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中国保险业：几段改革开放往事

文丨徐晓

举国缅怀。

朱镕基从1991年4月入值中央政府，至2003年3月卸任，前后12年。以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界，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即使在担任副总理期间，也是朱镕基主管经济，所以说他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操盘手”当无异议。

有人列举了朱的政绩清单，在他任内，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诸多突破性改革：

国企“破三铁”、政企分离、改制上市；剥离不良资产，银行改制上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搭建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分税制改革……

单就保险业而言，从1991年到2003年，也是做了很多带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大事：

打破独家垄断，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逐渐成形；第一部保险大法出台；独立的专门保险监管机构成立；市场开放，从1992年的“破门”到中国“入世”以后的更大开放……

林林总总，粗略归纳为“改革”和“开放”两大类。这里只拣几件与朱镕基直接相关的往事来说。

1

-Insurance Today-

一句话定下产寿险分业

首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机构体制改革。

此事从1994年开始筹划。该年8月初，刚刚就任人保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马永伟，到北戴河参加朱镕基副总理主持的金融改革发展座谈会。关于保险业就一句话：对人保适时推进产寿险分业经营。

经过多轮设计、论证，最终落地的方案是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简称“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产保险、中保人寿保险、中保再保险三家子公司。

又两年，中保集团再次改革，集团解散，旗下三家子公司以及海外的香港中国保险集团分别成为独立法人，总共四家。

这两次机构体制改革，尤其是后面的那次彻底“分家”，很令“老保险”们唏嘘感慨。今日回看，它的意义恰在于彻底打破延续数十年的“一家独大”局面，激发了市场活力。

一是将人保“巨无霸”拆散成体量较轻的几家公司，弱化垄断；

二是鼓励（或者允许）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做大做强；

三是催生其他市场主体（如1996年一次性批设五家股份制保险公司）。民间事后诸葛亮似的猜测：这些或许都是未雨绸缪，在对外开放之前先行“对内开放”？

顺带可以透露一下，1998年中保集团第二次分拆时，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个金字招牌由当时的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继承，也是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7月的一次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拍板的，今天的人保集团能够以“保险业的共和国长子”自许，真得感谢朱老板。

不数年间，“老人保”旗下的四家子公司又各自发展成为大型保险集团，同时，市场上其他公司也获得了更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

放眼整个市场，原先是一艘巨舰加上几条小舢板，如今已是十几个航母编队浩荡逐浪。试想：假如没有当年的那“一拆再拆”，安有如今盛景？

人保一拆再拆，解决的是市场主体问题；监管体制也随之重塑。

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此方案在1997年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定调，经1998年大半年操作，从11月18日起，中国有了专门的保险监管机构。

同属这条改革脉络，中国人寿的改革也值得一说。

1996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人寿（中保人寿）粗放经营，积累了大量利差损风险。1999年底，朱老板急召香港的王宪章进京，接掌中国人寿。经数年治理，业绩大有改观，乃谋求改制上市。

在权衡上市方案之时，王宪章偏向于整体改制而非分拆上市，并将详细思路上报，得到了朱的认可。如此方有中国人寿“新老划断”的重组方案，以及2003年底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成为当年全球最大IPO。

2

-Insurance Today-

一张牌照打开保险市场

不得不佩服，朱镕基的眼光是比较超前的。1990年，还在执掌上海期间，朱镕基就组建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延揽众多国际巨头共襄盛举，并聘请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的董事长格林伯格担任首任主席。这一创举后来被北京、广东等地复刻。

当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复关”谈判之时，高层已经开始考虑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1992年下半年，第一张外资保险公司牌照发给了格林伯格的AIG。

一张牌照，只是打开了一扇门。

90年代后半程，关贸总协定翻牌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谈判加速，这一进程始终在朱镕基总理主导之下，关于开放的力度、步骤，乃至具体的清单，朱相了然于胸。

1999年11月14日，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国外经贸部，中美谈判濒临破裂，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作势闹着要“回娘家”之时，朱相亲自出面，与他们一条一条地过：

这个可以让到哪一步：那个不可以，你们也要体谅我方的国情和我本人的苦衷……

最后，于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协议。当时众多美国保险公司在华首席代表说：感觉圣诞节提前到来了！

次年（2000年）5月，又是朱相亲自出面，搞定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签署了中欧协定。

3

-Insurance Today-

一个“祖父条款”收官入世谈判

到2001年底临门一脚时，“老朋友”格林伯格鼓捣美国政府祭出“祖父条款”，试图在中国“入世”以后延续它独资经营的独家优势。

朱相亲遣中方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丽兹卡尔顿饭店的格林伯格套房里与格老进行一对一面谈，最后结果是双方各有退让，达成妥协：

赶在“入世”之前，中方为AIG旗下的友邦保险公司批设独资的北京分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及在东莞和江门设立支公司。如此，既部分满足了格老的要求，又没有突破WTO“一视同仁”的基本规则，中国“入世”障碍扫除。

如此安排，既需要谈判技巧，更需要政治智慧。

一句话、一张牌照、一个“祖父条款”，看似“两三事”，实则串起了中国保险业从一家独大到主体多元、从有限开放到全面入世的制度转折。保监会的成立和中国人寿的改制上市，则是这条主线上的制度落点和企业回声。

吴敬琏有一句话：“改革要有大思路”。所谓大思路，就是顶层设计。

再回首，是不是可以说，朱镕基操盘中国经济的那12年，是我国保险业最为激荡、最为辉煌的时期？最重要的、最难做的事情，朱镕基能做的都做了。相比较而言，后来者较为轻松，也较难有大的创新与突破。

苏轼在《思治论》中说过：“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用以表述成大事者的目标、意志与勇气，方法、途径与实力。

用这两句古语来形容朱镕基，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