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丨德意志民族意识：一种后天创造的集体认同

汗青堂173

《德意志民族史》

节选自

第8章 民族形态

约1850—1870年

第9章 客观民族

约1870—1914年

德意志民族意识：并非天然原生，而是后天建构的共同体。

（普鲁士在普奥战争即所谓统一战争后创建的德意志帝国。）

依德意志自身宪法的定义，新的德意志并非民族国家。不如说，它是各独立邦国君主为“保护联邦领地”和“守卫德意志人民的福祉”而结成的“永久联盟”。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一直主张德意志帝国是“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因为其人民在宗教上分裂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因为有很多德意志人在帝国之外，还因为它包含了一些并未完全融入的种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这一分析明显是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就其本身而言，新帝国根本回避了从民族和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宪法完全没有使用“民族”一词，而作为名词的“人民”只出现过一次——在定义国会为代表机构的第29条；甚至作为名词的“德国人”也只出现在3条条文当中，其中两条涉及征兵法则，还有一条涉及确保德国人在国内有迁徙自由而在国外受到保护。“德意志”一词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宪法中提到过4次，其中两次是关于铁路和防御，一次是关于关税，还有一次是为了宣布一国（比如普鲁士）的臣民不应被另一国（比如巴伐利亚）视作外邦人；除此之外，宪法通篇的“德意志”都仅是形容词，通常修饰“帝国"（11次）或“军队”（7次）。

然而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近半个世纪的大陆和平时期，这个新国家将作为一个民族被德国人所赞美并内化于心。他们将探索其历史，搜集其艺术珍宝。他们将建造纪念物，举行节庆活动，而种种庸俗的民族工艺品也将涌入市场。不论德意志帝国如何深植于世袭领土国家的传统中，它都将渐渐变成一个仿佛有明确形态的“客观民族”（objective nation）。

直到19世纪90年代，特奥多尔·冯塔纳（19世纪德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名声仍主要基于《勃兰登堡边区漫游记》（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他的旅行速写也暗示了德意志帝国的一项重要特质——建筑物、纪念碑、纪念物和其他种种事物都成了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间的黏合剂。

和冯塔纳的勃兰登堡一样，标志着德意志帝国的是帝国物件，这使得这个新民族与其说变成了“每日全民表决”（1882年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提出的著名民族描述）的状态，不如说变成了“每日提醒”的状态——各种物件不断向时代重申民族历史并宣告其现实存在。这些民族性物件也令我们得以分析历史学者所说的“民族激进分子”与更为平庸的民族性意识。对前者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这一时期每个重要的民族主义者几乎都已经得到研究和剖析，其世界观的逻辑性或非逻辑性也已一览无遗。然而令民族对普通德国人而言如他们呼吸的空气一般自然的，更多的是那些提示着民族性的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活动。

讽刺的是，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在象征符号方面的行动相当迟缓。1871年时它还没有国歌，国旗方案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它既没有“国训”，也没有官方民族节日；对究竟选伟岸的橡树还是优美的椴树为国树，人们仍然辩论不休。经过整整三年新货币帝国马克才取代塔勒（Thaler）、基尔德（Gulden）、十字币（Kreuzer）等旧币。硬币并未表现这个新民族的形象，而是在正面印着各邦的统治者像，在背面印着帝国之鹰。邮票同样表现出帝国在象征符号上的迟疑不决。从1872年开始，新的帝国邮票取代了19世纪50年代起发行的五花八门的邦国邮票，除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贴在信封和明信片上的邮票千篇一律地展示着持皇帝之盾的白色帝国之鹰。帝国邮政局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发行更为多样的邮票，比如1897年的一版邮票表现了象征着民族英勇的坚毅的日耳曼尼亚女神。

然而，德意志帝国在象征符号上的迟疑不决，不应遮蔽一系列重要变化。虽然不甚果断，但邮票至少在全新的民族空间中流通起来了。1867年于北德意志邦联首次实行的统一邮费取代了以距离之远近或是否跨境为标准的邮资，从德意志西南的曼海姆城寄一封信到靠近俄国边界的遥远的哥尼斯堡的花费变得和寄信到附近的卡尔斯鲁厄一样低廉。在精力充沛的首任局长海因里希·冯·斯特凡（Heinrich von Stephan）的领导下，帝国邮政局在全国建设了数以百计的邮站，以至于在每一个小小家乡，人们都知道——当时有人写道——“我在哪里，德意志帝国就在哪里”。同样，铁路也将全国联系在一起，不过主要是作为支撑区域的骨架。而和邮站一样，新火车站的激增也凸显了民族、区域和地方的叠合。尤其在德意志南部诸邦，自治市镇对火车站的建设相当用心，火车站常常设有餐饮场所；各市镇还在流通量巨大的明信片上给火车站打广告。

人本身也保管着某些民族性物件。越来越多的公民在出境旅游时携带德意志帝国的护照，护照第一页直接列出国籍，往下是持有者的名字、职业、出生地，第二页是一系列识别项，包括年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脸型及帮助人证配对的其他特征。护照上还没有照片，持有者的民族和宗教信仰也未列明。与邮票和火车旅行一样，发生变化的是护照如何将人民置于民族空间中。统一前，德意志人是萨克森或巴伐利亚的臣民，持有这些邦国而非德意志邦联的护照；统一后，新护照实现了人们在德意志内部的无边界移动，并以新的方式区分了外国。比如对一个巴伐利亚人而言，奥匈帝国是异国而符腾堡不是。但除了针对来自俄国的旅行者，德意志帝国的护照制度仍然相当松散。复杂精细的边境管控尚不存在，人们手持五花八门的身份证件来来往往。而真正带来我们所熟悉的护照管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个民族国家由此成为被监控的共同体，有卫兵和入境点，而跨越边境的人都需要持有护照和签证。

民族空间迅速变得真实可感，而旅行的历史说明了这一转变。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意志旅行者所体验到的东、西方边界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缓慢过渡，不论离去还是归来，很少有人将德意志描述成家乡。这一情况到19世纪4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者在跨越民族界线时已经感受到更强烈的过渡感。他们也开始思考作为祖国的德意志，而这些思考（尤其在东部和南部）通常被确信“他者是陌生和劣等的”的观点所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