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于和伟出场，有《辩护人》的影子，虽然套路，但值得思考

8月14日，电视剧《重器》播出至第10集。在最新的剧情内容当中，于和伟角色终于登场，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而围绕于和伟角色展开的戏份，其实就是编剧赵冬苓对于韩国电影《辩护人》的一种学习借鉴，甚至于剧作当中的部分台词内容，都是来自于《辩护人》的。于和伟角色的故事，在《重器》当中虽然套路，但也值得深思一下。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李乡律师受法院委派，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他为犯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结果招致主抓严打领导的不满，领导授意将李乡律师关押，并且责令法院严厉判刑，以儆效尤。律协重视，全国多地大律师声援李乡。继而，于和伟老师饰演的全国知名大律师登场，成为李乡案的第一辩护律师。

在庭审当中，于和伟角色饰演的大律师慷慨陈词，然后用到了《辩护人》当中的一些内容甚至于是台词，说他，今天我为李乡辩护而成为被告人，那明天就会有人为我辩护，他再成为被告人，那依旧有律师站出来为他辩护……这其实就是电影《辩护人》当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了。赵冬苓编剧在《重器》当中活学活用了。

于和伟角色的戏份，在《重器》当中虽然套路了，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比如说，在大礼堂当中，全国知名律师齐聚一堂的时候，于和伟角色饰演的大律师做公开讲演，真的有陈独秀先生又回来了的意思了。这个讲演当中，于和伟角色提到一点，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律师不是法院检察院的对立面，我们和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

这话放在当年，确实是有力量的。放在司法进步的当下，其实就是一句常识语言了。既然是常识语言，那我为什么还要说这话值得深思呢？因为这话放在各行各业，都有不一样的认识。比如说，放在影视剧行业当中，这话就值得很多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们深思。容我加两个例子吧。

前两天，我差评某部电影，基于文本，严肃分析，认证论证，可谁知，有“三体人”投诉，就把我的影评给删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偏正向一些了。上个月，有个朋友找我说，他参与的电视剧 《重器》就要开播了，到时候，让我写剧评给美言几句。《重器》播出之后，大家伙也看到了，我没给面子，有问题的地方直接指出，尤其是编剧在叙事智商、叙事逻辑上的种种问题，我是直接论证式批评的。

但是，朋友这边，只是表达委屈，却没有做其它手脚，比如说，用他们巨大的权力来压制我的剧评。《重器》的出品方是谁，大家伙能看到。朋友这边只是说，我们会基于您的批评，进行有的放矢的反驳。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比用“三体人”投诉下架我影评的那个，要强一万倍了。

影评人、剧评人和影视剧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前边讲的类似的关系。影评人剧评人是中国影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评人剧评人更不是影视剧的对立面，我们和影视剧创作者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影视的主体。《重器》当中于和伟角色的话语，其实是值得影视公司门认真思考的。

我们好评一部影视剧作品的时候，可能被影视公司认为是自己人。一旦我们差评一部作品，就容易被打成对立面。这和《重器》当中某位严打领导的思维方式就是相似的了。《重器》当中，那位严打领导被处理，大快人心。回到影评人剧评人差评一部戏上来，即便是差评，其实也不是对立的，而是帮助影视创作进一步完善的。

比如说，我差评《重器》的时候，提到杀夫案当中的叙事漏洞问题——母亲担心闺女声誉被毁，因此不敢说出杀夫真相，其实，在农村地区，谁跟谁睡觉这事儿，第一晚发生，第二天一早就可以传遍大街小巷，村西头的傻子都能知道了，因此，说母亲不说周边群众就不知道就能维护闺女名声，那显然是有叙事漏洞的。

这种提出，是给电视剧找事儿呢，还是给电视剧帮忙呢？我觉得，这是帮忙。这就好比是给编剧找出叙事问题所在，然后激励编剧，以后再创作这类情节的时候，要注意堵叙事漏洞。也是基于此，我才对《重器》当中于和伟角色的这些发言感兴趣，觉得有思考价值。我差评《重器》的剧评文章一篇都没有消失，这其实就是剧作方的雅量，通过这部戏，剧作方知道他们和剧评人是一体的，不是对立的，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剧的主体。

而这种雅量，并没有出现在“某部电影”当中——我对某片的首篇差评，还是被“三体人”带走了。因此，我更希望“三体人”也看看《重器》当中于和伟角色的这段话语，反思一下——容不下批评，那赞美岂不是吹嘘。（文/马庆云）