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面对王虹、邓煜获得的菲尔兹奖，人们不仅为他们高兴，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离开国内高校；如果他们没有去国外高校；如果他们没有遇到法国、美国的优秀老师，他们是否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大奖？
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对学术成果的考核，都与国外高校大不相同，有很大差别。国外高校环境宽裕，研究条件好，评价体系合理；而国内高校普遍急功近利，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否则不可能在校内留下。
王虹从博士毕业到证明挂谷猜想花了6年时间，她就盯着这一个课题，她发表的4篇论文都是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邓煜研究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时间更长。如果高校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条件，他们不可能摘下这两项数学难题，在大学生存都会面临压力，学生也会急功近利，选短期出成绩的课题来做，而不会去选择菲尔兹这样100年都没有人攻克的难题。
国内高校大多是3+3，非升即走，先签3年合同，中期考核过了再签3年，6年评上长聘副教授，才可以留下来进编制；如果第三年结束中期考核没有凑够论文数，就没有下面的3年了，就得离开学校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生存、研究环境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王虹前3年只发了一篇阶段性的论文，邓煜前8年就发了一篇论文，在国内高校不会允许他们这样的时效，他们会拿不到工作续签的，不会拿这种研究去赌职业生涯的风险，20多岁、30岁的年轻人不敢冒这个险。
国外高校的评审是看学生解决了多少难题，而国内高校是看学生发了几篇论文，有多大的影响力。王虹的那篇127页的论文，邓煜的那篇200页的论文，放在国内评职称还可能评不上。他俩都是国内大学培养的，却只能在国外得奖。这样的国内培养、国外得奖的现象在国内比比皆是。国内高校的游戏规则鼓励学生做短平快、稳赚不赔的项目，就没有人敢去摘数学皇冠上明珠。
王虹认为，北大给了她接触顶尖数学资源的平台，却没能给适配她节奏的成长土壤，她只能靠自己熬时间。法国研究院给了她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可以自由地、长期地、全身心地投入研究。
国外国内高校不同的师生关系，也对学生的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国内大学有些老师把博士生当作无薪劳动力、低成本项目执行人员。学生需要打卡上班，替老师完成横向项目、写材料、跑报销、接待、演示，维护等各种与自身研究无关的事项。项目拿到大量经费，真正做事的学生却只能得到象征性的补贴。学生承担了雇员的工作，却没有雇员的工资、合同和边界，甚至要替教师做家务。
王虹曾经怀疑自己是否有做数学研究的天赋，压力最大的时候，她甚至萌生放弃数学、转学建筑的念头，考虑自己究竟要不要继续做数学。当王虹申请去法国读研时，北大数学系老师没一个肯写推荐信，最后还是原地空系班主任老师给她写了推荐信。
她有幸在MIT遇到了导师Larry Guth ，当她的想法模糊、混乱，甚至很可能不成立时，导师不会立刻打断；也不会急于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耐心听她把想法讲完；让她逐渐学会怎样深入一个思路，怎样判断什么值得继续，哪里出了问题。
导师的价值，不是随时证明自己比学生聪明，而是帮助学生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王虹说，“那是第一次我感受到自己不必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导师Larry Guth在她解开难题时为她高兴，在她被难题困扰时，帮助她打开新的思路。
邓煜到了MIT以后，迅速接触前沿研究报告，在教师帮助下开始处理具体的随机初值偏微分方程问题。相比之下，他在MIT的师生关系更加松弛，更早接近研究前沿，交流方式也更平等随意。
高校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极端、完全放养。导师对学生没有启发式的讨论，没有具体指导，不帮助学生寻找问题，也不关心学生陷入什么困境。学生如果自己成长出来了，有了研究成果，便是导师和学校培养有方；如果没有成长出来，没有成果，就是学生能力不足、不够努力。
另一种是把学生当工具，教学、科研、行政什么事都让博士生做，让学生替教师完成不属于研究生学科的任务，没有把学生当作一个需要认真培养、逐渐独立的人才看，学生常常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苦恼。
王虹、邓煜双双取得菲尔兹奖启示了国内高校：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北大本科训练的确提供了坚实的起点；而法国和美国的学术环境提供了更大的探索空间、更靠近前沿的问题和不同方式的导师支持；最后真正把难题做出来的，是他们自己长期的思考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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