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申遗成功！这座瓷器超级工厂如何影响世界上千年？

公元1717年，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召来了一整支600人的龙骑兵团，他们手持火枪与马刀，是欧洲王侯开疆拓土的精锐。然而，这一次他们的任务却并非奔赴战场，奥古斯特二世大手一挥，将他们全部送给了普鲁士国王，只为换取151件中国瓷器。

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值，已经完全超越了日常器物的范畴，堪称最顶级的奢侈品，人们将其称之为——白色黄金。

当我们溯源这些瓷器的产地——三百多年后，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产业遗产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与很多人的认知不一样，景德镇申遗的主体，并非是瓷器，其实最有价值的是一套完整呈现手工瓷业样貌的产业遗存。景德镇那些堆积如山的碎瓷片，那些火焰不熄的窑炉，以及那些依然旋转的陶轮，无一不在发出同一种声音——景德镇是“国宝瓷器”的代名词，更是一座“活”的工厂。如果只看见瓷器，就远远低估了景德镇的分量。

景德镇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不单单是因为“景德镇制造”装满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乃至欧美各大博物馆的陶瓷展区，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一条完整古代瓷器超级产业链的结果。

△瑶里是景德镇瓷器的早期核心产地之一，这里曾有丰富的高岭土储备。（摄影/赖鹏）

景德镇拥有丰富的瓷石、瓷土资源，以至于优质瓷土就以景德镇的高岭村命名，也就是“高岭土（kaolinite）”。而位于赣北山区的景德镇周边同样覆盖着茂盛的森林，为瓷窑提供了理想的燃料。

古代的大宗货物运输依赖水运，而景德镇有昌江穿城而过，沿着昌江顺流而下，经鄱阳湖便可汇入长江。有了这条水运动脉，景德镇瓷器甚至全程都不需上岸，就可连接大运河行销中国南北，甚至换装海船走向遥远深蓝，完成行销世界的物流闭环。

你看，景德镇的优势不是拥有某种资源，而是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的完美整合。放到今天来看，这几乎是一套天然配置好的工业园区：矿山提供原料，森林提供燃料，成熟的工匠云集于此，昌江负责产品物流，景德镇几乎提前拥有了一座后世工业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贸易订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保留着瓷器生产的产业链。（制图/张琪）

凭借独树一帜的青白釉瓷器，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六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之一，甚至有皇帝想要将这份传奇“据为己有”。公元1004年，宋真宗以“景德”年号赐名，景德镇相比其他瓷器产地就有了不一样的地位，得以不断接到皇家订单。从此，景德镇的“瓷都”之路便顺畅无阻了。

△北宋蝴蝶结影青执壶，由景德镇湖田窑烧制而成。（摄影/洛卡奇）

瓷器美观耐用，日益受到皇室青睐，成为身份象征，也在朝贡贸易体系占据一席之地，常作为礼品赠与海外邦国，因此在商品中具有特殊地位。景德镇掌握瓷土、瓷石等关键原材料，具备密集水网用于瓷器运输，聚集大批熟练工匠，出货能力极稳，因此愈发受到重视，为了统管这一战略要地，元朝政府特地设立浮梁瓷局。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等级的官方瓷业管理机构，中央王朝的力量正式开始介入并推动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俗称“大维德瓶”。这一对花瓶是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对元青花研究意义重大。（摄影/动脉影）

对于朝廷来说，最需要的不是几件精美瓷器，而是可持续、可控制、可重复的供应能力。能不能做到保质、保量、稳定出货，才是选择瓷器供应地的关键因素。每年的祭祀、赏赐、典礼用瓷如果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不能准时交付，那么损害的就是朝廷脸面，这在一个极其看重礼制的国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景德镇瓷都地位的巩固，其实就是因为朝廷越来越依赖景德镇来完成大规模的国家订单。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量从公元1529年的每年两千余件激增到1571年的十万余件。如此生产规模，绝非几家手工作坊可以承接，而是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能够实现规模化、流水线式的生产。在当时的全球，唯有景德镇具备这种能力。

△景德镇御窑厂历经明、清两代27位皇帝，专为宫廷烧造御瓷，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制造水平。（摄影/吴学文）

面对巨量订单，景德镇的产业开始迭代。明朝嘉靖之后，官府常常将御用瓷器的烧制任务下派给民窑烧制，这被称为“官搭民烧”模式。这不仅让官窑的顶尖技术“下沉”到了民间，定向刺激了民窑的技术升级，也养活了大量民窑，景德镇许多民窑为了承接订单，开始扩大规模，招聘工人生产，出现了大规模雇佣关系。

为了提高质量、保证效率，景德镇逐渐形成从原料到烧造的全产业链，明朝年间当地已有“八业三十六行”的说法，整座城市都围绕瓷器生产来运转。景德镇手工瓷业当时已经极度细分，即便是最顶级的工匠，也很难独立完成一件瓷器，比如圆器行做碗、盘、碟，琢器行做瓶、罐、壶，各自专精一个门类。再往下，陶瓷工同样细分为17个工种（每个工种还会再次细分），彩绘的不会拉坯，拉坯的不做修模，各司其职，构成完整的流水线，已经具备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基本形态，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

民窑蓬勃发展，产能随之溢出，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到景德镇采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开始了大规模出海。

△东埠街是古码头所在地，路面中央留有车辙痕迹。道路两边有各类店铺，服务客商及陶瓷从业者。（摄影/李琼）

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过程，带有很鲜明的全球化印记。青花瓷就是一个代表。驰骋欧亚的蒙古人将产自波斯的蓝色钴蓝彩料带回中国，与本土白瓷碰撞出蓝天白云般的明亮配色。这种新诞生的青花瓷器又反向销售至钴蓝彩料的产地，元青花的脚步遍及波斯、土耳其、埃及，甚至印度北部。海外采购原料，国内完成产品创造和价值赋能，再向海外销售，这是元朝时景德镇就在做的事情。

△景德镇的核心能力在于高效批量生产高质量瓷器。（摄影/胡文凯）

如果说元青花时代的景德镇产品是“零售”体系，那么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瓷器随风帆远渡重洋，以其光滑、晶莹、装饰花样繁多受到西方各国追捧，真正属于景德镇瓷器的“批发”体系正式到来：1602年，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满载的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欧洲将这种口沿处带有开光纹样的青花瓷称为“克拉克瓷”，大加赞赏。海外的订单涌向景德镇，手工瓷业开启“批发”模式。

△中国瓷器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屡屡拍出天价，成交价前五的瓷器中，青花瓷就占了三件。（制图/张琪）

景德镇瓷器生产具备可复制性，每种器型都有自己的规格和常用图案，例如花卉、鱼鸟、山水、人物，这让“批发”得以实现。然而，景德镇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市场调整生产，欧美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于是咖啡杯、牛奶杯、潘趣碗这些西餐常用餐具都有了瓷器样式。

那些力求与众不同的贵族甚至还将自己的家族徽章不远万里送到了景德镇，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纹章瓷”。商业全球化还没冒头的数百年前，我们已经可以在景德镇清晰见到“甲方乙方”跨越半个地球的互动往来，瓷器越来越深入世界各地的日常，景德镇不再只是一个加工者，而是瓷器这一品类的全球第一供应链。

比起瓷器的质量，更让西方人疑惑的是，景德镇的产能为什么看上去是无限的？无论下多少订单，景德镇似乎都接得住。比如著名的南海沉船“南京号”（Geldemalsen）运载青花瓷达23.9万件之多，这仅仅是一艘货船而已。

西方的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但他们更想将全套制瓷体系搬到欧洲，建立属于自己的“景德镇”。从意大利美第奇瓷器到葡萄牙蓝白彩绘陶瓷，乃至装饰土耳其苏丹宫廷的伊兹尼克釉砖，来自西方的仿制“竞品”们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已接近真正的瓷器。但是，他们生产瓷器总有一些运气成分，质量偏低，出品不稳，终究是不如景德镇瓷器。关键其实还是瓷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这一“核心科技”，如果原料不精、配方不准，那么每批瓷器就会出现质量差异，唯有形成标准配方，才是提高成品率稳定出货的前提，这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

直到18世纪初，那位用骑兵团换瓷器的奥古斯特二世治下，迈森市的科学家和炼金术士才终于烧出堪比中国制品的瓷器，使量产瓷器在西方成为可能，这距离景德镇供应中国皇家用瓷已过去至少700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模仿不得的欧洲人只能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国买买买。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是明朝开国元勋沐英的陪葬品。（摄影/柳叶氘）

法国传教士同时也是商业间谍的殷弘绪，是最终破译景德镇模式的关键人物。他在清朝中叶来到景德镇，目睹了景德镇工匠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利用模具制造标准件，如何预制大型瓷器配件，整条流水线的流畅运行让殷弘绪印象深刻。殷弘绪将他的见闻写信传回欧洲，彼时的欧洲人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的门口，中国人对于劳动力分配和劳动组织的智慧无疑也给了他们启发。英国韦奇伍德陶瓷厂的创始人就说他读过殷弘绪的书信，而他的工厂正是全欧洲第一家精细分工的瓷厂。

△景德镇手工瓷业已经具备了工业流水线的初步形态。（制图/张琪）

景德镇不仅输出了瓷器与制造模式，更带着中国的文化元素开启了文化交融。西方人将青花瓷上的中国山水、人物等纹样依照自己理解用于建筑领域，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在凡尔赛宫内专门修建了一座“特里亚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于是这些名为“china”的奢侈品在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风（Chinoiserie）”的模仿狂潮，由此诞生的洛可可艺术风格还反向回归了中国，以极尽柔美繁缛的审美风格博得了乾隆皇帝的青睐。

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有越来越多的瓷器开始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大宗出口的瓷器与茶叶一道，进一步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拥有一间用于休闲的茶室被视为上流社会的社交体面，并得到各阶层的模仿，成为风靡世界的下午茶文化。

瓷器和茶叶成为欧美日常生活的刚需品，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围绕茶叶贸易产生矛盾，最终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而瓷器则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共同见证了这种生活方式掀起的世界格局变动。从东方制造到西方消费，从宫廷珍藏到市民餐桌，景德镇输出的是一套持续影响世界的制造体系，更是一套美学价值。

在人们的印象中，世界遗产会偏爱宫殿、寺庙——那些属于帝王和宗教的杰作。而景德镇代表着另一种文明叙事：它属于千千万万个无名的工匠，属于流水线上的每一次旋转与刻画，属于一个城市如何用泥土和火焰，构建出一套改变世界的生产体系。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已经超越瓷器之美，进入一个“产业体系如何塑造城市、连接世界、延续千年”的故事。

△技艺的传承，是景德镇瓷业延续千年的基石。（摄影/赖鹏）

景德镇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艺术品的精致画廊，更是一个无比硬核的“超级工厂”。真正让景德镇瓷器领先世界的，其实是一条持续运转成百上千年的完整生产链条。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将这一链条的全貌呈现给世界：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起点，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总览全局的“大脑”，统管瓷器生产的核心流程，周边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与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为它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养料，镇区中完善的水路运输系统则沟通于上下游之间，形成一套包含了“原料-生产-贸易-运输”完整生命周期的产业遗存。

景德镇还代表了一种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手工制造文明形态，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就算是一只茶杯，从泥土到成品，也要经过72道工序，每个人只负责其中极其微小的一个环节。比如画工，年轻小工一开始或许只负责画花瓣，慢慢熟练过渡到画整朵花，进而是一幅山水。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无论经验多寡，都可以在流水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关于景德镇的记载中，殷弘绪写下的一个细节颇具深意：残障者也可以从事陶瓷生产，在景德镇谋得一份类似研磨颜料这样的轻省工作。

生产一两件好瓷器很难，持续一千年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更是难上加难。正是从上到下的精细分工，大规模的严密劳动组织，让景德镇能够持续生产高质量的瓷器，同时不断研发新产品，从青白瓷、元青花，到明清之际虹焕万象的御窑彩瓷，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不竭活力。哪怕王朝更迭、御窑废止，甚至因高岭土资源枯竭而一度濒临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景德镇也并未湮灭于历史尘埃中。

△今天的景德镇，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探索。（摄影/吴学文）

在纽约的咖啡店，在巴黎的高档餐厅，在阖家团圆的餐桌上，在路边的深夜排档……景德镇瓷器依然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可以是囊括杯盘碗碟的整套华美餐具，也可以是手边的一只朴素马克杯，让好的东西进入每个人的生活，这便是制造产业存在的最大的意义。

如今的景德镇，古老的遗产与现代的新潮并行不悖，这里不仅有坚守传统的手艺人，还聚集着数以万计的“景漂”——来自国内各大美术院校甚至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租下古老的柴窑厂，用泥土表达现代艺术。这是景德镇自古以来“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开放胸怀的最佳诠释，只要这种源源不断的人才吸引力还在，景德镇的生命力就永远不会枯竭。

窑火从未熄灭，景德镇每天都有新的瓷器诞生，和以往不同的是，它们不仅进入博物馆与艺术展览，更化身为了先进的陶瓷材料，参与到医疗、先进制造乃至探月工程之中。假如我们把景德镇手工瓷业看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1.0版本，今天的新一代中国制造，便是这套深刻于中国人血脉中制造基因的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的双手，也相信劳动分工的力量，正是这样的传统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景德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为我们保存了中国制造文明的既古老又鲜活的样本。

△泥与火的传奇，仍在延续。（摄影/蓝屿）

本文首发地道风物，编辑：伊森；文：飞天逸面；策划审稿：欧寒天；图片编辑：吴学文；设计：张琪；地图编辑：夜鸣蝉；首图：郑筱卿

参考资料：

《景德镇：世界瓷业中心的城市与遗产》贺鼎

《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方李莉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德)雷德侯

《官样御瓷》故宫博物院 编

《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刘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