到再塑，唐山能否再涅槃？

朱文强｜文

今天，7月28日，唐山大地震50周年祭。

唐山抗震博物馆重装开馆，市中心主干道两旁的吊灯焕然一新，人行横道被重涂成红白相间，就连15年以上的烂尾楼都穿上了新装……

唐山试图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这样一个非常之日。

是真实的唐山？还是皇帝的新装？

这恐怕不是一时的浓妆艳裹能修饰的。

再塑唐山，道阻且长。

凤凰涅槃似乎是被唐山提起最多的一个词藻，一座工业城市用50年的时间重建，举世瞩目。

4年前，光环突然变得暗淡。

烧烤街暴力打人案与迁西马树山案的发生，让这座城市背负了重重骂名。

这绝非孤立的偶发事件。

多年来，掩盖在唐山的深层治理危机在这样一些微小的突发事件中集中爆发。

于是有了后来扫黑除恶的“雷霆风暴”，于是有了后来整顿吏治的“反腐风暴”……

要理解这些乱象何以在这片土地上持续滋生，须从经济结构、权力生态、社会结构三个维度去考量。

剖析其结构性根源——这是一场产业依赖、权力失衡与社会异化三重危机的叠加共振。

这一次，唐山还能不能涅槃？

一、资源依赖催生的权力寻租温床

（2022年6月10日凌晨，这里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烧烤街打人事件）

唐山，兴于钢铁，困在钢铁。

产业基因，是其深层次问题的经济底座。

2023年，唐山粗钢产量达1.21亿吨，占全国一成以上，一个地级市的钢铁产量超过除印度外的任何国家。钢铁产业营收占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的56%，增加值占比接近一半。

这种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塑造了独特的政经生态——权力寻租的丰厚土壤——由此形成。

采矿、冶金、房地产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权、环保审批、安全生产许可，每一项都是权力寻租的富矿。

当监管者将执法权异化为牟利工具，便会出现骇人听闻的案例——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遵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学峰，自保定调任唐山未满一年，在“去代转正”后于2024年9月被查。同时副市长李伟也落马。

据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2022年至2024年，张学峰多次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在公司内部食堂等地安排的宴请，并饮用高档酒水；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娱乐活动。

另据内部消息，张学峰接受的所谓娱乐活动非常桃色，且由当地钢铁厂老板全额出资。

早在2016年，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副局长马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其罪行令人触目惊心。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马爱伙同他人对唐山万科、唐山和泓、唐山万达三家地产公司2010年度年检过程中，未对三公司可能存在的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调查，共计收受好处费人民币30万元。

2010年，唐山万科公司股东北京万科抽回了股东出资1.5亿元；2008至2010年，唐山万达公司股东大连万达抽逃股东出资7600万元；2009年至2010年，唐山和泓公司股东北京和泓抽回股东出资500万。

按规定，三公司应缴罚款总额最低为1155万元。马爱以受贿30万元的代价，致使国家损失了千万元罚款，权力变现之暴利可见一斑。

产业路径依赖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固化了官商勾结的格局。

钢铁等传统产业不仅贡献税收与就业，更塑造了地方权力网络的结构形态。

2021年开始的“去产能”导致GDP长期徘徊，2013年至2020年间，唐山的GDP在6000亿至7000亿元间艰难爬升。

毕竟，唐山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破万亿，且必须先于徐州，如今，至少在统计学范畴下，目标已完成。

压力自然是巨大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导致地方对“纳税大户”的纵容乃至庇护，往往被默认为维持经济运转的“必要代价”。

唐山某区的巡视整改通报中曾坦承，存在“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深入”“‘一把手’抓全面从严治党不到位”等问题——经济压力下的治理妥协，正是这种问题的深层根源。

二、权力生态腐败，系统性溃败的制度逻辑

（“雷霆风暴”启动仪式，时任唐山市领导全部出席，如今有人去职，有人已身陷囹圄）

唐山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并非偶然，而是权力监督机制长期失效的必然结果。

从副部级的张和到厅级的郭彦洪、杨洁、李丽、孙贵石、李建忠、李贵富等人，落马的市级主要领导超过10位，其中副市长级别被查者便多达六七位，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塌方效应”。

“一把手”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便是制度根源。

以张和深耕唐山37年为典型——自1994年起历任市长、市委书记，直至2006年升任省部级，其间培植了大批亲信，陈学军、于山等被查的副市长均在其任内提拔。

这种“一个人提拔一串人、一串人护着一个人”的权力格局，形成了完美的利益输送闭环。

2022年6月10日，当唐山烧烤街打人案震动全国后，这个掩藏在权力下的脓疮被挤破。

中央巡视组罕见的首次对一个地级市提级专项巡视，一时间，唐山市政府核心成员几乎全军覆没。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山官场腐败的一个特征，腐得够深、够广，牵一发而动全身。

值得注意的是，杨洁、李丽、李贵富、李建忠、侯旭、韩国强、孙贵石、和春军等人，从政经历十分丰富，均担任过多个县、区的党政一把手。任职路线涉及到路北区、曹妃甸区、丰润区、丰南区、古冶区、开平区、滦南县、迁西县、遵化市、滦州市、迁安市等 11个县市区。

原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丽的案件深刻说明了这种“圈子腐败”的运作逻辑。

据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2013年至2024年间，李丽借年节等时机，先后多次收受私营企业主、领导干部等28人所送礼品、礼金、消费卡折合共计168.4万余元；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还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家人使用；2021年至2024年间，先后10次接受6名私营企业主提供的宴请。

一个正厅级干部，行贿者竟达28人之多，涵盖“私营企业主、领导干部”两大群体，足见其编织的权力网络之密。

事实上，李丽的涉案金额远不止于此，而她也仅仅是这个圈子里的一环。

被查的路北区原区长、曹妃甸区原党委书记孙贵石更是将“圈子文化”推向极致。

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2022年至2024年，孙贵石将其亲戚在唐山市的一处房产作为专门宴请场所，多次在此组织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及下属聚餐，席间食用高档菜品、饮用高档酒水。

将亲戚房产改造为“私人会所”式的专门宴请场所，孙贵石并非孤例。

同时被通报的还有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2024年3月，在省委党校封闭培训期间，李建忠在宿舍违规聚餐并饮酒；2017年9月至2023年11月，多次违规接受下属、私营企业主等安排的宴请并饮用高档酒水。

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忠2024年4月初落马，其党校培训期间聚餐饮酒的行为发生在其被查前仅一个月。

这种“顶风作案”的肆无忌惮，正说明在长期形成的“圈子文化”中，党纪国法已被视为可以随意逾越的桥梁。

监督机制的“空转”使制度防线形同虚设。唐山，一直以来便存在“‘一把手’专题听取下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频次低，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少”等问题。

迁西马树山案中，一个“不存在犯罪事实”的退休老干部能够一路畅通地被批捕、起诉，暴露出从侦查、批捕到公诉各环节的监督全线失守。

马树山案的细节触目惊心。

2023年12月6日，迁西县委办公室报警称收到多封挂号信件，举报县委书记李贵富及组织部长郑艳华在人事任用、城市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这些举报信“严重破坏了迁西县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大局稳定”，将线索移交公安局。

12月8日中午，年逾75岁的马树山在家中被带走；次日被刑事拘留；12月20日，迁西县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12月28日，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起诉；2024年1月2日，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罪名增至诬告陷害罪和诽谤罪两项。

从举报到起诉，仅用28天——如此“神速”的办案流程，背后是地方权力对司法系统的直接干预，而司法系统竟全线失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直言，唐山的检察机关在此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强制措施适用、监督履职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要求“在查清事实、准确定责基础上，按照司法责任制规定严肃追责”。

正是最高检的强力介入，才让这趟偏离轨道的列车紧急刹车。

司法系统的“内卷化”腐败，成为唐山权力生态溃败的最危险表征。

2024年1月21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对“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责任人、唐山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路北分局原局长马爱军，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判决书显示，其受贿金额达到百万级。

马爱军2018年8月任路北区副区长、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负责一方治安，却未能保一方平安。

据判决书记录，烧烤街打人案主犯陈继志的恶势力组织自2012年以来，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长期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一个2012年起就活跃的恶势力组织，为何能逍遥法外十年之久？答案就在于其编织的“保护伞”网络。

当执法者自身成为“保护伞”，黑恶势力便获得了最有效的庇护。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纪检监察机关对烧烤街打人案共15名相关人员立案审查调查，其中对马爱军等8名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从分局局长到派出所所长，再到普通民警，当地公安机关呈现的“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

更值得深思的是，此事发生后，唐山政府高层在路北分局某会议室中，试图通过伪造出警时间等手段平息舆论，在场人员除政法、宣传的高级领导外，还有两名国家级媒体记者。

最终，那份被舆论打假的通报随着出警民警陈志伟的公开举报而败露。

事实上，无论是局长马爱军，还是所长胡斌，乃至民警陈志伟，都不是陈继志的“保护伞”。

三、灰色地带的共生与基层治理真空

（1号公馆，这里曾经是权色交易的后花园，烧烤街打人事件受害者的工作地）

唐山的治理困境，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

如果产业结构和权力生态是“自上而下”的病灶，那么社会结构中的灰色地带与基层治理真空，则是“自下而上”的通道。

县域熟人社会网络为黑恶势力提供了寄生空间。

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域中，真正有权有势的不过几百人——科级以上干部、行业老板、江湖人士构成了一个彼此熟知的“精英圈”。

公安局是权力的交汇点与信息集散地，黑社会老大的底细不可能不被掌握，但“信息”转化为“证据”却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注册公司、从事正当职业，嵌入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以“灰色”而非“黑色”的面目示人。、

黑社会所从事的产业——长途班线、土石方工程、砂石开采——大多具有资源稀缺性和行政管制特征，这使其天然需要与掌握审批权的官员形成“利益联盟”。这种“权金化”趋势，在近年反腐风暴中被反复印证。

2018年，唐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报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特征。

乐亭县杨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首犯竟是县人大代表、村委会主任，2013年起注册乐亭利信食品有限公司，以“维护公司权益”为掩护，采取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手段，彻底垄断了乐亭县生猪肉屠宰和销售市场，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14起、治安案件24起。

滦南杨某某为首的涉黑团伙，自2007年以来长期圈占唐山南部部分海域，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团伙成员达百余人，涉嫌16种类型犯罪行为、51起刑事犯罪案件。

产业的灰色地带为黑恶势力提供了合法化通道。上述案例中，黑社会首犯多以“企业董事长”“村委会主任”“人大代表”等身份掩盖其组织实质，采取“以商养黑、以商护黑”的策略。

这种“披红色外衣”的手法，使黑恶势力同时拥有经济实力与政治保护，危害极大。

当黑社会可以合法化地存在，基层群众便难以通过常规渠道获得救济。

基层组织的治理真空进一步放大了问题。

2026年7月，我曝光的唐山“农民工刘全自制炸弹讨薪案”，是极其典型的基层治理失能的案例。

遵化籍农民工刘全因被欠薪5.6万元，14次前往曹妃甸区劳动监察部门维权，但劳动监察部门在双方已签署欠薪47200元确认笔录后，仍以“双方未提供准确证据”为由不作为，甚至以“撤案”终结处理。

刘全先后尝试12345热线、劳动仲裁等多种合法途径，结果均被推回原处——曹妃甸方面以欠薪公司注册地在高新区、不属于其管辖为由推诿责任。

最终，走投无路的刘全采取了自制爆炸物的极端犯罪手段讨薪，一审被判6年。上诉后，其律师申请调阅劳动监察案卷被拒，申请关键证人出庭被拒，申请二审公开审理被拒，至今，刘全仍未能拿回自己的工资。

一个“迁西好人”马树山因举报被逮捕起诉，一个农民工刘全因讨薪被判刑——两起个案共同指向的是，当合法表达渠道被堵塞，制度救济沦为虚空，个体便只能以极端方式寻求正义，最终又被权力机器碾压。

四、再塑唐山，一场远未实现的制度困局

（因为恶性事件被取消文明城，唐山的再塑之路并不容易）

唐山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期“经济结构单一—权力监督失效—社会生态恶化”三重危机的叠加。

钢铁产业的高度集中塑造了权力寻租的丰厚土壤，使“官商勾结”有了经济基础；权力监督的溃败使得腐败从个案演变为系统性塌方，市管干部大面积落马、“一把手”群体性沦陷，是制度失守的必然结果；而熟人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基层治理的真空，则为黑恶势力的寄生提供了温床。

三者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经济转型压力迫使地方容忍灰色利益共同体，权力失范又进一步腐蚀治理能力，最终使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被持续侵蚀。

2024年5月，中央提级专项巡视唐山，正是对这种结构性困局的制度性回应。

官商黑勾结、体制内近亲繁殖严重，这是中央给唐山的结论，同时要求唐山整顿政法队伍，2年过去了，政法队伍的素质依然堪忧。

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承认唐山的重建已不仅是一场物质层面的转型，更是一场制度、权力与社会关系的深层重构。

从马爱军12年刑期的判决，到李丽、孙贵石等厅官被移送司法；从最高检对马树山案的强烈介入，到巡视整改中30余项制度文件的制定——反腐成果正在以“制度补漏”的方式回应结构性问题。

然而，反腐只是第一步。唯有打破“权力—资本—黑恶”的结构性锁定，让制度监督真正从“纸面”走向“落地”，这座工业之城才能真正完成“再塑”。

再塑唐山，远不是一句喊口号式的运动。

从重生，到再塑，唐山距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