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戴笠的推荐报告上批了六个字，这六个字注定了吴敬中最高军衔只能是少将，而且还不是铨叙军衔？

国民党军队中有多少上将、中将、少将，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糊涂账，因为他们的上将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中将少将也分铨叙军衔和职务两种，而且还可以“越级挂衔”，比如我们看戴笠历史照片上领章有两颗三角金星，但他直到1945年3月8日才跟孙立人等人从步兵上校铨叙晋升为陆军少将。

军衔有争议的还有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和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笔者在写到这两个人的时候，都不加军衔，因为怎么写都对，就可能怎么写都不对，就连毛人凤的军衔，在不同人的回忆文章中，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自己1946年抗战胜利后就在孙连仲、胡宗南保荐下被老蒋批准晋升中将，然后才去当了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中将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

电视剧《渗透》中那个东北督察处（室）处长（主任）李维恭挂中将军衔，看来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潜伏》中那个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原名吴景中），但他因为身份特殊，能当少将就已经顶了天花板——老蒋当年对他们这类人有过六个字批示，这六个字是批在戴笠提交的推荐报告上的，这六个字批示注定了吴敬中的军衔上限就是少将，而且这个少将还未必是铨叙的。

当年的特殊情况，使很多军统高级外勤特务如大区区长、省（大市）站站长都在军队中有兼职，程一鸣和文强、沈醉等人将其称为“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实际就是一套人马两三块牌子，吴敬中在当军统西北区区长时兼任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文强当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当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时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吴敬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着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少将处长，他的继任者李俊才在接班前是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至于是不是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原来那个处长，我们从特赦名单上就能看出来——他的职务标注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而不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那是因为他接过吴敬中烂摊子没多久就在天津解放后到军管会自首去了。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军统局没有铨叙中将，那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局任职（也可以说是兼职）期间，就已经铨叙中将了，挂中将职务军衔的特务就更多了，比如级别最高的张姓叛徒，职衔就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和“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但这个中将委员，往往要被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挤兑。

军统的中将大概率是职务军衔，因为戴笠到死也不过是个铨叙少将的副局长（主持工作），毛人凤死后追赠陆军上将遇到麻烦，也说明他当“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情报局局长时挂的军衔是职务而非铨叙，因为铨叙中将追赠上将基本是惯例，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说毛人凤追赠上将的动议在“行政院”审批受阻，那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毛人凤活着的时候，至于军衔是中将，但铨叙军衔是少将，按常规追赠只能晋升一级，或者把职务军衔“转正”为铨叙，戴笠死后就是从铨叙少将职务中将追赠铨叙中将的。

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回忆：“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将毛人凤的陆军中将衔，追赠为陆军上将（如果顺理成章，则无需宋求情），经蒋亲自批准，情报局（毛人凤死时保密局已改为情报局）在毛人凤的墓碑上刻上了‘故陆军上将毛公人凤之墓’，‘国防部’按例要将追赠毛人凤为陆军上将的提案，送交‘行政院’会议通过，但是在内部斗争中，这个提案竟被否决，因此毛人凤的墓碑成为一桩大笑话。”

后来不知谁出面说了话，毛人凤的“追赠上将”才获得通过，反正人已经死了，也就是给家属多发点补贴而已。与毛人凤磕磕绊绊才从“中将”追赠上将不同，郑介民死后从“二级上将”追赠“一级上将”却一路畅通，看来郑的军令部二厅厅长、“国防部”二厅厅长和“国防部次长”没白当——铨叙军衔一开始是“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管，后来是“国防部第一厅”管，老郑近水楼台先得月。

说完郑介民毛人凤，咱们该来看看戴笠和吴敬中的关系了——吴敬中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后叛变的，这一点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写得很清楚：“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临澧特训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戴笠在上海同时办了松江班（全称“苏浙行动委员会松江特种技术训练班”）和青浦班（全称“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两个班学员都参加了淞沪抗战，幸存者部分就地潜伏或派往敌后，还有一部分转到湖南，临澧班的规模比松江班和青浦班都大得多，自然需要更多教官，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但还是称其为吴敬中比较方便）能担任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已经算是比较受重视了，其他“叛徒”中最有名的余乐醒和谢力公在青浦、松江两班中以副主任身份主持工作，到了临澧班，也是“副主任”级别，吴敬中算中层干部。

谢力公在特训班地位比吴敬中高，也比余乐醒更受戴笠信任（虽然都是叛徒出身，但余乐醒叛变之前级别更高，能力更强，所以戴笠和毛人凤对他都很忌惮），所以才有了戴笠对谢力公的特别推荐，然后就“出事”了。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始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后与文强所著《戴笠其人》结集出版）一书中对戴笠推荐谢力公并被老蒋批示一事有详细记载：“戴笠对任何部下都怀疑对他不彻底忠诚，特别对一些叛徒更不放心，这也是向蒋介石那里学来的。有一次，他保举投身到军统的谢力公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开职务，蒋介石在这个报告上批了‘此人不可重用’几个字，并指示他，‘凡是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便一直牢牢本着这一原则来使用叛徒，特别提防。在军统中一些叛徒不管地位多高，但遇到特别重要的问题，戴笠还是不愿让他们知道的。”

老蒋这个人确实不咋地，但对叛徒的评价，还真不完全错误，一事不忠百事不用，对叛徒防一手也没有错。

吴敬中是叛徒，这一点毫无疑问，而戴笠和毛人凤对叛徒的态度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沈醉在回忆文章中写得很清楚：“有一次，戴笠发现有一个总值日官是共产党的叛徒，戴笠便找我到他家里去，边吃饭边谈，说军统局这份家业是他的事业的基础本钱，如果让叛徒利用当总值日时的权力，搞一次暴动，便一切都完了。蒋介石曾当面指示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

不管是老蒋还是戴笠毛人凤，对叛徒都是用而又疑，使用时也是严格控制，尤其是对叛徒中的特务，更是一防再防、用完就丢，沈醉还把叛徒划分为三类：“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

军统（保密局）在编特务虽然都有军籍，但却与正规军人有区别，而且不大受军方大佬待见，尤其是陈诚、黄维那样的传统军人，更是对特务没有好印象，他们认为军统（保密局）特务只会搞阴谋诡计抓人杀人滥用酷刑，对正规作战没啥帮助，提供的“情报”也虚多实少，所以“国防部二厅”主管军事情报（二厅又叫情报厅，三厅又叫作战厅），对“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比较排斥。

军统（保密局）特务要是没在正规军事单位（如行辕、绥署、“剿总”、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有职务，晋升军衔就比较困难，吴敬中出身叛徒，晋升就更困难了——老蒋那“此人不可重用”六个字，实际是写给所有叛徒特务的，这也等于给吴敬中那样的特务设了军衔上限。

叛徒加特务，这两个“身份”叠加，吴敬中的“晋升报告”送到铨叙厅或第一厅，您说那帮掌权者能不卡脖子吗？有人说被抓前已经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的沈醉铨叙军衔可能只是上校，那么在您看来，吴敬中一直混在保密局，有可能从少将晋升为中将吗？吴敬中的少将军衔，是铨叙军衔还是职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