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医生为什么被判的这么重？

2026年7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裁定落地——维持一审原判，以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一出，医疗圈内外讨论热烈。“我认可诊疗疏漏，但绝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被羁押一整年后，韩杰首次公开发声。

这是一起从医疗纠纷演变为刑事追责的典型案例。以下根据公开信息，按时间线梳理案件全貌。

事件经过：从凌晨急诊到患儿死亡

2024年2月15日（正月初六），一名2岁半男童开始出现腹胀不适。2月16日上午，家长带患儿前往抚州某三级医院就诊，诊断为“胃肠型感冒”，开药后回家观察。16日晚饭后，患儿开始呕吐。17日凌晨症状加重，家长于凌晨3时许将患儿送至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值班医生韩杰接诊。

据韩杰自述，家属起初自行判断为急性肠胃炎，不认可拍片检查。后经沟通，拍片提示肠梗阻，患儿被收住院保守治疗。因就诊时段为凌晨，医院B超检查科室无值班人员，且孩子当时没有腹痛、严重腹胀等表现，故未安排B超检查。

判决书显示，韩杰为患儿做了查体和腹部立位片检查，诊断为肠梗阻、急性胃肠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随即安排住院。首份病程记录中，韩杰写下“神志清楚，精神差，面色苍白”“腹部稍膨隆，尚软”，诊疗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密切关注患儿病情变化，高度警惕坏死性肠炎、肠套叠、嵌顿疝及感染性休克”。

关键争议点发生于首诊环节——韩杰没有对患儿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病历中没有任何腹股沟区的描述。判决书认定，他未按诊疗规范探查患儿腹股沟区，也未安排B超、CT等辅助检查。

上午8时许，韩杰完成交班、查房后打卡下班。副主任医师罗某查房后，指示延续原有补液方案。据韩杰供述，交接班时罗某曾要求他首先排查肠梗阻是否由小儿疝气引起，但他考虑到患儿无痛苦表情、家属未提供疝气病史，主观认定患儿不可能存在疝气，因而未检查腹股沟区。9时45分，韩杰在病程记录中写道，患儿“仍呕吐咖啡样胃内容物2次”“仍需高度警惕肠套叠可能”“必要时予腹部彩超检查排外”——判决书认定，他此后仍未检查腹股沟区，也未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

下午1时许，患儿突然腹痛加剧。家属求助后，值班护士在整个病区找不到医生，最后在另一栋楼才找到一名医生。该医生阅片后建议立即转院。家属自行驾车赶往江西省儿童医院。下午4时20分抵达时，患儿已无呼吸。江西省儿童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右侧腹股沟能摸到一个包块，推不回去。经过抢救，患儿于17时51分宣告死亡。

江西省儿童医院出具的五项最终死亡诊断：呼吸心跳骤停、感染性休克、肠梗阻、嵌顿性腹股沟疝、多脏器功能衰竭。本案未进行尸检。

三重追责：民事、行政、刑事依次启动

第一层：民事赔偿。 2024年5月，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25年3月28日，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判决健强第五医院承担85% 过错责任，赔偿家属1,465,146.17元。

江西开元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认定过错与死亡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疗过错参与度为85%~95%。专家意见书指出，如果及时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良好，很少引起死亡。

第二层：行政处罚。 临川区卫健委对韩杰及上级医师罗某作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第三层：刑事追责。 按照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流程，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完成后，事情本应结束。但家属拿着鉴定意见报警。2025年6月10日，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侦查。次日，韩杰被刑事拘留。6月17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据韩杰所述，自己被逮捕后，抚州健强第五医院第一时间与其解除了聘用关系。

2026年7月，一审法院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韩杰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为何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

综合二审判决书，检察机关与法院并非仅因患儿死亡或医院被认定承担主要责任，便直接推导韩杰构成犯罪，而是围绕诊疗义务、风险认知、行为持续时间及死亡因果关系四个环节论证其行为达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

据韩杰自述，法院认定其构成医疗事故罪，主要依据有三：

第一，未落实首诊负责制。 交班仅转移后续观察义务，无法抵消在岗阶段形成的不可逆诊疗过错。漏诊行为发生在韩杰当班期间，延误救治的因果链条自漏诊那一刻已经形成。

第二，严重违反诊疗规范。 判决认定其“该查体未查体、该会诊未会诊”。婴幼儿不明原因呕吐腹胀，腹股沟查体与外科急会诊是儿科急腹症的基础操作，未执行即构成违反诊疗规范。

第三，漏诊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诊疗过失与患儿死亡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案件被检法机关归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五十六条所列七类“严重不负责任”情形中的第六类——严重违反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

法律依据为《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韩杰的回应：认错不认罪

2026年7月，被羁押一年后，韩杰首次公开发声。8月6日，他在微博发文澄清多个问题。

关于漏诊认定：韩杰承认存在“处置疏漏”，但始终无法认同自身行为“达到触犯刑法、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严重程度”。他表示，“在整个诊疗过程里，腹部常规查体，我做了的，我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疏漏的地方，但仅仅是漏查了患儿的腹股沟区域。不能直接等同于漏诊‘腹股沟嵌顿疝’”。他强调，患儿刚入院时只能先做初步诊断，不可能一步敲定最终结果，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漏诊。

关于死因推断：韩杰指出，本案从头到尾没有做尸检。最早抚州的医学鉴定“只是靠着有限的病历资料，事后倒推得出‘嵌顿性腹股沟疝并肠梗阻’的结论，之后的司法鉴定也直接沿用了这个说法”。他还指出，江西省儿童医院的结论中，嵌顿疝和肠梗阻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并非合并的同一种病症。

关于交班与查房：韩杰提出，当天早上八点多他跟随上级医生一起查房，“如果当时真的查到孩子有嵌顿疝，这是急症，必须马上转外科做手术，不可能继续留在儿科保守观察”。既然查房后孩子依旧留在儿科观察治疗，他认为足以说明当时孩子没有疝气。

关于量刑传言：韩杰澄清网传“判一缓一”为谣言，真实判决是一年实刑，非缓刑。此外，法院判决还包含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

关于后续计划：韩杰表示不会接受众筹，目前暂时没有委托任何律师代理启动线下申诉程序。

行业争议：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案在医疗行业引发广泛讨论，争议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争议一：三级查房多人为何只有首诊医生入刑？

三级查房制度下，韩杰交班后，上级医师查房未发现问题，下午值班医生建议转院——多名医生均未识别出嵌顿疝。有观点提出，为何只有首诊医生承担刑事责任？某张姓医生认为，韩杰“责任过大”，是“承担无限责任”，医院有无问题、接班医生有无问题、转院后省儿童医院急诊及后续处理有无问题，都需界定清楚。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邵颖芳律师分析认为，医疗本质上是一个串联系统——涉及首诊预判、夜班护士观察、交接班信息传递、家长对病情的感知以及转诊决策等诸多环节。本案中，家长自行转院而非呼叫院内急救，也在客观上切断了院内系统补救的最后机会。然而在法律追责时，这根复杂的链条被简化为“医生漏诊导致死亡”的单线因果。

争议二：“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标准是否清晰？

《刑法》第335条“严重不负责任”的表述较为原则性。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解释，之所以设立这一条款，是因为完全穷尽列举“严重不负责任”并不现实，“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条款，是立法本身的必然选择”。但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如何审慎适用，区分“技术性失误”与“责任性失误”。在邓利强看来，如果医生该做的问诊、检查、转诊等都做到了，即便存在失误，也属于技术能力范畴；但如果该处理的没处理，则可能被认定为责任问题。

多位律师指出，尽管有一定衡量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边界往往并不像理论上那么清晰。标准模糊、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是过去多起争议案件反复出现的根源。

“厦门温红医生案”辩护律师李惠娟指出，判断是否构成“严重不负责任”，需要考量医生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预见能力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又与医生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执业年资、所在医院层级密切相关。

李惠娟还回溯了立法原意：医疗事故罪确立之时，我国对医疗事故一直区分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要是责任事故。“这说明立法者清醒地认识到医疗行为的高度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无意将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失误轻易纳入刑事追诉的范畴。”然而，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医疗事故不再区分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这一制度变迁使得《刑法》医疗事故罪在衔接上出现了空白。

争议三：鉴定意见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

由于司法机关通常不具备深入的医学专业知识，对于很难界定的“负不负责”，很多时候会将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作为最重要的判断依据。邓利强建议，所有拟以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的案件，都应尽可能委托中华医学会（国家级）进行鉴定或组织专家论证。

医疗领域律师卢意光指出，“严重不负责任”是医疗事故罪区别于普通医疗过失的关键，医疗事故罪认定一般需经鉴定程序，由奇数位资深专家对医患双方争议作出判断。

争议四：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追责三重评价是否合理？

有评论指出，民事赔偿146万与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后，再追刑责，实质上形成了对同一行为的三重评价，突破了医疗事故处理的既往惯例。这一裁判逻辑若被广泛援引，可能催生防御性医疗。

所谓防御性医疗，是指医生为了规避未来法律责任，倾向于把所有可能存在风险的检查全部做完、把所有存在争议的患者全部会诊、把所有高风险病例尽快转院——并非为了患者利益，而是为了自保。有观点认为，韩杰案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张强医生指出，如果责任界定模糊，将其归到一个普通一线医生，可能导致医院急诊推病人、年轻医生不愿从事高风险科室、过度检查增加医患负担等连锁反应。

案件后续：给医生的7条提醒

截至2026年8月7日，韩杰未委托律师启动申诉程序。案件判决已经生效，医疗行业对此案的讨论仍在持续。

给临床医生的提醒

韩杰案已判决，讨论还会持续。对一线医生而言，以下几个客观信号或许更值得留意：

1.诊疗常规中的“规定动作”不能省略

腹股沟查体、外科会诊、B超排查——这些在儿科急腹症诊疗规范中属于基础操作。本案首诊医生未完成其中一项，被法院认定为“严重违反诊疗规范”的核心依据。诊疗常规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成为事后司法评价的依据。

2.写到病历里的风险提示，必须有后续动作

判决书显示，首诊医生在病程记录中两次提到“需高度警惕嵌顿疝”“必要时予腹部彩超”，但未进一步执行。在司法认定中，这一点被解读为“有认知而无行动”——恰恰成为认定“严重不负责任”的关键证据之一。病程记录中写到的风险，如果不跟进处置，反而可能成为事后追责的不利材料。

3.首诊环节是法律追责中权重最高的一环

多名医生参与诊疗，但最终仅首诊医生被追究刑事责任。首诊环节承担了疾病识别、初步处置和风险预判的核心功能——一旦出现疏漏，后续诊疗难以完全补救。

4.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追责相互独立

医院赔偿146万、两名医生被行政停职——这些均未阻止刑事追责的启动。三类责任之间不存在“替代”或“抵消”关系。刑事追责的门槛在于是否达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而不在于民事是否已赔偿。

5.事故鉴定书的法律用途

本案中，事故鉴定书不仅是民事赔偿的依据，也是刑事立案的起点。鉴定结论一旦出具，后续司法程序将围绕其展开。在临床工作中，涉及死亡病例的规范处置和记录完整性，值得充分重视。本案未做尸检，韩杰辩护时曾对死因推断提出异议，但最终未影响判决结果。

6.急诊岗位的风险特征

急诊环境下的诊疗决策时间短、信息有限，但法律评价往往基于“事后最佳判断”——以最完善的医疗条件为标准审视当时的判断。首诊医生在这一环节面临较高的职业风险。

7.“科室找不到医生”的现实

本案中，患儿病情突然变化时，值班护士曾“整个病区找不到医生”。这一细节对医院管理者提出了调度机制的提醒，对一线医生而言也提示了交接班规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