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18个衣衫褴褛的农民聚在一起，面前摆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的内容很简单：把村里的地分到各家各户去种，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这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约定，在那个年代却是一道送命题。按当时的政策，私分土地是要坐牢的。
沉默了很久，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开口了：“要是咱们中间有人因为这个被抓了，其他人要帮他把孩子养到十八岁。”没有人说话，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起身，在这张生死状上摁下了自己的红手印。他们不知道，这一摁，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包干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但经营权交给了农民。种什么、怎么种、收了多少，农民自己说了算。交了公粮之后，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个办法当时有多灵？小岗村在搞“大包干”之前，年年吃国家返销粮，家家户户出去讨饭。1979年，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粮食产量从上一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翻了近四倍，第一次不用出去讨饭了。
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说了一句“效果很好，可以推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这次来自最底层的改革盖了章，小岗村这个“安徽经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普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农民第一次有了种地的积极性——因为种出来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难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被破解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性质早已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农村，承包权依然归农民，但真正的耕作者早已不是当年那批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土地被流转给种粮大户或农业公司，三权分置的政策让承包权和经营权分了家。当年摁下红手印的那代农民已经老去甚至辞世，他们的儿孙大多进城务工，小岗村自己的土地也早已集中流转给企业经营。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是当年的“包干到户”了，它已经从一种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财产权利。
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再提当年那份生死状了？原因很复杂。一是小岗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制度创新，而“大包干”的精神已经写入了共和国的改革史。二是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家一户几亩地的碎片化经营，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农业规模化的要求。当年救命的“包干到户”，如今反而成了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三是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主流。很多农民早就不种地了，种地的是农业公司和种粮大户。当年的“生死状”在今天更像是一件历史文物，而不是一个现实话题。
小岗村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象征意义不容抹杀。那18个红手印，确实救活了中国农民，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但它只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如何让农民走向富裕，如何让农业走向现代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法单独完成的更大课题。
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正是对当年“包干到户”的延续和超越。如今，乡村振兴战略被提上日程，农村改革正在向着三产融合、城乡一体、数字化农业等更广阔的方向发展。从土地流转到智慧农业，从脱贫攻坚到和美乡村建设，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今天很少有人再提小岗村，不是因为忘记了那18个红手印，而是因为中国农村早已走出了那个破旧的土坯房，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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