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每接一个串标案，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翻法条，而是先把案件定性：它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里的哪一种模式。
这一条分两款。第一款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业内叫模式一，投标人之间互相串，典型就是围标、陪标、统一报价。第二款是"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模式二，招标方和投标方勾兑，典型是泄露标底、量身定做、内定中标。两款法定刑一样，都是三年以下，但辩护完全是两码事。
我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区分？因为模式一占了案件总量的绝大多数，大概九成五；模式二占比小，可一旦沾上，往往还拖着行贿受贿的链条，量刑反而更重。
说说我见过的几种情形。
邹明强案（(2019)湘12刑终200号）是模式二的代表——水务公司自己当招标人，又跟投标人串通，中标两个多亿，法院认了单位犯罪。这案子的意义在于提醒我：招标人一方同样能构成本罪主体，别只盯着投标人。
黄某3案（(2019)湘3123刑初96号）更极端，是模式二的"控制双方意志"——通过行贿水利局长控制招标人意志，同时控制投标人意志，最后以串通投标罪加行贿罪数罪并罚，判了四年。当投标人用钱同时买通两边，定性直接跳到模式二。
反过来，李某有案（(2014)肇中法刑一初字第3号）给我一个反向提醒：李某有是个包工头，不是投标人，帮人联系围标还送了九万块贿款。检察院直接以串通投标罪起诉他，法院没认——串标罪是身份犯，非投标人单独被诉缺乏依据，最后只认了行贿罪。这说明，当事人要是"陪标中介""买标掮客"，我第一反应就是主张主体不适格。
赤东建设集团案（(2018)鄂1127刑初85号）则是借资质那一类的单位归责：公司明知项目经理没资质还借出资质、收管理费，法院认了共犯，罚单位二十万、没收两百万。这里有个细节我常跟团队念叨——"收了管理费"既是单位获益（成立单位犯罪）的证据，也是违法所得（要没收）的证据，辩护时得把这两层分开评价，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模式一定下来，举证方向就清楚了：模式一，我盯着"投标人之间有没有意思联络、报价有没有被操纵"，光有标书雷同、MAC一致这些间接证据，我就主张不构成；模式二，我把火力转向招标人一方，没有招标方参与的实锤，就往无罪方向走。
我是王建剑，在天津执业，工程类和商事类的案子办得多了，串标这类刑事辩护也接触不少。写这些办案笔记，更多是想把这中间的弯弯绕绕记下来，供同行和当事人参考。案子千差万别，具体问题还得具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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