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致死风险的基因编辑，用来治疗非致命疾病，应当被允许吗？

上海一名 6 岁女孩罹患罕见基因病，该病不危及生命、不会进展，但造成发育迟缓，全球仅两百余例确诊。女孩父母找到科研团队，尝试尚未应用于人脑的碱基编辑疗法；该疗法存在致命免疫反应风险。权衡后家人选择接受治疗，女孩在注射第七天，因严重免疫反应离世。

看了Science 这篇报道，感觉大家把这个事情想的太简单了，对于疾病本身，患者家属，和治疗方式都太简单化和理想化了。

人的基因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出错，可能就会影响到很多地方。比如这个死去的小女孩患的病叫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主要是由CHD3的基因出错导致的。

CHD3编码一种ATP依赖性染色质重塑蛋白，是NuRD复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像某些只参与单一代谢步骤的蛋白，而是通过改变染色质结构，影响一批基因能否在特定时间和细胞中正常表达，因此其致病变异可能扰乱脑发育的多个环节。

CHD3致病变异最常见的表现包括全面发育迟缓、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明显的语言和言语发育异常、肌张力低，以及某些相对具有辨识度的面容特征。

同时，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孤独症谱系特征，以及其他行为和情绪问题。

确实，以上症状可能都不会致死。但谁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是这样呢？

即便再有能力的家长，能养这个孩子一辈子吗？家长如果去世了呢？我是真实的接触过这些家庭和家长的，他们往往会有几种不同的想法。

一类是想治疗，但没钱。另一类的是不治了，走一步算一步。还有一种，就是选择搏一下，“宁可孩子死在手术台，也比这样强”。

对，最后这句是一位家长的原话。

那为什么要着急治疗呢？

因为这种发育类的问题，是有时间窗口的，人的神经和大脑发育就那么几年，错过了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如果未来比如，10年，20年后有了安全有效的疗法，但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也许有用，也许没用，或者有一点用但作用不大，你让这些家长怎么选?横竖都是赌。

另外，这些疾病也并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么简单，比如同样是还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同样是CHD3蛋白突变，但这个蛋白有2000多个氨基酸，在不同位置的突变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早期发现的许多致病错义变异集中在ATPase/helicase功能区域，但后来在其他区域也发现了致病变异，很难用突变来预测未来的疾病情况。

而且，这还只是这一个基因突变，而人有接近2万个基因，可能有一些人这个基因虽然突变了，但别的基因也有变化，有一些会减轻情况，也有一些会加重情况。

所以，同样是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不同孩子未必能够共享同一套治疗方案。有些患者可能适用于共同的方案，有些患者则可能需要针对具体变异单独设计编辑器、ASO或其他分子工具。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共享一套治疗方案的。

比如这次事件中的小女孩，就是针对她所携带的CHD3致病变异设计了一套碱基编辑方案。

所以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要保留由患者家庭推动（patient-driven）、患者资助（patient-funded）、研究者发起并实施（investigator-initiated）的个体化基因治疗项目。

通常来说，传统药厂当然也可以做，但问题是它为什么要做？一个治疗方案可能只能覆盖一名或者几名患者，前面却照样要做分子设计、生产、质控、动物实验和长期随访，失败风险一点也不会因为患者少而降低。

而最终患者就这几个孩子，根本收不回研发成本。

资本家不是慈善家，不会做亏本买卖的。

而且，且看我说的而且。这些孩子的疾病，虽然没有什么正经的中文名字，但它还是有个英文名字的。

但，我认识的更多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即使完成测序，也只能得到“疑似致病变异”或“未明确诊断”，世界上暂时找不到足够相似的病例，疾病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名称。

所以什么叫罕见病？有名字的都已经在这里不算罕见了，还有更多的连名字都没有的！！！

另外我看到很多人提到，药物研发，不应该是走临床1,2,3期，如何如何的。

但，传统意义上的大样本临床试验路径，在这些疾病上往往很难直接照搬。

我们通常认为药物研发要实验室，细胞，动物，然后临床1,2,3期。

但这些孩子，哪怕是患有同样一种疾病的孩子，他们的疗法都可能不一样，怎么做临床1,2,3？就一个孩子啊。就算你能找到5个同样突变的孩子，那也不够啊。

这些孩子需要换一种临床研究方法。比如用N-of-1研究、单病例设计、长期治疗前基线、自然史资料、外部对照和客观功能指标，再配合长期安全随访。这些跟传统的大样本临床研究并不一样。

有人说，那科研人员就不应该收这个钱。

漂亮话谁都会说，我也能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但实际上呢？

说到这里也正好说一下国务院818号令，看到知乎上有人写到这个政策，我也就多说几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已经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按照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由依法成立的法人机构发起，实施研究的机构必须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还要有相应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研究能力和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条例同时明确规定，发起机构和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

这些要求本身没有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对于患者的保障。

但，这也极大的提高了参与者的门槛。

这套规则并没有在法律上直接禁止患者家庭参与资助，却让“由患者家庭承担主要研发费用，并以自己的孩子作为主要受试者”的项目变得极难操作。

为什么呢？因为条例规定不能向受试者收费，这是为了防止“付费换治疗”。

是的，条例就是为了防止付费换治疗，或者换句话说，要把资助和入组资格分离。

如果患者想要入组，要通过严格的医学审核和伦理审核。

对，这个确实是程序正义了，也防止了付费换治疗，但，有多少家庭，会倾家荡产的去资助一个，不一定能给自己孩子看病的项目？真就大爱无疆了？

818文件里，虽然保留了临床研究的道路，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够走上这条路的，很可能只剩下那些已经拥有充足经费、成熟平台和三甲医院支持的项目。

那对于那些，一个变异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人，商业公司觉得没钱赚，公共基金又未必会支持，研究团队也不可能刚好已经拿到了这个基因的课题。难道家长只能等着，等哪一天有一个团队突然对这个变异感兴趣，申到了基金，做完了实验，再来找到自己的孩子？

问题是，基金可以等，孩子的发育不能等。

仇某团队这次的研究肯定存在问题，而且可能不只是一个问题。个人不能脱离机构责任体系，自己找患者、自己收钱、自己决定怎么做，再把所有风险都留给家庭。基因编辑一旦进入人体，造成的后果可能无法逆转，这当然需要比普通研究更严格的监管。

但如果一旦执行了一刀切的监管，让这些家庭丧失了希望，又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不认为患者家庭资助研究本身就应该被禁止。很多超罕见病研究，本来就是家长先找到科学家、建立基金会、筹集资金，最后才把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问题变成正式项目。没有这些家庭，很多研究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

啰啰嗦嗦又写了这么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就陷入了极端的二极管思维，只有是和非，而忽视了患者，患者家属，研究团队，三甲医院和监管政策之间复杂的纠葛的关系，很多事情很难用一个简单对错就去判断背后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